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峡通行制度综合法理分析

作为全球海洋的关键节点,国际海峡既是我国冲出岛链封锁的必经之地,也是关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与否的重要通道。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第一,针对某些存在长期有效的专门公约的特定海峡,其通行制度予以保留,如土耳其海峡适用1936年《蒙特勒公约》、麦哲伦海峡适用智利与阿根廷1881年《边界条约》、丹麦海峡适用1857年《哥本哈根条约》;第二,在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海峡,他国船舶、飞机有权在其中间的专属经济区或公海海域适用航行飞越自由,如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等咽喉要道;第三,在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他国船舶、飞机有权在其领海海域适用过境通行制度,如吐噶喇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多佛尔海峡等咽喉要道;第四,在摩西拿例外海峡和死巷例外海峡,他国船舶、飞机有权适用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通过制度,如摩西拿海峡、卡尔玛海峡、蒂朗海峡、首港航道等咽喉要道。综上,他国船舶、飞机在相关海峡的相关海域的通行权的享有,依靠的是国际法规则,并非海峡沿岸国的恩惠,也非其他海权大国的好意施惠。我国船舶、飞机有权适用国际海峡上述四类通行制度沟通全球。同时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保障国际海峡畅通,促进海运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论沿海国保护权对军舰豁免权的限制

针对在领海进行非无害通过的外国军舰,沿海国能否采取执法措施,取决于沿海国保护权是否构成对军舰豁免权的限制。在军舰豁免权的适用范围上,这种限制体现为当外国军舰不顾沿海国有关驶离领海的要求,并对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构成持续、严重、紧迫的危险时,沿海国可基于《海洋法公约》第25条第1款采取必要的执法措施以防止外国军舰的非无害通过。习惯国际法视角下,尚不明确沿海国能否基于保护权对外国军舰采取执法措施,但形势紧迫时国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亦符合国际实践。在执法措施上,沿海国保护权对军舰豁免权的限制体现为对外国军舰的强制驱离,以及暂时扣押身份不明或拒不驶离的军舰属具,但措施的实施应恪守人道主义原则,并以实现强制驱离的目的为限。

《海洋自由论》及其国际法思想

本文介绍了格老秀斯《海洋自由论》的主要内容及其蕴涵的国际法思想。格老秀斯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 ,从葡萄牙对东印度无主权、无权垄断海洋和海上航行权以及无权垄断国际贸易权等三个角度来阐释其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理论 ;其蕴涵的国际法思想主要有 :航行自由和捕鱼自由、贸易自由、无害通过权、人类共同财产及和平论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这些闪耀着国际法思想光芒的真知灼见对今天的国际海洋法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强权政治仍然主宰世界的今天 ,重温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 ,仍有着积极意义。

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法律问题研究

现行国际法体系下,关于遇难船舶是否有权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国际海事组织在避难地问题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脱离避难准入权的单纯避难地的存在并不具有实质意义。鉴于绝对的避难准入权与国家主权原则存在直接冲突,遇难船舶避难问题更现实的解决路径是提高国际船舶标准及提倡船籍国承担责任原则,而非创设一种绝对的避难准入权。在国际法上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缺乏统一标准的大背景下,我国宜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进行适度干预。

海上丝路与南海问题

中国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关键应合理稳妥地处理南海问题争议。南海问题争议主要包括南沙岛礁领土争议、中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争议及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争议两个方面。为此,在重点分析了这些争议的特点和焦点以及应对的措施后,特别强调了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和倡议以及"立场文件"的重要性,尤其要求美国采取包容性和建设性的立场和态度对待南海问题争议,以避免南海问题扩大化和复杂化,确保南海安全秩序。

外国军舰在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领海的无害通过:理论、实践与借鉴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舰在北方海航道领海航行受阻后,外国军舰在该航道领海的航行冲突至今未能解决。对于外国军舰是否享有领海的无害通过权这一问题,从苏联到俄罗斯立场经历三次转变,俄罗斯目前虽然承认外国军舰享有该项权利,但是2019年制定的法规草案要求外国军舰通过北方海航道的领海需向俄罗斯提前通知,对原先的立场作出修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这一问题规定模糊,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三种做法,分别是事先批准、事先通知和无需批准或通知。规范军舰无害通过领海的习惯国际法并未形成,中国坚持军舰进入中国领海需要事先获得批准,这一立场近年持续遭到美国的挑战。俄罗斯的实践操作以及对国际规则的解释和利用对中国处理相关争端具有借鉴意义。

