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检衔接的逻辑与方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成为我国法治实践中的新课题。当前由于规范供给的粗疏与缺漏,监检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监察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造成少数监察活动的“非法”现象。在法治逻辑的审视之下,监察调查本质应还原为国家追诉职能的行使,因此应重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经典原则,推动监检衔接过程中审查起诉的实质化。在法律修改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立法论-解释论-立法论”的研究范式转型趋势,监检衔接的关键方法可以归为几点:扩大检察侦查范围促进监检管辖衔接;以刑事审判为标准促进监检证据衔接;以保障合法权利为目标促进监检强制措施衔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监检审查起诉衔接;以审慎思维促进监检特别程序衔接。

乡镇执法中的党政协同模式选择及机制改革

当下乡镇执法中的联动型执法具有临时性的缺陷,派驻式执法归属不明,网格化执法规格低。执法下沉的实践困境源于权力下沉先行而组织规范滞后的制度落差、条线部门转型属地治理部门的改制阻力以及县乡之间的体制差异。党参与乡镇执法缘由在于党政体制决定因素与基层执法的权威依托,党政协同执法模式选择则缘于乡镇的“一元二体”结构。完善乡镇执法应以适应性构造作为执法组织制度,以权力调适作为执法协调制度,以共同考评作为人事评价制度,以同责分置作为协同责任制度。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

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序衔接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纪与国法互动的历史轨迹来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分水岭,呈现出由“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理解纪法衔接的内涵,要准确把握党纪与国法关系的三个面向:党纪与国法之间存在界限,不能混淆;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执纪执法活动。“严而不厉”是纪法衔接的政策基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为纪法衔接提供了组织保障,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纪法衔接的规则指引。当下纪法衔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纪法规范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立案审查调查的一体化以及处置上存在“以纪代法”和“以罚代刑”现象。为此,需要从完善纪法规范、强化纪法界限意识、坚守法治原则、适度分离立案审查调查程序等方面加以应对。

反垄断行政执法体系的权责配置与监管能效——理论分析和中国的经验叙事(2008—2022)

2008年到2021年,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模式经历了从初设、重组到再构的三次重大变革,这些变革的频率和幅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罕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责配置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它对执法机构的资源、行为和监管效能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首先使用制度变迁和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逻辑,建立了一个从立法模式、权责配置、执法者行为到监管效能的分析框架,比较了多元和一元化两种权责配置方式的优劣势;其次,以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体系的设立和变革为考察对象,观察和总结权责配置和执法效能的内在关系,论证了理论范式的合理性;最后,结合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现,围绕如何完善国家反垄断局的权责范围、执法体系和制衡机制等实际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和建议。

监察委员会调查公民通信的合宪性证立

基于《监察法》与《宪法》之间法体系的融贯与衔接,监察委员会在行使常规性调查和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时影响公民通信权的规定,需要进行合宪性证成。《宪法》第40条第2句的公民通信权规定没有在限制理由和限制主体中明确列明“因反腐败调查取证的需要”和“监察机关”,但不能据此认为《监察法》有合宪性疑虑。《宪法》第40条形成了保障性条款与限制性条款的双层规范结构,以及对公民通信权限制的三重限制体系。据此,监察机关调查公民通信的行为,可具体分解为影响公民非通信内容、通信内容、全部中断通信自由等情况,应纳入第1句的一般法律保留、第2句内的特别法律保留,以及第2句外的宪法续造,并结合比例原则完成合宪性证立。宪法内在包含由其他机关协助监察委员会调查通信的意涵,实践中应注意发挥协助机制的监督与执行功能。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执法管理化:法律的组织运作逻辑--基于对违法建筑拆除的个案考察

虽然公共行政中一直存在法律主义和管理主义的争论,但行政组织如何理解和应用法律却一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行政组织的运作主要是按照管理主义的逻辑,强调通过有效调配组织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法律的运作主要是遵循法律主义的逻辑,注重的是基于合法/非法作为符码的规范性评价,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当遇到公共事务中的治理“难点”问题时,需要执法者与管理者共同应对。此时,法律的理念被行政组织所吸收、利用和转变的过程就形成了执法的管理化,具体表现为法律目标、内容、理念、符号和组织方式的管理化。导致执法管理化的原因在于行政对法律的吸纳,包括对法律不确定内容的意义建构、组织分包制对法律的统摄以及管理修辞对法律目的的重构。执法管理化虽然可以提高执法效率和行政组织的正当性水平,但也会导致法律的解构和执法权威的削弱。尽管如此,执法管理化充分体现了我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相融合的方式之一,对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协调法律的管理者角色和监管者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推进行政法学体系转型,提高公共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的效力

非罪化现象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其实质属于行政裁量权。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满足主体适格、权限适当、内容合理、程序正当、形式合法等效力要件,才会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的目的意思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由于效力对象的差异,非罪化处置的效力内容并不全然相同。对于行政执法机关而言,非罪化处置一经作出,执法机关自身应当严格受其约束,非依法定理由且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和撤销。对于相对人而言,非罪化处置具有不可争力和执行力两种法律效力;对于其他权力机关而言,负有相应的尊重义务。

行政执法赋权的现实缘起、路径评析与法治向度

行政执法赋权改革试图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将数十项甚至数百项行政执法权下沉至乡镇街道,最大程度解决长期困扰基层“有权无责”与“无权有责”两项治理难题。在超大规模治理国家过程中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宪法范围内积极促成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弹性治理空间,是推行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宪制诉求。回应基层执法实践难题、优化行政执法试点机制、践行党政合署驱动发展,是启动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依托党政联合发文开启、自上而下科层驱动、多类行政职权下沉方式进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从概括式权力下沉转向类型化赋权、从命令式权力下沉转向民主化赋权、从静止式权力下沉转向动态化赋权,有助于加快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法治化进程。

