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为媒:宗藩关系下中越和平交往研究(1644-1885)

清朝建立后,以朝贡为载体的中越宗藩关系历时200余年。期间,越南遣使如清,附贡方物,与之相应的是清朝予以封赏,赏赐茶叶等礼品,并不定期遣使越南。朝贡过程中越南与清朝之间贡品与赏赐品的交换,不仅涉及茶叶等礼品的赐予、接受,而且还涉及礼物流动过程中的回报,包括介入其中互相承担的接待、筵宴、政治承认等义务。这样,双方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得到确认,产生了政治溢出效应,扩展到经济领域,为中越经济贸易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在清代中越宗藩关系中,茶叶已从单纯的物品中超脱出来,由茶之“物”转化为茶之“礼”,成为国家间往来的礼品,具有消解对抗和冲突的聚合作用,使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得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取,促进了清代中越之间的和平交往,茶叶因之成为探究宗藩关系下中越和平交往的一个重要视角。

权力话语视角下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研究——以中法战争前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为例

中法战争前,法国殖民者向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为了便于交涉,晚清政府尝试运用国际法来论证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反而使清廷陷入有理难辩的话语困境。文章结合权力话语理论,从话语霸权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及其原因。

和亲视角下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逐渐衰微。为了平定叛乱或安定边疆,唐朝先后与回纥进行了七次和亲。不同时期的和亲,体现了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唐肃宗至唐代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多以“献礼”、“报答”的身份嫁入回纥,以获得回纥兵力的支持,藩臣关系逐渐弱化。唐德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以稳边的身份嫁入回纥,以加强双方的政治联系,藩臣关系得到强化。唐宪宗至唐武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以“安边”的身份嫁入回纥,以稳定边疆,回纥溃散后,藩臣关系逐渐松懈。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研究

清代中前期,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演变暗含着两层内容:其一,该司法运作政策的演变暗示着清朝在藩部属国政策上的某些变革,即对藩部实行着统一政策,而对于属国仍实行传统的宗藩政策;其二,该政策的演变同时也体现出清朝对属国的司法运作既不同于近代国际关系上两个平行主体之间的运作,也不同于近代殖民政策下属国的司法运作的特点,它是古代东亚世界里一项特殊的司法体制,既体现出宗藩体制下清方对属国的不平等性,又体现出封建时代天下观下清廷对自身司法权利认识上的缺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前期中朝宗藩关系下司法运作演变的探讨,对这一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从中揭示出这一体制所反映出的法律内涵。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甲午战前清韩宗藩关系的强化及其后果

在甲午战争之前 ,清朝与朝鲜存有宗藩关系。从 1 9世纪 70年代末期开始 ,清政府力图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但清政府为了强化对朝鲜的宗主权而采取的措施在很多方面不是舍本求末就是失当的 ,它力图遏制日本在朝鲜势力膨胀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成效。因此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对朝鲜所执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 。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明末王武纬出使朝鲜与“联鲜图奴”之议

明朝末年,已成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仍派人与明朝进行秘密联络。于是,一些明军将领便产生了"联鲜图奴"的想法。崇祯十三至十五年,副总兵王武纬先后三次率船队由登州出海,与朝鲜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但明朝在明清战争中居于劣势,并不能提供强大武力支持朝鲜公开反清,朝鲜与明朝并未能达成正式的盟约,"联鲜图奴"之议最终只能流于空想。

天限南北 各帝一方——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

牛军凯博士《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从越南的视角,对高平莫氏政权及其后的莫氏家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莫朝历史复杂而曲折,中兴黎朝毁弃莫朝文物,为莫朝历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其巨大的史学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需要学者继续探索。

金与高丽宗藩关系演变的历史学考察

中古时期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主要是通过朝贡体系确立宗藩关系。女真族建国前和金初依附于高丽,随着女真族的社会发展和势力扩张,特别是在伐辽灭北宋过程中,金丽之间的宗藩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二者的宗藩关系相持了一段时间。金灭辽和北宋奠定了中原统治地位,此后,金丽宗藩关系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金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继承了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高丽反向金称臣纳贡依附于金。金丽宗藩关系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国力的消长。

隋唐以来中朝朝贡制度的演变

在东亚朝贡体系中,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是宗藩关系在国家间关系层面的外化,在朝贡体系中最具代表性。从历史的纵向看,中朝朝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隋唐时期的确立,宋辽金时期外溢,元、明、清(中期前)的发展完善和清朝中后期的逐步瓦解等阶段。在朝贡体系中,宗主国注重的是礼仪性,藩属国看重的是物质利益及其他的具体利益。中国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是这一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吸取朝贡体制的积极历史遗产有助于处理好当今国家间关系,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清朝在中朝边境设立“瓯脱”地带的原因分析