论南海搜救活动中的船舶无害通过权

在南海搜救活动中,搜救船舶无害通过权的成立及行使关系到国际海上救援的进展速度,对在黄金救援时间内及时救助人命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应从理论上首先正面地确立搜救船舶的无害通过权,再以我国南海海域为视角,从南海救难舰本身的特殊属性、南海争议海域的存在以及南海诸国搜救合作的三个角度剖析出搜救船舶行使无害通过权的阻却性因素,最后从技术、立法、实践三个方面提出应对这些阻却性因素的思考。

变迁中的“航行自由”和非缔约国之“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海洋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和海洋强国,始终站在维护传统航行自由和抵抗沿海国对航行自由的限制和影响这一边。最终美国选择置身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之外,但坚持《公约》的大部分规则是习惯法,通过“航行自由计划”的实施,试图控制和影响《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不言而喻,在《公约》未做出规定的有关历史性水域和海湾、远洋群岛水域、远洋低潮高地等问题上,“航行自由行动”和对象国的反应,就处于形成中的习惯法而言均有意义。对于《公约》作出规定的部分,一般而言,非缔约国的实践即使与《公约》解释相关,也并不具有“解释相关的嗣后实践”的功能。但是,考虑到《公约》条款可能反映同一内容的习惯法规则这一因素,美国的某些行动是行使《公约》明确规定但被“非法”拒绝的通行权(如最大12海里领海的规定)。在《公约》条款是否在《公约》缔结后“结晶”为习惯法的规则这一问题上,非缔约国而不是缔约国的实践,才可能有意义(过境通行权)。在习惯法和《公约》对同一内容暧昧不清的情形下(军舰在领海的通航涉及的无害通过制度、直线基线和专属经济区或毗连区的军事活动等几个问题),考虑到《公约》缔约国的后续实践由于解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达成解释上的合意,由不参加《公约》的极少数国家的实践来掌控《公约》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在个案中,适用此类规则进行合法性判断时,利害相关国的行动须被纳入考量,因此对象国有必要采取对抗性措施。

“一贯反对者”规则在中美有关军舰领海通过分歧中的作用初探

“一贯反对者”规则在中美有关军舰领海通过的分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美两国争论的实质是美国军舰是否在中国领海内享有无害通过权。无论某项国际法规则是否赋予了外国军舰无害通过权,都只有首先确定该规则在中美之间具有可适用性,一方才可以依赖该规则。为此,本文首先梳理了中美有关军舰通过领海问题的法律关系,以明确其习惯法本质。即使假定习惯法中形成了军舰享有无害通过权的规则,根据“一贯反对者”规则,该习惯法规则也不能适用于中国领海,因为中国一直都公开地明确主张,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需获得批准。“一贯反对者”规则本身属于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有关实践完全满足该规则的各项适用条件。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制度对平时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将海洋划分成若干不同的海域,并针对各种海域规定了各自适用的通行制度。过境通行制、无害通过制度不仅规制着具有重大经济和战略意义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上的秩序,而且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一起影响着各国平时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上的军事活动。

论军舰的无害通过问题

由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和第25条均没有对军舰在领海是否有无害通过权加以明确规定,实践中不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围绕该问题屡有争端。无害通过内生于古老的海洋自由原则,海洋的根本价值在于作为国际贸易的便捷的运输通道。保护陆地安全仍然是主权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海洋权力是以陆地安全为核心的权力。无害通过构成国际习惯法,但是作为一种原则和概念,需要受到具体适用条件的制约,并应当进行解释。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是另一个问题,从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要素来看,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并非国际习惯法。沿海国可依据国内法对外国军舰通过领海作出有害推定。《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拒绝缔约国作出保留,但是国家的解释性声明表明了基本态度,如果这一问题不能有效澄清,国际海洋法秩序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美国军舰航行自由行动:法律与政策的冲撞

