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cientific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Though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of Marian Cieslak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show that Professor Cie?lak is the founder of the scientific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though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five thoughts belonging to this school regarding the subject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the identity of a deed,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the burden of the proof, the obligation of proving, and division the grounds for detention. Professor Cie?lak 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olish lawyers and scientists, an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shaping views on the law, primarily in theory, but also in practice. His concepts result from his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n the law and are also timeless, remotely dependent on the legislation currently in existence.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几点思考

近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上日程。学界对本次修改整体上较为积极,也有部分观点对修改存有隐忧。从整体上看,启动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应当抓住此次难得时机,同时,也要对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氛围保持高度警惕,牢牢把握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目标和方向。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将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作为目标,采取大修的立法模式,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系统规划,分步实施,迈出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的关键一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也要设定改革的亮点,这些亮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重塑刑事诉讼法的篇章体例、以技术主义路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因应轻罪时代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构建律师无效辩护制度、重塑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完善证据制度等。

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境外追逃的法律机制发展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反腐败境外追逃法律机制逐步完善。但从境外追逃执法和司法实践看,境外追逃中常规适用的引渡措施仍面临瓶颈问题,缺席审判程序的追逃功能有限,境外追逃量刑承诺的法治化程度有待提升,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问题有待明确。为促进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一体构建,应拓宽引渡措施的适用渠道,以制度创新破解缺席审判适用难点,促进境外追逃中量刑承诺法治化发展,明确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情形,进而促进境外追逃工作高质量发展。

我国刑事再审“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启动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有错必纠”,并不区分启动事由上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或“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启动事由、运行规范等都为实现纠错功能而运转。为维护法的安定性、法的权威性,应回归刑事诉讼客体理论,确立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在刑事司法程序运行中的价值,夯实刑事再审的客体内容,厘定生效裁判效力的涵摄范围;为禁止法院、检察院为“不利于被告人利益”而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应确立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同一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形式上,明确“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启动事由。

刑事案件二审开庭难的理论反思

刑事二审开庭范围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但囿于个案的消极影响、考核的指标主导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改革”。刑事二审开庭问题受到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需要在优化和调整审批程序、考核指标的基础上,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导制度改革。2023年9月开展的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为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避免考核指导下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程中需要及时作出制度回应,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与诉讼构造的指引,进而突破刑事二审开庭问题中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其次,在刑事二审开庭范围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列举应当开庭的案件范围转变为列举可以不开庭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明确“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最后,还需要构建起针对二审不开庭的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法律监督机制,为刑事二审开庭问题提供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

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公安机关取保候审适用分析

2022年《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执行、被取保候审人的执行监管以及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等方面明确了更具操作性的规范。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适用违法违规情形具体表现为不严格审查适用条件、“保而不侦”“保而不管”、保证金管理不规范、保证人不适格及不履行保证责任以及没收保证金后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理不到位,成因涉及人的因素和法律规定两个方面。应完善相关规定及配套办法,科技助力执行力量,依靠群众协助,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我国刑事在线庭审的审判公开质效的回落与提升

刑事在线庭审是现代科技服务于现代刑事司法活动的必然产物。审判公开原则对刑事在线庭审活动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我国当前的刑事在线庭审,审判公开的深度不够、内容不完整、法庭礼仪不规范、后续工作未能及时跟进等问题严重降低了审判公开的质效。我们要以实现有效审判为首要目标,审慎地推进刑事案件在线庭审工作,让科技服务于审判。在此基础上深化审判信息的公开,通过互联网审判平台实现对审判信息的全程化、体系化、层次化的公开,同时还要规范法庭礼仪,维护在线庭审的庄严性和权威性。一审过后的后续程序和最终裁判文书的公开工作也不能忽视。另外需采取适当的辅助性措施加以配合,进而提升我国刑事在线庭审的审判公开质效。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受审能力的制度化构建

刑事受审能力是被追诉人恰当理解、认识刑事诉讼的能力以及合理辩护能力的有机结合,在契合程序主体理论、实现实体正义、保障控辩平衡和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解决诉讼障碍型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中引入了刑事受审能力标准,但我国刑事受审能力制度化仍面临着立法上规制缺失导致司法实践面临窘境、制度上衔接不畅从而引发缺席审判条文之间的张力、程序上规范不足致使难以有效保障合法权益的问题。实现我国刑事受审能力的制度化构建,应加强刑事受审能力相关立法规制、完善与缺席审判制度的衔接路径、强化刑事受审能力的鉴定与审查程序。

