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约谈与环境治理:以空气污染为例

在属地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下,要治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敦促地方政府和官员增加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为此环保部门采取了一种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制度。本文针对公开约谈的25个城市,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评估了这一政策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实证结果发现如果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有明显的治理效果,但如果不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就没有影响。对单项污染物的分析则发现约谈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治理PM2.5和PM10上,而对其他空气污染物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目前空气污染治理考核主要集中在PM2.5和PM10上完全一致。此外,约谈的空气污染治理效应只在短期内有效。

我国城市雾霾天气治理中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对城市雾霾天气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经济粗放发展方式是城市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路线、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是城市雾霾天气治理的路径。

跨界治理与雾霾治理转型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的一个重灾区,因此,破解雾霾治理困境,推动雾霾治理转型具有重大意义。雾霾污染治理转型应充分运用跨界治理理论,从理念、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创新三方面构建京津冀地区跨界合作治理新模式。理念上,转变传统的"单中心"治理理念,重塑区域跨界合作治理理念;组织机构上,架构与创新京津冀空气质量跨界治理机构;运行机制方面,通过建立多元投资保障机制、区域统一碳排放交易机制、区域立法协作机制及区域监督机制来确保区域雾霾治理的有效运行。

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的“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工具选择

雾霾已成京津冀的"痛点"。政府和学界已形成如何协同治理雾霾的良性互动,今后要提高政策工具效果,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将人为作用影响环境变化的STIRPAT模型应用到分析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领域,建立了"经济-社会-技术"三位一体治理雾霾的政策工具,依据方程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将其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实证表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都对雾霾有显著性影响。经济政策要选择能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工具,社会政策工具的重点是推动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大贡献,技术政策工具应从合作机制、共建大数据平台和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

雾霾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

引入公众参与是解决雾霾问题的有效路径。然而,囿于传统"官本位"思想,以及受教育水平、理性经济人角色等因素的影响,公众陷入参与意识的规避化、参与效能的离散化、参与途径的非制度化和参与过程的重结果化等困境之中。因此,寻求雾霾治理中公众参与困境的出路,政府层面包括有效利用利益杠杆,拓宽公民教育形式,创新政府实践方式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方式;公众层面则要以培育规则意识和提高参与理念为主要途径。

中部农村地区雾霾污染治理的农户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际调查

借鉴条件价值评估法,基于安徽省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实际调查,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对农户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剖析结果显示: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较高,其中68.9%农户表示愿意支付。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健康状况、雾霾治理现状评价、地理位置、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度以及年龄。根据农村地区雾霾治理的公共物品特征,应从重视政府的驱动作用,增加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优化收入结构,界定支付领域等主要方面来促成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提升,同时亦可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燃煤电厂湿烟囱条件下SO_x排放致霾机理分析及治理措施

通过对燃煤电厂湿烟囱条件下SO_x排放形态分析指出,烟气中SO_x在烟囱出口处基本以硫酸雾形态排放,硫酸雾和烟气中的细颗粒物是大气中硫酸盐气溶胶的重要来源物,也是致霾重要来源,采用GGH提高烟气温度能够有效控制烟气中SO_2转化为硫酸雾,深度脱硫是有效降低硫酸雾排放浓度的根本措施。

长江三角洲区域雾霾协同治理面临问题及对策

指出了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雾霾污染是区域一体化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但是当前的松散的区域环境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区域一体化需求,需要向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转型,促进区域转型发展。近年来,区域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私人汽车拥有量以相对高速度增长,这对雾霾治理产生了不利影响。阐述了雾霾协同治理面临的问题,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了促进区域一体化,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在长三角区域应该采取协同治理的模式,应制定和落实统一主体功能区划规划、建立坚实有力的长三角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统一区域能源布局,发展清洁能源、统一区域环境服务市场建设和建立区域碳交易体系。

基于经济发展视角的雾霾治理对策研究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国各地日益增多的雾霾天气给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雾霾天气的形成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的结果,严峻的环境和生态危机迫使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和能源结构失衡,环境法规和环境交易市场缺乏是造成雾霾天气的经济原因。因此,治理雾霾天气的主要措施是通过技术创新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确立相关环境产权制度和建立区域政府间合作治理机制。

基于雾霾治理的企业环境绩效指标构建

以雾霾治理为背景,借鉴压力-状态-响应(简称PSR)模型,构建了企业环境绩效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了赋值;企业根据各指标的得分和权重计算,可获得有关雾霾治理的综合评价结果。研究发现,废气污染治理投资占环保投资及收入的比重大小,可反映企业对雾霾治理的重视程度;构建的环境绩效指标可作为评价和监督企业环境管理的有效工具,促使企业从源头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为我国雾霾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雾霾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协同行动、影响因素及拓展空间

