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商标恶意维权的反赔制度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4条

商标恶意维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反赔是规制该行为的有效路径之一。《商标法》第五次修订草案新增恶意诉讼反赔条款,但其规定过于简单。反赔请求的前提应由商标恶意诉讼扩张至商标恶意维权。“恶意”的认定应以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强调同时具备认识因素和目的因素,并结合具体个案中的客观事实综合判断。反赔请求的实现方式包括反诉、另行起诉和在确认不侵权之诉中提出三种路径。反赔责任范围中的商誉损害可通过无形资产评估的方式确定,合理开支应包含制止商标恶意维权所支出的必要律师费。需提高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率以化解反赔请求人举证难、判赔低的问题,减少法定赔偿标准的适用率并肯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打击商标恶意维权行为中的积极意义。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整合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上有所重叠,导致理论与实践层面诸多冲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衔接规则试图缓和两诉冲突,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在衔接规则无法解决两诉冲突的情况下,两诉的制度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制度整合的蓝本与核心,通过厘清两诉的理论争议,明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奠定整合的理论基础。在具体路径上,将行政机关列入整合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对磋商程序、起诉顺位规则及举证规则进行优化,为解决两诉冲突提供治本之策。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衔接研究

在生态环境司法救济方面,我国同时存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两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诉讼制度,二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通过对“两诉”衔接机制的研究,发现“两诉”衔接仍存在磋商过程中衔接规则缺失、审理阶段衔接条款不全、“中止审理条款”不合理以及执行阶段衔接条款模糊等诸多困境。为有效克服以上衔接困境,应当增加规定磋商过程中的衔接规则,补全审理阶段的衔接条款,将“中止审理条款”修改为“合并审理条款”,并明确规定执行阶段的衔接条款。

也谈证券犯罪的民事赔偿——以美国的内幕交易为例

证券犯罪中的民事赔偿是近来法律界、证券界议论比较多的问题。作者以美国的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赔偿为例 ,对美国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学说、判例和制度作了较详尽的剖析、研究。在此基础上 ,作者以我国的司法现状为立足点 ,借鉴国外建立证券犯罪民事赔偿机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就解决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问题的若干方面 ,例如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以及股东派生诉讼等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与完善建议。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即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前者。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较广泛的诉讼权利 ,但在立法上还存有缺憾即仍不及被告人。要依法保障被害人的人权 ,在认识保障其权利必要性的同时 。

检察机关代表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正当性研究——以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犯罪为范例的考察

对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犯罪有必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都不能代替民事赔偿。在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犯罪中,如果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单位或管理部门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或社会利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根据是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不得对侵害公民私人权益的行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确立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立法上一直是一个空白,然而这一制度的确立则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国际上保护人权立法的潮流。因此,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公益诉讼解释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制度建构中排除对私益的救济,仅以公益救济为诉讼目的。既有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及公共信托理论为依据的论证进路无法将公共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抑或上升为国家利益保障的高度来实现诉讼目的,故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仍是一种公益诉讼。在公益诉讼体系的定位上,由于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所救济之实体公益的内涵一致,经规范分析可将其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行政机关的诉权来源上,基于传统实体权益配置的解释思路可能偏离环境公共利益的实际享有状态,宜在公益诉讼的构造下以"法定诉讼担当"为原理进行解释。

刑事附带民事公私益诉讼并审的程序展开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私益诉讼的合并审理面临着制度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将两者的并审程序展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实体要件方面,以"民事法律关系同一种类"作为基本识别标准,并结合"同一事实上的原因"之标准,能够确定刑事附带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可以形成普通共同诉讼。在诉讼效能方面,刑事附带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审,能够更快更优地实现私益赔偿,推动《民法典》污染环境与生态破坏责任的落实。在程序建构方面,应坚持刑事公诉的主体地位,合并后的附带民事公私益诉讼应以共通事实和个别事实为标准分阶段审理,当私益原告人数众多时,由原告选举代表人参加诉讼。

限制案件范围 改革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理性的诉讼参与者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能够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应当具有合理的预期。限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可以提高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更能为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解决我国现阶段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一系列痼疾的有效手段。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问题

由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问题的立法不统一,常导致纠纷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意愿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文章指出,基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开展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活动具有理论可行性;通过构建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激励机制、明确调解案件范围、灵活把握调解成立条件、加强对调解结果关联被追诉者刑罚待遇的理由说明等,以增强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的现实可行性。

反思与重构: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研究——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存在诸多缺陷。应从完善被害人权利实现方式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等方面着手,重构应然状态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

我国碳排放交易法律诉讼问题

碳排放交易中的法律诉讼是应对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方面,在类型划分上,碳交易诉讼案件涵盖了行政、民事和刑事诉讼全部领域。行政诉讼主要针对配额分配、配额回收补偿以及管理体制等,刑事诉讼则包括了侵权损害与渎职两大类,民事诉讼定位于合同纠纷。碳排放交易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型制度工具,相关诉讼案件的增加暴露了规则制定的漏洞以及决策者立法经验的不足,同时对于推动碳排放交易立法进程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在未来我国碳排放交易的法律诉讼应对实践中,推动立法体系的完善、加快司法解释的出台、加强法官队伍建设、便利专家参与是重要的路径选择。

浅析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

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制度 ,被看作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从立法体系概括了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的法律机制 ,并结合最高院司法解释就该类案件的受案范围、责任主体、诉讼程序、诉讼方式、管理及赔偿范围等问题提出建议。

建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刍议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这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给司法实践造成了矛盾与困惑。随着国际范围内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为更好地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究

我国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均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制度的确立,是十分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从法律层面上对之加以解决,只有从修改现行立法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失。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与民事制度对精神损害诉讼的不同规定,造成立法不统一。因此,应扩大刑事附事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设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

质疑西周时期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说

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分立,是法律史学界很流行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周礼》中关于大司寇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再加上汉儒所做的"争罪曰狱、争财曰讼"的注。然而,由于《周礼》中关于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及郑玄的注没有能够得到先秦时期其它典籍的印证;且反映西周时期司法状况的铭文内容也不能表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存在差别。这样一来,依据目前的史料,尚不能证明西周时期在审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程序上有质的不同,因而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的说法不能成立。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现行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均未做具体规定。这背离了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初衷 ,对刑事犯罪的被害人也有失公平。文章试图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期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目的。

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法定化考量

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在现实生活中有愈演愈烈之势,仅靠民事制裁力量显然已不足以抑制其发生。因而应当将其作犯罪化处理,在刑法分则中单独设立罪名,配置法定刑,以有效遏制其蔓延之势。至于对法院因诉讼欺诈行为作出错误判决而对诉讼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应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进行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