康熙年间,清廷应朝鲜的请求,在中朝边界中国一侧区域设立了“瓯脱”地带,并极力使其成为“无人地带”,其目的是避免两国边民往来,滋生事端。清廷之所以实行这一让步极大的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中朝之间有特殊的宗藩关系;二,中朝之间有密切的军事互助关系;三,清朝对朝鲜实行特殊的优待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影响了“瓯脱”地带的开发进程,而且还给晚清时期朝鲜边民大量涌入这一地区以可乘之机,并给朝鲜挑起中朝边界争端埋下了隐患。

再论影响万历援朝大举出兵的关键因素

关于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抗倭的动因问题,中韩学界多将郑崑寿请兵视为促成明朝大举出兵的主要和直接原因。然而结合此前朝鲜使臣多次辩诬活动进行考察,笔者发现郑氏请兵之举并未完全消除明廷与朝鲜之间的重重疑云,当时中朝关系得以修复的程度颇值商榷。专就明廷出兵各环节与郑崑寿请兵活动对比分析,发现二者之间亦不存在逻辑衔接和因果关系。另有史料证明,明廷的军事行动主要是根据对朝鲜倭情的掌握程度和出兵准备的进度而开展的。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审理研究(1840-1895)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的审理既有对清代前中期的继承,又有新变化。其继承体现为光绪八年前中朝双方在涉及交涉案件以及宗属权限划分问题时,仍沿袭清代中前期做法,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名义上享有最高审判权,实际上却将不少权力让渡给朝鲜。其变化体现为光绪八年后中方为强化宗主权,不仅强化了交涉案件的审理权,而且还强调了宗主国对属国的司法管理权。它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在具体司法权限划分上出现了宗主国享有更多权利,属国权力非常有限现象。这一变化伴随着中朝宗属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该关系彻底瓦解,从而使这一司法运作模式被近代国家间的司法运作模式取代。

从礼仪之争看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复杂性

礼仪是宗藩关系的重要象征,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册封、谕祭礼和藩属国对宗主国的朝贡礼、臣服礼构成了宗藩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中国与越南虽然在宋代已经建立宗藩关系,历代越南(交趾、安南)君主基本上能遵循"以小事大"或"畏天事大"的原则,但是在越南国君双重身份的矛盾心理影响下,一方面以藩臣之礼对中国进行朝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谕祭;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君,在与中国地方官员或使臣打交道时,总是试图寻求在礼仪上的尊崇地位。矛盾的心理导致礼仪之争,实际上折射了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复杂性。

论中法战前曾纪泽对法交涉的得失

中法战争前,曾纪泽在与法国进行交涉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变被动为主动;抓住法国软肋,不承认《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同时,还援引国际法有关内容与法国斡旋,充分表现出一个外交天才的技巧和聪明才智。但是,在交涉过程中,曾纪泽也有不足之处,如语言的前后矛盾、对法国的开诚布公,这些都说明曾纪泽在外交上有些地方还不成熟。

明清琉球龙舟竞渡及其相关文献考述

明清册封使及其从客诗文中的琉球龙舟竞渡多在中秋和重阳之间举行,是王室招待客人的娱乐性观赏活动。从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开始,中国文献有了琉球端午龙舟竞渡的记述。清代琉球文人撰述的《琉球国旧记》和《球阳》等书指出琉球端午龙舟竞渡习俗从明朝旧都南京传来,却未见琉球王室秋季赛龙舟招待来使的记载。

辽帝国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9世纪末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横跨东北亚和内陆亚洲的庞大帝国——辽帝国。作为由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辽帝国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为了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辽帝国实行和战并用,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对外安全的指导思想,构建多层次的羁縻、封贡、宗藩体系以拱卫辽帝国的安全发展,不仅确立了对宋朝的外交优势,且先后使东亚的高丽和西夏以及内陆亚洲的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向其朝贡,建立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故辽之所以“雄长二百年”,皆因虽尚武,但注重儒家德治教化,处“四战之地”而能应对得宜。为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和保障从内陆亚洲到东亚丝绸之路的畅通,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进行军事征伐,征抚并用,在镇州设立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一系列边防城池,以建立边疆安全的防御体系,并采用屯田和移民实边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北边疆的经略,从而建立了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朴定阳事件"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

19世纪80年代,朝鲜被迫打开了国门。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朝鲜的自主意识开始增强,近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并要求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活动。然而,朝鲜当时尚为清朝的藩属国。清王朝出于东北边疆安全的考虑,需要以朝鲜为屏障。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清朝开始调整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以加强对其控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在"朴定阳事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