公立医院廉政风险点分析及防范对策研究

廉政风险管理是新时代公立医院党的建设重要工作之一。本文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发布的2020年和2021年公立医院腐败案件判决进行统计和分析,归纳总结公立医院易发高发的廉政风险点,根据新时代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了风险防范策略,以期为公立医院未来廉政风险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对策。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双重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超大规模政党,大党有大的优势,也有自身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一百多年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自身治理的有效路径,形成了“人民监督、人人负责”的第一个答案和“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的最新形态,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丰富完善,由此形成了“内外兼修”的双重路径,开创了超大型政党治理的新形态、新成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第一个答案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外部路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使命任务的行动自觉,是刀刃向内,是内部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旨在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两个答案”内在统一,都源自党的初心使命,贯穿党的奋斗历史,统一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类型政党的本质区别,从政党发展、政党现代化的角度看,是一种与时代同向而行的政党治理创新。

创新要素集聚、反腐与创新效率提升

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而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则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因此,现阶段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从理论上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腐败作为一种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府行为,可能不利于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文章将腐败行为引入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初步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行政腐败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当反腐力度加强时,这一抑制效应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基于2002—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空间面板回归模型、IV-Tobit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要素集聚有效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腐败行为的存在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同时,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各地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的加强有效地缓解了腐败所造成的负向效应,同时也使创新要素集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纠偏,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了制度红利,提供了有利于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配置的生存土壤。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文章认为腐败行为的创新抑制效应意味着加强反腐力度、简政放权能够改善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环境。反腐虽然能够降低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创新效率,但市场机制扭曲才是腐败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根源所在。因此,现阶段应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入手,转变政府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引导为辅的创新要素集聚模式。

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的三重逻辑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新时代反腐倡廉工作形势、斗争形势和廉政建设实践需要提出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方针。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形成的背后存在三重逻辑:由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廉政观构成的科学理论来源;由中华传统优秀廉政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败斗争历程组成的历史进路;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有效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长期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具体实践构建的现实基础。以理论、历史和实践为基础探寻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的三重生成逻辑,有利于进一步探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渊源和现实支撑,助力中国党风廉政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内涵、原则与路径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毒瘤,是与人类政治生活偕行的痼疾。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腐败发生机理的深刻认知,也彰显着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鲜明指向。在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所蕴含的策略和要求,准确把握腐败的形成要素、作用机理和衍生规律,确定科学的实践原则和思路;以“全周期管理”方式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融于一体,精准发力,多措并举,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的广度和深度。

基于相机感知的域自适应行人重识别模型

针对行人重识别在损坏场景下训练集和测试集分布差距过大、背景复杂度过高和噪声种类过多导致识别性能过低的问题,提出基于相机感知的域自适应行人重识别模型,引入并充分利用相机信息,在训练阶段对齐不同摄像机的图像分布,在测试阶段利用时序信息进行排序优化,减少训练集和测试集分布差异带来的影响,有效应对背景复杂度和噪声种类的问题.模型不仅从数据集处理角度有效减轻损坏图像的影响,还对排序优化进行二次加权,显著提高其在损坏场景中的性能.在Market-1501、DukeMTMC-reID、CUHK03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文中模型的有效性.

需求理论视阈下不想腐的心理形成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不想腐”的建设仍以思想教育引导为主,缺乏一套完善的心理形成机制。需求是腐败行为的源动力,要构建“不想腐”的心理形成机制,应当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为依据,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心理动因,将腐败心理按照物质导向、安全稳定导向、归属导向与自尊导向归为四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不想腐”的体制机制闭环。具体而言,“不想腐”的心理形成机制应当包含如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完善“不想腐”的内部心理保障机制,筑牢思想根基,培育廉政心理;二是构建“不想腐”的外部物质激励机制,完善薪酬待遇体系,满足公职人员的合理需求;三是建立外部廉洁文化涵养机制,形成全社会的廉洁文化,涵养公职人员的廉政作为;四是注重“三不腐”之间的相互贯通与一体推进,促使“不敢腐”与“不能腐”向“不想腐”转化。

