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cientific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Though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of Marian Cieslak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show that Professor Cie?lak is the founder of the scientific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though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five thoughts belonging to this school regarding the subject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the identity of a deed,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the burden of the proof, the obligation of proving, and division the grounds for detention. Professor Cie?lak 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olish lawyers and scientists, an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shaping views on the law, primarily in theory, but also in practice. His concepts result from his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n the law and are also timeless, remotely dependent on the legislation currently in existence.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几点思考

近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上日程。学界对本次修改整体上较为积极,也有部分观点对修改存有隐忧。从整体上看,启动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应当抓住此次难得时机,同时,也要对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氛围保持高度警惕,牢牢把握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目标和方向。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将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作为目标,采取大修的立法模式,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系统规划,分步实施,迈出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的关键一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也要设定改革的亮点,这些亮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重塑刑事诉讼法的篇章体例、以技术主义路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因应轻罪时代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构建律师无效辩护制度、重塑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完善证据制度等。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刑事案件二审开庭难的理论反思

刑事二审开庭范围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但囿于个案的消极影响、考核的指标主导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改革”。刑事二审开庭问题受到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需要在优化和调整审批程序、考核指标的基础上,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导制度改革。2023年9月开展的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为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避免考核指导下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程中需要及时作出制度回应,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与诉讼构造的指引,进而突破刑事二审开庭问题中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其次,在刑事二审开庭范围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列举应当开庭的案件范围转变为列举可以不开庭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明确“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最后,还需要构建起针对二审不开庭的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法律监督机制,为刑事二审开庭问题提供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

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境外追逃的法律机制发展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反腐败境外追逃法律机制逐步完善。但从境外追逃执法和司法实践看,境外追逃中常规适用的引渡措施仍面临瓶颈问题,缺席审判程序的追逃功能有限,境外追逃量刑承诺的法治化程度有待提升,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问题有待明确。为促进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一体构建,应拓宽引渡措施的适用渠道,以制度创新破解缺席审判适用难点,促进境外追逃中量刑承诺法治化发展,明确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情形,进而促进境外追逃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中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党中央部署的推动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改革实施以来,在诉讼理念、司法制度和庭审程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推进维度单一、制度集成不足、立法未能充分吸收等改革困境集中凸显。《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突破困境、深化改革的重要契机,应巩固改革成果,引领深化改革。本次修法可考虑通过总则确立原则、分则重设体例和公诉增添章节实现审判程序中心化;通过一审体例调整、配套制度调整、二审功能调整推动一审程序重心化;通过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优化庭前会议制度和规范庭审审理程序落实庭审程序实质化。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双重使命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面临确保司法规律遵循和科学技术运用的双重使命。需要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平衡侦查机关使用大数据技术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坚持控辩平等,并通过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实现控辩双方在数据获取上的权利平衡;在审判领域,应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坚守法官中立性和决策核心地位,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正确应用,同时注重算法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并尊重被告人的选择权,合理限制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案件适用范围。

我国刑事再审“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启动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有错必纠”,并不区分启动事由上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或“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启动事由、运行规范等都为实现纠错功能而运转。为维护法的安定性、法的权威性,应回归刑事诉讼客体理论,确立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在刑事司法程序运行中的价值,夯实刑事再审的客体内容,厘定生效裁判效力的涵摄范围;为禁止法院、检察院为“不利于被告人利益”而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应确立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同一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形式上,明确“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启动事由。

刑事再审抗诉实证研究——以360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刑事审判监督格局的中心。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与量刑错误是检察机关提起再审抗诉的主要理由。从再审抗诉结果上看,绝大多数抗诉意见都得到法院支持;从再审抗诉质量上看,检察机关对实体性问题提出再审抗诉的质量高于对程序性问题的抗诉质量;从再审抗诉功能的实践样态上看,再审抗诉的追诉色彩浓厚,纠错功能突出,检察机关的中立地位偏移,监督属性不足。检察机关应回归客观中立立场,严格控制不利于被告人再审抗诉的提起,实现再审抗诉“实体+程序”双轮驱动,提升再审抗诉工作质效。

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的哲学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属于再法典。鉴于其为程序法,因而再法典的主题应当为程序正义,这既是《刑事诉讼法》再法典的主题,也是修法的总原则。在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有三个修改关键点:一是法律运行方式要“以审判为中心”,这是程序正义存在两个利益方决定的;二是要“秉持无罪推定原则”,这是程序正义的正义本身决定的;三是要“落实控辩平等”,这是程序正义的成立条件决定的。再法典的实践中,只有以程序正义为主题,以三个关键修改点为原则,才能使《刑事诉讼法》修订得更加充分、科学与准确。