2015年后美国在南海海域多次执行属于其国内政策性质的"航行自由行动",不断挑战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相关海洋法律规范与实践,一方面取得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更是企图扮演海洋争端的解释者与仲裁者角色。从法律面与政策面探讨海洋法概念中的"航行自由权"以及美国军舰执行的"航行自由行动"。

无人船适用领海无害通过制度的困境及对策

在人工智能时代,无人船的研发与应用对传统国际法律制度造成一定冲击,导致既有国际规则的适用困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领海无害通过制度,但是,无人船能否适用该制度、是否满足"无害性"法律要求、沿海国司法管辖权如何落实等问题亟待澄清。对此,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趋势下,应当在法律层面应对上述困境,并通过机制创新,平衡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国家审查机制,创新无人船信息通报制度和指定无人船航道,重新审视船舶配员规则,实现船岸通信技术规则法律化,以保障沿海国的司法管辖权。

展望南海局势与特朗普政府未来政策走向

中美两国都应就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访问华盛顿期间发表的关于中国不打算军事化南沙群岛的声明进行跟进,通过深入对话来界定何谓岛礁的"军事化"。同时,随着南海地区局势的发展,中国有必要完善南海岛礁战略防御计划。根据南海问题至今以来的各类得失相应进行中期调整是必要的,但协调机制本身并不能强迫所有相关方以理智、和平的方式处理问题。

论他国军舰在我国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

民用船舶享有无害通过权已无争论,军舰能否享有无害通过权目前仍有分歧。我国认为军舰可以享有无害通过权,但前提是经过我国的批准或许可。近期,南海纷争频起,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法上的相关制度,对无害通过权制度作出合理有益的解释,同时应加强岛礁建设,进行主权宣示,捍卫国家利益。

评网络行动对海洋法制度带来的问题与争议——以塔林2.0为研究范本

《塔林手册2.0版》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部专门以"可适用于网络行动的国际法"为主题的国际法著作。在当前网络空间国际法(主要是硬法)规则严重缺位的情况下,国际软法大行其道,填补了网络空间的诸多法律空白。本文就可适用于网络行动的海洋法规则为视角,对《塔林手册2.0版》中海洋法部分内容做一深入分析,并主要围绕网络行动对传统海洋法提出的新问题和争议进行研究。通过梳理总结出塔林2.0中海洋法规则的几大特点,以及据此得出的几点启发。

航海实践中“无害通过权”的运用

相当多的航海人员对“无害通过”的理解仅局限在公约的条文中，很少去思考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如何应对此类案件。本文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对“无害通过权”的意义和运用加以分析，供同行参考。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研究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在总结中国领海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实践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195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标志着新中国领海制度的初步建立,这对捍卫中国领海主权、维护海洋利益、发展海上交往、巩固海防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领海无害通过制度

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领海航行,不仅危及航行安全,而且违反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损害了领海无害通过制度。领海无害通过制度,不仅涉及领海制度、国际海峡通过制度,也关联领海通过的要件与无害通过要件之间的关系,更涉及针对领海内军舰无害通过的认定标准的"结合说"和"分离说"。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制度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的争议焦点为:其是必须事先通知沿海国或得到沿海国的事先许可,还是可以自由航行。中国应在坚持领海无害通过制度"事先同意论"观点的基础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制定外国船舶无害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的职权,进一步修订完善与领海有关的国内法律制度,体现国家在领海内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管辖权,确保中国在领海内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国内争论及政策逻辑

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从2015年以来已经成为加剧中美南海争端的最主要因素,从2015年10月至今,美国军舰在中国南海岛礁附近进行了四次"航行自由行动"。针对这些"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内批评声音明显,对于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应挑战哪些对象,行动的国际法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和定位针对中国南海岛礁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国内都存有极大分歧。白宫和美军方试图维持对"航行自由"的承诺,但在实践中却难以保持行动的连续性并明确行动意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与东盟南海声索国达成共识,希望通过谈判缓解海洋争端引发的关系紧张,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可能直接介入,根据仲裁结果采取挑战程度不同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且"航行自由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