新时代中国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本土概念与量表构建

意愿等心理机制是决定民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活动的重要因素,反腐败效能感概念的提出与测量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学理性探讨。反腐败效能感涵盖民众基于自我能力认知的内部效能感和基于对反腐败政策发生效用的外部效能感,其中对于具体反腐败政策的评价、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廉洁形象的评价以及对于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倾向性态度等是中国本土的独有特征。基于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微观测量为构建反腐倡廉宏观方略的长效动力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严治党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知识积累和政策咨询意义。

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修复方法综述

视频作为常见的媒体信息之一,目前已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以抖音等为代表的短视频软件的兴起,使得与视频相关的技术不断迭代更新。其中,视频修复技术是视频处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视频修复技术是利用视频帧内的像素信息和帧间的时域参考信息对视频帧受损的区域进行内容推理并修复,在补全缺损视频、物体移除及视频伪造检测等场景中具有广泛应用前景。该技术可追溯到二十世纪末的老电影修复技术,该任务通常由专业的技术团队逐帧修复完成。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已有一些人工智能技术用于视频修复,让老电影重获新生。目前,视频修复技术可分为传统方法和基于深度学习的两类方法。其中,传统方法由于缺少对高层语义信息的理解,在场景复杂、缺失区域较大的情况下修复效果不佳;而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随着算法框架的优化和图形处理器性能的提升展现了出色的效果,对修复结果的语义结构准确性和时间一致性都有明显的提升。本文在简要回顾传统视频修复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四类基于深度学习视频修复方法的网络结构、参数模型、性能表现与优缺点;介绍视频修复领域中常用的数据集和评价指标;最后,对视频修复领域现存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诱导、浸没与腐败的生命周期:社会互动如何影响贪腐行为中的时间性因素

本文致力于考察社会互动对腐败生命周期中时间性因素的影响方式。基于起诉书数据集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研究发现:首先,围绕公权力的持续性社会互动,会在行贿主体与受贿主体双方的双向诱导效应下,加快权力持有者的沉沦速度,即缩短贪腐官员从任职到第一次犯罪的时间间隔;其次,通过将腐败交易浸没在日常化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互动显著延长了贪腐行为的持存期,即延长了从第一次犯罪到被抓捕的时间间隔;第三,社会互动会导致贪腐行为产生功能自主性,加快贪腐行为再生产的节奏,即缩短多次重复犯罪的时间间隔。

高校管理者廉洁风险:发生机理与防治策略

高校管理者群体是掌握和行使高校内部管理权力的核心群体,有效防治高校管理者廉洁风险是高校履行使命、实现善治、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采用40个公开报道的高校管理者腐败案例,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构建高校管理者廉洁风险发生机理模型并提出相应防治策略。研究发现:对腐败的态度和对腐败的主观规范是高校管理者廉洁风险产生的动机影响因素;知觉行为控制和情境因素是高校管理者廉洁风险产生的机会影响因素;具体的腐败行为及其后果会形成反馈效应,强化高校管理者廉洁风险的动机和机会因素,进而增加高校管理者廉洁风险。防治高校管理者廉洁风险可以从改变高校管理者行为意向着手,强化心理干预、筑牢心理防线,完善正向激励、激发内生动力,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强化上级监管、提升监督效能,从而实现弱化腐败动机、减少腐败机会和阻断反馈效应。

运用“三不腐”理念推进金融反腐的实施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迈入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正在发生,迫切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而金融腐败问题严重影响着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虽然我国在金融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惩治机制跟不上金融反腐形势、治理协同机制难以建立、惩治手段震慑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一体推进“三不腐”理念的提出,对于摆脱这一困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一体推进“三不腐”理念指导下,金融反腐机构通过构建和完善金融腐败系统化防治体系,打通金融反腐机构间的协同联动路径,形成金融腐败治理动态闭环,从而有效提升反腐治理效能。

新时代高校加强辅导员廉政教育探索

高校辅导员在立德树人工作中的角色特殊性决定了加强其廉政教育的重要性。加强高校辅导员廉政教育是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保证,是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迫切需求,是辅导员自身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当前,辅导员廉政教育存在廉政教育监督考评机制不健全、廉政教育形式化严重教育实效不强和辅导员对廉政教育认知不足、廉政教育自觉意识不强等问题。高校加强辅导员廉政教育应完善工作体系,健全辅导员廉政教育考核机制;优化教育内容与形式,提升辅导员廉政教育实效性;加强教育引导,增强辅导员在廉政教育中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论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刑法机制

