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认定黑恶犯罪的方法论思考

准确认定黑恶犯罪是依法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要求。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的实际情况和其在整个违法犯罪构造中的地位决定了对其范围的认定应坚持限制节制的立场。黑恶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与认定不能偏离其本质,应注意区分“保护伞”与一般性帮助和保护行为的界限。准确认定黑恶犯罪还应重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科学界定黑恶犯罪“参加”行为的含义与范围。实践中司法机关应避免以非刑法用语取代刑法规定。

参与式治理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扫黑除恶”的研究

扫黑除恶工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中之重。在“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参与式治理可以有效弥补政府资源的不足,是“参与式民主”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以新乡贤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参与式治理的重要主体,如果能够使其参与到乡村扫黑除恶工作中,将有利于“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从根本上扫除黑恶的土壤;还有利于防止“村霸”的出现,并协助国家扫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的地区差异与制约因素实证研究

除了对恶势力犯罪进行规范阐释外,还有必要考察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的地区差异与制约因素。考察发现,一方面,公安机关对恶势力犯罪的发现能力具有地区差异,呈现出“东西倒挂”的趋向。另一方面,犯罪严重性和犯罪地人口密度对恶势力犯罪发现能力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恶势力成员数量和犯罪地人口密度等因素能部分解释公安司法机关对恶势力犯罪的追诉和审判能力,不过程序性法律因素对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能力作用不彰。意欲提升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中东部地区的恶势力犯罪发现能力,维持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能力的地区平衡,加强对严重犯罪和人口密度较大地区恶势力犯罪的预防密度,提高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追诉和审判资源的投入,并重视程序性法律因素在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中的功用发挥。

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抓捕战术研究

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是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团伙概括性的总称;其发展趋势呈现出组织结构日益严密、犯罪形式日益多样、犯罪手段日趋隐蔽、势力背景日趋复杂、跨区域流动不断增强等特点,对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极大,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各级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要达到"除恶务尽"这一目标,必须积极采取处置抓捕行动,灵活有效地运用多种抓捕战术,将其铲草除根、一网打尽。

“扫黑除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研究

“扫黑除恶”斗争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良好衔接,能够保障对黑恶势力团伙打击的全面性和有效性。相较于传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扫黑除恶”斗争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虽然具有机构和人员上的优势,却掣肘于效率低下和法律依据不足。社区警务反恐模式与“扫黑除恶”斗争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借鉴社区警务反恐模式基础上,可通过氛围营造、综合治理、规范建设和强化监督等层面来解决“扫黑除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性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涉黑犯罪问题——以征地拆迁涉黑为例

新时代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治安形势深刻变动,农村出现原子化现象,很多农村地区失去了传统的自我组织能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车轮不断滚动,矿产、建筑、拆迁等领域具有前所未有的利益空间和灰色链条,扩大了农村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其异化路径已经深深腐蚀基层政权,通过城乡犯罪对比,发展路径,以及生成原因的基础之上,摸索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下针对农村地区的预防、治理重点指向和优化路径。

基层黑恶势力犯罪综合防治研究

基层黑恶势力犯罪是综合病症,由多种因素构成,它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犯罪方式和手段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对基层黑恶势力的治理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研究、统一认识,紧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灵活应对,不能仅从司法方面着手。执法部门间形成高度合力,将扫黑除恶作为重中之重,运用法治思维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托信息化、网络化,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努力将黑恶势力从根源上铲除,切实保障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