论综合行政执法主体的制度依据与保障——基于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控权”为核心的单一规范主义思路作为综合行政执法主体的制度建构依据存在封闭性。面对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行政执法需要,综合行政执法主体制度的落实过程在坚守规范主义合法性底线的同时,也应当为行政职能的履行提供从法律理论到相关保障机制的功能主义支持。综合行政执法主体的制度逻辑建构以组织结构优化与权力配置增强两项功能标准为内核,但以规范主义标准为界限,这种界限体现在以“概括性授权”条款为依据,受制于比例原则与本质保护原则的约束。基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应当注重赋予地方立法行政机构组织规定权以回应灵活性实际需要;基于权力配置增强功能,应当赋予地方政府配置综合行政执法权以契合整体政府的思维与协调部门之间的权力科学分配。

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研究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模式自推广以来提升了执法办案效率,促进了执法规范化进程。为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健全完善落实各项配套制度机制,2022年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A省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运行模式与实际建设情况,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度不高以及缺乏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等原因,导致当前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普遍存在专业人员配备不到位、合成作战支撑度不够、场所设置单一、刚性制度与执法办案环境不匹配等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合成作战、合理规划分中心设置、优化工作流程、构建常态化全融合运行模式等对策建议,为实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优化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建设思路和经验借鉴。

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提升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已进入网络环境更为复杂的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执法机关,其执法警察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密切,同时也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果公安机关对涉警网络舆情处置不到位,经自媒体传播后,极易扩散、发酵。涉警网络舆情危机频现,会使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降低,造成执法公信力下降,不利于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自媒体时代,要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首先应全力提升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应建立涉警舆情的事前预警机制,同时及时跟进,妥善应对和处理;此外还应做好法治宣传,加强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优化警民关系,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论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为己任的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之一,而其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一个权威、独立的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及其职责的合理确定是中国反垄断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国外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及其职能,作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计参考。在确定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时要考虑到反垄断法本身的特点、现有相关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外国经验的比较借鉴等因素,通过中西方政府职能的发展比较,对我国反垄断执行机构的地位作出合理的定位。最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要遵循权威独立、依法设置、精干效能等原则。据此,不宜在现有机构中指定反垄断执法机构,而应该单独创设专门的执法机构,其可以称为"国家反垄断委员会"或"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并只在中央和省两级设立。这是由于反垄断法更注重维护宏观经济秩序、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从而具有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的特点决定的。这样的机构应拥有调查检查权、审核批准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措施权和行政裁决权,并应拥有对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行为)直接进行处理的权力。

论竞争性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制度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内的竞争性执法是指,通过国家法律规范授权,具备法定条件的公共组织与相应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之间展开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比赛;同时,不同的公共组织之间,以及同一公共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也展开执法资格角逐,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方式。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行政委托、行政授权等执法形式相比,竞争性执法具有独立和明确内涵。设计竞争性执法的理据在于:现行有效的实定法为其提供了规范依据;它具有防止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执法懈怠和腐败,促进食品安全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功能;它具有自我预防和纠正执法腐败和懈怠功能。为使该项执法形式得以实施,立法者需要为县级以上地方权力机关、公共组织、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和社会公众配置相应的职权(权利)和职责(义务)。

南海海事安全国际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维护南海海事安全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现行南海海事安全保障机制存在局限性,世界强权在海事安全国际合作旗号下介入南海问题,形成对中国南海主权的压制和威胁,超越了海事安全国际合作的边界,加剧了南海海事安全国际合作有效实施的困难。作为解决南海海事安全国际合作困境的出路,可以借助国际海事组织这一专门性海事安全管理组织的威望和海事履约体制,以履行国际海事组织现有的技术规范为根据,在南海断续线内设置安全地带制度、分航道航行制、海上避航区等制度,就此开展海事执法国际合作,并把发挥国际海事组织的作用作为中国南海战略的一个支撑策略。

权力规制法治视域中的公安现场执法困境

从近几年发生的案例来看,公安现场执法似有陷入困境之虞。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所期待的"规则之治"未能如期而至,关于这个问题,"权力规制法治"范式有很高的解释力。要解决公安现场执法难题,须在增配公安部门权力资源和减缩公安事权两个方面着手,其中确保警察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分化剥离非警务活动是突破口。应当将包括公安现场执法工作在内的公安工作置于法治建设视域之中考量,达成新的发展共识。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与监察法

监察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古代监察机关,通过建立遍于全国的监察网络,统一行使监察权,不断提高监察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实施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不断扩大监察权力,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形成了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中国古代监察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监察法的发展和监察机关权力的演变是相向的,同时也为后者开展监察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可为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镜鉴。

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公安机关的角位定位应从根本上改变观念 ,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 ,确立其是一个执法机关和服务部门。对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要把握精神 ,正确认识和落实。

监察机关调查权内外制约机制研究

宪法规定了监察机关行使调查权受制约原则,监察法设置了多个条款将制约原则具体化。这些条款有些规定监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有些规定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外部制约机制。监察机关内设机构、岗位、上下级监察机关之间,在线索处置、立案、强制措施和技术调查措施的使用、从宽处理建议、监察对象申请复核复审等方面,设置了多个环节和层次的内部制约机制。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以及退回补充核实的机制,形成对监察机关调查权的有效制约;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监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人的国家赔偿案件进行审理判决,构成了对监察机关调查权的核心制约机制。深刻理解监察机关调查权的两种制约机制,对于正确执行监察法、维护法律权威、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波兰煤矿安全监察制度及其启示

波兰煤矿安全和职业健康状况居世界领先水平,主要得益于其不断优化的法律体系、独立垂直的监管模式、严密高效的行政执法和应急救援机制。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在推进矿山安全监管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