立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法律机制。存量腐败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的消灭,故可结合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和赦免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具体展开。追诉时效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常规机制,但可能时间长、代价大。赦免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非常规机制。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专门决定,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廉政账户,对党的二十大之前的存量腐败犯罪予以有条件赦免,并在涤清巨大腐败存量的同时,确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和重点事项申报与公示制度等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论跨境腐败资产直接追回之民事诉讼——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为中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规定了缔约国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直接追回腐败资产。一系列国际公约和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都承认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诉讼权利。在直接追回腐败资产的民事诉讼中,受贿者、行贿者以及中间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告。资产追回行动具有许多独特的挑战,资产追回律师应具备一定的政治头脑和会计、金融、法律等领域知识。起诉地点的选择主要受腐败所得资产所在地的影响。就诉讼的类型而言,主要有所有权诉讼和索赔诉讼两类。资产民事追回案件中的调查措施,有前期披露、禁言令和单方搜查令等;临时资产保全措施,如限制令、冻结令或扣押令等。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廉洁教育存在问题与对策

随着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推进,党和国家对新形势下的高校廉洁教育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廉洁教育意识薄弱、参与积极性不足;廉洁教育未能有序推进、教育无层次、无重点;廉洁教育力量分散、育人格局欠佳。为更好地推进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该文在深入理解廉洁育人内涵的基础上,立足于“三全育人”理念和“立德树人”目标,探索符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齐力的廉洁育人途径,为大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反腐倡廉建设的稳步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区块链赋能企业反腐败合规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企业反腐败合规建设既是驱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区块链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一项创新技术,以其公开透明可追溯、不可变更难篡改、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和安全隐私可保护等特征优势,有效应对传统企业合规管理的现实困境,驱动企业权力运行数据化、管理数据真实化、流程运行高效化和信息安全隐私化。立足于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社会的时代背景,应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逻辑推动企业反腐败合规的实践落地:建立反腐败合规动态监督预警机制;构建反腐败合规全周期过程管控体系;构建企业反腐败信息互联互通体系;构建反腐败合规数据安全隐私体系。

新时代高校研究生反腐和廉洁教育认知调查与对策建议

反腐和廉洁教育是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课题组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式对西南交通大学现阶段研究生反腐和廉洁教育工作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就现阶段研究生对廉洁教育途径、方法、内容等方面的认知状态来说,必须加强研究生廉洁教育意识的培养和固化,精准创新研究生廉洁教育的途径和方式,将廉洁教育课程化、实践化、常态化、数字化,不断丰富研究生廉洁教育的内容,才能提高研究生廉洁教育的实效性。

数字经济时代的若干新型犯罪与刑法应对

面对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所伴生的新型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适用必须予以回应。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在理论上可以适用现行货币罪名体系,但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特征决定了以实物货币为对象的罪刑规范难以规制侵害数字货币的行为,这有待在立法层面适时跟进。在我国,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对于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行为,应当适用刑法第191条第1款第五项,并以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计算洗钱数额。若资金数额无法查清,则应当将用于洗钱的虚拟货币数额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外,无论是以虚拟货币等数字资产作为贿赂对象,还是在表现形式上将红包、礼品卡等实体物电子化,此类新型腐败没有改变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与行为本质,应当纳入贿赂犯罪的规制范围。

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的内在结构与法治逻辑

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是当今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审判,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在办案衔接、审判权归属、审判组织综合管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具体指导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运行特征,由此决定这类案件内部审判结构有着以下基本特性:内部审判组织架构的综合性,审判程序规范的适度灵活性,审判运行方式的安全有效性,审判形式上的严格性。在尊重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内在固有结构的基础上,仍需从审判权力结构的调整、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庭前会议和庭审要素的把握和审判方式的灵活运用等方面,建构案件审判的法治逻辑,以体现审判应有的司法属性和程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