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规的基本属性研究

监察法规具有跨法和政治的鲜明特点,是连接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桥梁纽带,是将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方面,监察法规属于法律法规的一种,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相衔接,符合一般法律的制定要求,具有一般法律的属性;另一方面,它也与党内法规相衔接,与党内法规的基本理念、原则要求保持一致,本质上是党内法规的法律形式表达,具有相较一般法律法规更为突出的政治属性。监察法规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建立在对其政治和法律双重属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之上。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监察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完善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国家监察和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政治与法律密切交融嵌合的科学监察理论。以依规依纪依法为多元依据的相对独立支系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向度看,该支系统是通过对“公权力监督全覆盖”理论和实践经验提炼总结而形成的认识论范畴,其特定内涵和思想要义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文化基石。从实践向度看,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在宪法上确立监察权,重塑了我国政权组织形式;在机构设置上,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机统一。监察法的颁行,更是推动了多元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效衔接与整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监察理论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构成,也成为国家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的指引,还将推动以“对人监督”为核心的公权力监督理念日益国际化,推动对监察权的再监督体系逐步从以自体监督为主转向以异体监督为主,确保监察权行使的规范化、法治化,最终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观目标提供内生动力。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乃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能缺少宪法的参与。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不能回应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因此,必须要用修宪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监察机关留置问题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留置完成了从党内措施到国家监察措施的转变,成为监察机关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留置措施适用程序,特别是提请留置的程序、决定程序、决定的人员和方式、通知家属的内容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对被留置的对象作何处理,包括先行拘留,再根据案件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决定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程序,也需要研究和明确。监察机关将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后,检察机关如果认为有事实和证据需要补充核实的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此时案件仍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应关押在看守所不应退回到留置状态,不应转移至监察机关办案场所。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前的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肇始,至建国初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再到“五四宪法”颁行后的监察部(1954—1959年),中经行政监察制度的重建和探索(1986—2017年),最终经过2016年迄今的监察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围绕人民性、独立性、实效性等核心命题,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廉能统一,在保持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之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之路。

论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

国家监察权同样存在被滥用和发生腐败的可能,必须予以制约和监督。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应当遵循有利于国家监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制约与社会监督并重、外部制约监督与内部制约监督相结合以及依法制约与监督的原则。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包括执政党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制约与监督,社会组织和社会舆论、公民个人的监督,以及国家监察机关自身的制约与监督等几种,并依主体的不同而需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程序。为保障对国家监察权制约与监督的顺利进行,还需要配套采取大力推进监察信息公开、保障检察权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以及保障律师在国家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中依法执业的权利等措施。

高校纪委监督权的配置——基于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分析

党在高校的纪律检查制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党内监督体系是实现高校党委对本校管党治党、办学治校全面领导的重要政治保障,需要充分发挥高校纪委专责监督作用。本研究基于高校内部治理体系,通过高校内部权力结构、高校党内监督体系、高校纪委监督权内部结构,逐层透视高校纪委监督权在高校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和职能特征,进而围绕党章赋予高校纪委的职责,分别探究高校纪委监督、执纪、问责三项职权的配置方式。

“对人监察”抑或“对事监察”——论我国监察委员会监察权的边界

"对人监察"与"对事监察"是监察权对象指向的两层维度。前者是指监察权的指针对象仅为国家公职人员,无权对其他国家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与干预,表现为"权"对"人"的逻辑关系;后者表示监察权的指针对象为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表现为"权"对"权"的逻辑关系,但即使具有对"权"进行监察的监察权也仅具有事实上的对权监督制约效果,无权作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约束性决定。就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范畴选择而言,基于我国目前的法治国情及历史经验,应该坚持以事后为监察路径的"对人监察",而不能将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触角伸及到其他公权力运行的内部,以防止造成权力过度膨胀及干预的后果。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的构建

构建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举措,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实践根基和制度根基。构建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的原则性要求包括:“一套机构”是组织原则,“纪法贯通”是程序要求,“衔接配套”是制度规定。今后,应规范纪委监委组织机构的职责配备,建立纪委执纪与监委执法衔接机制,完善以《监察法》为中心的配套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

纪委监委监督的嵌入性研究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范式,本质在于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监督是纪委监委的首要职责。嵌入式监督具有整体性、主动性、互动性及信息化四个特征。纪委监委嵌入式监督的主体是纪委监委机关,被嵌入的对象是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履职用权行为。从党纪法规、机构人员、网络信息三个维度分析纪委监委监督的嵌入机理,对提高监督质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监察法规的法律位阶问题研究

2018年先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得以法治化。但是,作为最高监察机关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并未被明确赋予制定监察法规的法定职权。由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监察法》贯彻落实的客观需要,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制定监察法规。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获得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背景下,监察法规的法律位阶便成了一个亟待明确的问题。通过借鉴行政法规的划分理论,对监察法规进行类型化,将其区分为职权性监察法规、授权性监察法规和执行性监察法规,进而准确厘定监察法规的法律位阶。