智能审判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责任认定体系的构建规则

智能审判系统的试点与运用是推进我国审判工作现代化发展的一大尝试,其不应仅发挥快速搜索法律规范的功效,也应通过类案整理、学说综述等方式生成责任认定体系,为案件关键性问题的审判提供参考建议。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往往面临着是否需要判断以及如何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确知晓涉案动物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之难题。智能审判系统应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的现实需求入手,厘清案件关键性问题,即“明知”问题的法律逻辑,并在智能审判系统中设置责任认定体系,进一步优化审判效果。智能审判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责任认定体系构建的基本准则:应以立法为根基、以案例为内涵、以学说为补充,形成类案法律规范库,根据犯罪构成要件编写责任认定体系;形成类案动物名录库,生成审判重点预警及分析;形成类案学术观点库,生成认定“明知”的实体性审判参考建议;设置重要时节提醒点,在辅助生成法律文书时充分发挥宣传效能。在智能审判系统中构建责任认定体系,有助于真正达到智能审判系统辅助实践审判的目标。

侦审信息阻断机制构建与三原则重新解读——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出路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庭审实质化既是巩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举措的关键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我国当前庭审实质化改革中遭遇案卷依赖的阻碍,究其原因是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三原则的误读,以致于产生“流水线”式固化诉讼结构,继而出现庭审依赖案卷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庭审实质化的意义、所面临的阻碍以及消解这些阻碍的对策等相关问题做出妥善处理。这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刻意义。

法治反腐视域下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的完善路径

作为2018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内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填补了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适用上的局限,扩展了特定犯罪的追诉方式,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制度。该程序尽管纾解了客观上不能出席导致的审判停滞情况,但被告人外逃型缺席审判的适用仍有待立法的完善。当前,缺席审判规则中的证明标准未能与案件的特殊性相协调。缺席审判的证明标准应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理论,通过厘清三类案件的特殊诉讼构造,明确证明对象、证明方式、证明价值和证明目的之特殊性,充分发挥刑事缺席审判的价值功能。

刑事审判“融智性”改革的现实困境及进路探析

当前,刑事审判“融智性”改革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传统刑事审判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引发问题、陷入困境。一方面,当前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系统并未起到实质性的增效、减负、辅助功效;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系统面临基础数据选取与算法设计的合理性保障不足的难题,存在加剧诉讼结构失衡局面的可能,并对现行审级制度、司法责任制改革、庭审实质化改革等造成冲击;算法黑箱与应用机械僵化、价值判断缺失等技术瓶颈的缺陷也逐渐暴露。有鉴于此,应丰富基础数据来源,健全筛选机制,保障基础数据的海量与优质。在明晰人工智能应用“辅助”地位的基础上,合理划定其适用的案件范围与审级,重新审视黑箱问题,并明确应由法官承担错案的司法责任。此外,还应建立决策追溯以及人才培养等协同机制,多管齐下,共同推进刑事审判“融智性”改革的稳步发展。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下控辩平等路径研究

在目前以案卷笔录为裁判依据的庭审实质下,受职权主义模式、案件办理流程和抗辩手段缺失等因素影响,法庭在对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容易产生误解,致使量刑上出现偏差,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为弱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尝试探索丰富控辩平等的路径,不仅能够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法官形成合理自由心证,还能够减少冤错案件产生。通过实施控方证据开示制度、赋予被追诉方参与调查权利、强化专家辅助人作用和确定被追诉人沉默权等方式,拓宽控辩平等路径,保证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本土化发展研究

在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刑事速裁程序能够提升诉讼效率、缓解办案压力、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但其本土化发展方向与完善路径还有待明确。基于对两大法系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发展方向上需保持现有开庭审理模式,应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动态价值平衡,并立足实现实体真实与案件分流的功能定位。在具体路径上,需关注审前阶段的权利保障及程序速率,重视庭审阶段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并强调现有配套制度的更新。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The Guidance Function of Cases of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Funds in Transitional ChinamWith the Reference to Criminal Trial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as a Sample of Analysi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ffenses of embezzlement, bribe-taking and so on,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funds is not a routine charge but a result of the response of criminal law to social transition. The fact that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have arisen in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ocedures relating to this offense makes the value of case reference material significan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ation of cases of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funds, which offer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real-life adjudication. Cases publicized in the last decade reflect a judicial emphasis-- they focus on the official nature of the duties performed by the subject, on understanding ＂for individual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formal rationality and on a caut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of ＂public funds.＂ Publicizing such cases facilitates reaching the same verdict in similar ca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cts as a catalys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