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宗藩体制下清政府对琉球态度的转变——以“脱清人”的活动为中心

在近代风云变化的东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使琉球深陷危机之中。以向德宏、蔡大鼎为代表的“脱清人”在福州、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以求清政府的援助。清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却对琉球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在“脱清人”的不断努力下,以“分岛改约”事件为节点,清政府对待琉球的态度出现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巨大转变,并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谈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华夷秩序完全崩溃,这种以“宗藩体制”为主体的中琉关系最终瓦解。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宗藩体制下中朝近代通商贸易转型探析

宗藩体制是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以政治、经济实力为依托的东亚区域国际秩序。中朝宗藩关系堪称最典范。但在近代条约体系冲击下,清政府失去优势地位,力求通过立约巩固宗藩体制,希望保全最后的属国朝鲜,再造“天朝”荣耀;而朝鲜在开港后时常游走在“事大”与自主之间,试图改变中朝贸易旧制,试探清政府态度,求得平等地位。《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传统中朝贸易注入与时俱进的近代化因素,也为晚清中朝宗藩关系构筑一道分水岭,两国在“西势东渐”的浪潮中越走越远。

“华夷秩序”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针对历史上曾长期主导东亚的华夷秩序,中外学者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区别。从内容上讲,西方国家和日朝越等国学者分别从华夷秩序与西方关系、华夷秩序内部的华夷之辨角度来解释其历史逻辑。中国学者则经历了尊崇、质疑、否定到重建等不同阶段。从方法上看,历史学研究注重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对史料的选择性使用也招来很多批判。通过梳理华夷秩序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上高度的歧视性和统治结构的松散,形成华夷秩序内外部变化的重要线索。中国在参与和塑造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时候,也要与等级制的华夷观划清界限,坚持古典华夷秩序中宝贵的高度灵活的协商规范。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述论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是在中国古代宗法观念、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着各具特点的演变,直至近代解体。这一体制客观上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至明清时期又阻碍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因此,如何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该体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重新认识。

南望眼:明人出使越南专集

作为一路向南进行跨国文学旅行的专门载体——明人出使越南专集,当初至少有21种,是明代文学由境内向境外延伸的重要类型,具有突出的旅行书写特征。它是中原人观看岭南的窗口,可藉之研究岭南从“瘴乡”到“桃源”的“异地”镜像演进。固执的内地化称名、宣德割弃的遗恨和南明安南形象的颠覆,典型地体现了明人既想占据又怕烫手,既亲近又痛恶的安南情结。而切入明朝与安南的文学交往,它本质又是并不平等的宗藩交流,是对有差序的宗藩关系的训诫与角色确认,充满了礼仪、政治的默契与交锋。

清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及特点初探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国力的悬殊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深刻的文化动因———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敕封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礼仪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经济上通过朝贡、赏赐及附载贸易 ,增进各国的经济交流 。

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的国际纷争

1875—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形成了其相应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使朝鲜成为双方的必守与必夺之地。清政府的战略守势与日本的战略攻势构成了各自对朝政策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的20年国际纷争,其结局是中朝宗藩体制的终结并由日本开始独霸了朝鲜。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具有封建性,而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则有明显的殖民性。对于此时期清政府和日本所推行的控制朝鲜的诸政策,应当给予必要的批判和谴责。

再论清朝对中亚宗藩体制的维系与巩固——以乾隆帝与外藩领主的私人关系为中心

清朝统一新疆后,相继与中亚诸部确立了宗藩关系,从而将宗藩体制拓展到了中亚。对清朝而言,中亚部落在成为外藩的同时,其领主便自觉地与乾隆皇帝结成了非对称性的私人关系。为确保和强化这一关系,乾隆皇帝对外藩给予恩惠或奖励时走向台前,对外藩加以拒绝或训诫时则退居幕后。乾隆皇帝与中亚外藩领主间的私人关系,推动了清朝对中亚宗藩体制的维系和巩固,从而为清朝在新疆的统治营造了良好的地缘格局。

“数邦相合”的天朝:西方联邦观念的引进对晚清藩属观念的影响

在晚清接受西方国际体系的过程中,"联邦"等新概念的引入影响到了时人对藩属问题的认知,部分士人及外交官员将清朝与周边属国的关系比拟为《万国公法》中的"数邦相合"体制,并试图援引西例改变清朝藩属体制,还出现了将清朝与仅存的外藩、属国结合起来视作一个"联邦"的思虑。这种现象反映了两种国际体系的遭遇所产生的丰富内涵。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晚清士人国际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如何在众多可能性中最终浮现出来。

“泰西藩属”的诞生——国际法翻译中的“藩属”观念与晚清藩属观念的衍化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晚清士人在翻译国际法过程中将西方封臣国(vassal state)、保护国(protected state)、从属国(dependent state)、殖民地(colony)等概念译成中国原有的“属国”等词语,形成对所谓泰西“藩属”的新认知,也引起中国本土藩属观念的变化。泰西“藩属”观念本身由数种西方国际关系混杂而成,模糊而多歧,将西方保护关系、殖民关系、其他各种从属关系都纳入“上国-属国”观念,不仅影响了时人对藩属问题的新思考,也对后世认识东西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这说明晚清东西两种国际关系的交叉互动情形,或许比既有的理解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