朝鲜停战中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监督朝鲜停战的重要机构之一。关于该机构的职能和地位,《朝鲜停战协定》有关条款做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但该机构从酝酿成立及之后的职能实施却历经波折。该机构的成立主要源于中国的朝鲜停战监督构想,即让中立国监督朝鲜停战,这与美国所主张的让联合国监督朝鲜停战的根本理念相冲突。因而,在停战谈判过程中,美国就竭力限制该机构的职能地位。该机构成立之后,美国又竭力破坏其在停战监督中的职能实施,使其难以在韩国立足。最终,美国单方面迫使该机构撤往非军事区,使其无法正常行使停战监督职能,成为形同虚设的机构。

“一行三会”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问题

目前,"一行三会"监管协调机制面临的问题,表现在不能实现对风险的监管全覆盖、协调机制法律效力低下、信息互通机制没有建立等方面。究其根源,在于国家所有权导致的监管权能不平等和监管目标失衡,以及国家行政级别导致的监管独立性缺失和监管执行力下降。我们可以通过明确监管协调机制的监管目标和确定人民银行在监管协调机制中的领导者地位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监察委调查权程序审视

监察委调查权是国家为实现高效反腐,通过《监察法》新赋予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监察权力。碍于监察权职能全覆盖的实际,理论上平行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监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实际处于“高位”状态。又因《监察法》对处于监察权核心地位的监察委调查权的权力载体——监察调查措施实施规制不足、对监察委调查权运行正当程序规范阙如等问题,实际上造成监察案件质量存忧、监察权力运行合法性堪忧、权力失范等不良法律后果。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对监察委调查权进行规制:明确被调查人的程序权利保障规则、完善监察委技术调查措施适用程序的立法规则、完善监察委员会刑事调查权行使监督机制、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监察委调查权程序立法规则目标,以期有益于监察权的良性运行。

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相向关系研究

2018年我国宪法修改,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并赋予其国家监察权,形成了人大监督、监察委监察监督和检察院法律适用监督的国家监督体系。监察委员会是我国的监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并接受人大的监督,它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监督,当然也包括对人大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以及人大代表的监察监督。人大的监督与监察委的监督看似两者之间具有相向性,但人大监督的对象是组织和工作,而监察监督的对象则是个体和具体的人。监察委员会不能对人大组织及其工作进行监督,只能对在人大的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进行监察监督。为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协调人大监督与监察委员会监察的关系,应依据宪法和监察法,及时修改人大监督法和人大代表法,制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建立健全国家法治监督制度体系。

列宁党内监督思想及其对我党的启示

十月革命后列宁极为重视执政党的党内监督,其主要理论措施是,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规定其与中央委员会的平行地位,保障其独立地位,加强党的监察机构与监督制度建设。我们党也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党内民主制度尤其是集体决策制度贯彻实施的监督,将对重要岗位和"第一把手"的监督设置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在省级及以下行政区域实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委平行的政治体制,以创新监督方式强化公民对公权运行的监督促进党内监督。

健全监督体系,履行基层纪委监督监察职责

监察法的实施,加强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针对基层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通过抓实基层党建、压实两个责任、落实巡察整改、拓宽教育途径、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健全监督体系,提高基层纪委监督监察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县级监委运用《监察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县级监委是我国监察系统和监察体制的基础,是运用和实施《监察法》、实现国家监察职能的最基本依靠力量。目前县级监委运用《监察法》面临执法依据不统一、配套体系不健全、业务保障不充足、人才配置供给不适应等困境,亟须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监察法》配套规范,建立党规党纪和监察解释及反腐协调工作机制,加强监察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监察法》有效实施和监察体制改革深入进行。

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与检察机关诉讼衔接机制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变革,其实质就是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的"重塑"和"再造",目前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国家监察委与司法机关协调衔接的实质就是与国家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协调和衔接,无论是从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等方面出发,还是从刑事诉讼规律的角度考量,监察委员会不仅要与诉讼程序有效衔接,还应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本文着重研究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与检察机关诉讼衔接机制的构建,将研究重心置于监察体制改革与检察机关诉讼衔接的制度样态与实践运作等方面。

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的结构化逻辑分析

从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逻辑来说,在宏观层面,执政党领导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提供了政治保证,国家监察是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治理政党的结构化机制。监察权的政治性及其产生均源于党的领导权,运用监察权旨在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具体化。在中观层面的具体实践中,监察委员会运行与纪律检查委员会运行是一体化的,合署办公是党领导国家监察工作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对监察权行使的一种结构性制约。在微观的程序层面,监察运行具有法治依据和程序保证,基于监察运行的纪法衔接,监察证据可以应用于纪律审查,提高纪律审查的法治性;基于监察运行的司法衔接,监察委员会应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实现法律协同和程序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