我国雾霾的根治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协同治理理论可以用于指导雾霾治理中多元主体的行动策略分析。社会组织是协同治霾的多元主体之一。现阶段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行动包括推动信息公开提质、调研协助环境监管、提供治霾技术支持、培育环保社会资本等。这些行动为治霾持续成为公共议题推波助澜,并有效推动雾霾问题从公共议题成为政策议题。决定并影响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行动者主体三个方面。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制度与政策空间、完善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法律规章、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将有助于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更大空间。

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日益增多的雾霾天气给人民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日益频繁和增多的雾霾天气已不仅仅是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我国目前的雾霾天气更多的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大气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雾霾污染由局部性空气污染向区域性污染扩张蔓延,这使得建立各级政府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认为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关系既包括纵向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区域内横向政府间的关系,中央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空气质量标准,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要构建合作平台,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预警报告机制等措施,以实现对雾霾天气的有效治理。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频发、PM_(2.5)浓度超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首要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当前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在补偿对象与标准、补偿方式、主客体利益平衡、补偿意愿对称、资金审计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建立雾霾协同治理"区域一体化"的府际协作运行系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准确界定补偿的主、客体关系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政策与制度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双赢共进。

博弈视角下雾霾协同治理困境与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的雾霾协同治理尚处起步阶段,仍受到传统治理模式遗留问题的掣肘。首先分析阻碍我国雾霾协同治理向前推进的现实因素,如职能分散交叉、"各管一段"、横向沟通网络闭塞以及制度设计不合理。在此基础上,阐述基本假设,构建雾霾治理中的地方政府横向博弈模型,着重阐述从初次博弈到博弈困境的演进过程。为了化解博弈困境,需依靠国家力量厘清各地环境治理职能与权责,设立专职部门、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以及加强顶层设计。

基于双层犹豫模糊语言TOPSIS方法的雾霾治理评估

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层犹豫模糊语言理体系的治理效果进行评估。首先,根TO据PS现IS方法的多目标优化决策模型(有雾霾治理措施构建评价指标D体H系HF,L然-T后O选PS定IS),对我国现有雾霾治所要评价的城市,邀请专家用双层语言术语给出复杂的语言评价,利用双层犹豫模糊语言知识将其转换成具体的评价值,进而运用改进的离差法确定各专家在不同指标下的客观权重,综合各专家的评价值,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运用TOPSIS法对选定城市的雾霾治理效果进行排序。

“新常态”视阈下府际协同治理雾霾的困境与出路

新常态视阈下,新政策观、新资源观、新经济观以及公民日益觉醒的环保意识正逐渐形成潜在的联动机制,倒逼我国地方政府提高雾霾协同治理的质量与水平。本文首先结合我国雾霾治理现状分析我国府际协同治理雾霾的现实困境,如府际协同治理水平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合作过程缺乏制度化规范、合作治理机构组织化程度较低以及缺少府际合作长效机制等;其次以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府际协同治理雾霾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以及治理环境方面应当产生的效果;然后通过应然与实然的对比分析,认为建立政府间雾霾治理合作机制是打破现实困境的有效手段,最后提出实现多主体联动治理机制、法律约束与激励机制以及长效监管机制的有机统一是当前府际协同治理雾霾的必要选择。

从雾霾论公众共用物的良法善治

大气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包括雾霾在内的大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悲剧。防治雾霾可以纳入防治公众共用物悲剧的轨道,通过建立健全防治公众共用物的治理和善治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治包括严重雾霾在内的公众共用物悲剧。在防治公众共用物悲剧时,应该采取包括"政府管理、市场调节、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在内的多种调整机制,综合运用"三只手"去对付"一只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公众共用物综合治理(善治)机制。制定有关公众共用物的良法是使公众共用物得到保护的前提,而良好的法律必须首先明确公众共用物及其使用权的性质和特点。法律上的公众共用物是一种独立形态的财富和资产,应该实现从三种财产到四种财产的转变。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公众共用物保护、供给和监管的核心,应该实现从三种权利到四种权利的转变。

“霾”没的城市:政府应如何治理空气污染?

目前,中国空气污染问题较为严重,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一直广受人们关注。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是由空气排污权界定不清晰、城市内部规划不合理以及环保产业落后等原因引起。日本曾有一段与中国及其类似的空气污染史。在日本政府持续性的治理下,日本空气污染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他们的经验值得中国政府借鉴和学习。通过回顾日本政府的空气污染治理历程、归纳日本政府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得出了对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有益的三大启示:建立统一的空气排污权交易系统、重视城市内部规划的合理性以及加强本国环保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