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公安机关取保候审适用分析

2022年《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取保候审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执行、被取保候审人的执行监管以及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等方面明确了更具操作性的规范。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适用违法违规情形具体表现为不严格审查适用条件、“保而不侦”“保而不管”、保证金管理不规范、保证人不适格及不履行保证责任以及没收保证金后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理不到位,成因涉及人的因素和法律规定两个方面。应完善相关规定及配套办法,科技助力执行力量,依靠群众协助,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我国刑事在线庭审的审判公开质效的回落与提升

刑事在线庭审是现代科技服务于现代刑事司法活动的必然产物。审判公开原则对刑事在线庭审活动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我国当前的刑事在线庭审,审判公开的深度不够、内容不完整、法庭礼仪不规范、后续工作未能及时跟进等问题严重降低了审判公开的质效。我们要以实现有效审判为首要目标,审慎地推进刑事案件在线庭审工作,让科技服务于审判。在此基础上深化审判信息的公开,通过互联网审判平台实现对审判信息的全程化、体系化、层次化的公开,同时还要规范法庭礼仪,维护在线庭审的庄严性和权威性。一审过后的后续程序和最终裁判文书的公开工作也不能忽视。另外需采取适当的辅助性措施加以配合,进而提升我国刑事在线庭审的审判公开质效。

侦审信息阻断机制构建与三原则重新解读——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出路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庭审实质化既是巩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举措的关键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我国当前庭审实质化改革中遭遇案卷依赖的阻碍,究其原因是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三原则的误读,以致于产生“流水线”式固化诉讼结构,继而出现庭审依赖案卷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庭审实质化的意义、所面临的阻碍以及消解这些阻碍的对策等相关问题做出妥善处理。这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刻意义。

轻罪治理背景下我国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之完善

在积极刑法观推动下,我国轻罪立法较为活跃,形成了以轻罪为主体的刑事犯罪结构,轻罪治理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时代考题。轻罪治理对刑事案件程序分流提出迫切的制度性需求,如需要程序出罪机制的支撑、诉讼程序的层次分化、审前程序的系统性转型等。但是,我国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刑事程序立法步伐远滞后于轻罪立法步伐、程序分化不足难以满足轻罪案件多元程序需求、程序出罪机制的政策回应型特征致其作用受限、审前程序的分流功能受诉讼程序的结构性压制、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缺乏有效配套制度供给等方面。对此,必须基于体系化思维,推动刑事诉讼程序的进一步分层、分化,突出审前程序对轻罪案件分流的重心作用,形成贯穿诉讼全流程的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并在刑罚轻缓化、司法办案组织设置等方面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受审能力的制度化构建

刑事受审能力是被追诉人恰当理解、认识刑事诉讼的能力以及合理辩护能力的有机结合,在契合程序主体理论、实现实体正义、保障控辩平衡和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解决诉讼障碍型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中引入了刑事受审能力标准,但我国刑事受审能力制度化仍面临着立法上规制缺失导致司法实践面临窘境、制度上衔接不畅从而引发缺席审判条文之间的张力、程序上规范不足致使难以有效保障合法权益的问题。实现我国刑事受审能力的制度化构建,应加强刑事受审能力相关立法规制、完善与缺席审判制度的衔接路径、强化刑事受审能力的鉴定与审查程序。

智能审判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责任认定体系的构建规则

智能审判系统的试点与运用是推进我国审判工作现代化发展的一大尝试,其不应仅发挥快速搜索法律规范的功效,也应通过类案整理、学说综述等方式生成责任认定体系,为案件关键性问题的审判提供参考建议。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往往面临着是否需要判断以及如何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确知晓涉案动物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之难题。智能审判系统应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的现实需求入手,厘清案件关键性问题,即“明知”问题的法律逻辑,并在智能审判系统中设置责任认定体系,进一步优化审判效果。智能审判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责任认定体系构建的基本准则:应以立法为根基、以案例为内涵、以学说为补充,形成类案法律规范库,根据犯罪构成要件编写责任认定体系;形成类案动物名录库,生成审判重点预警及分析;形成类案学术观点库,生成认定“明知”的实体性审判参考建议;设置重要时节提醒点,在辅助生成法律文书时充分发挥宣传效能。在智能审判系统中构建责任认定体系,有助于真正达到智能审判系统辅助实践审判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