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存废困境及其化解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律层面和最高司法权层面尚未获得正当性。与规范层面上的禁止性规定不同,出于司法适用需要,此类文件在实践中仍然禁而不止。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禁而不止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作为方法的司法解释和作为权力的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的内在需要,地方“两院”制定此类文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地方“两院”出于司法适用、回应政策需求以及适应地方具体情况等目的而制定解释性质文件,部分规则有解释之名却隐含了立法之实。为缓解地方“两院”法律解释需要和规则效力外溢之间的张力,应当从制定主体、功能界限以及裁判定位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规范化后,宜将其纳入地方人大和司法系统中进行相应的双重审查规制。

正当程序视野下的法官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法官司法责任制又是司法改革的重中这重,正当程序是使法官司法责任制改革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因为只有用正当程序才能规制住审判权的恣意,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以正当程序理论为主线,结合我国现有的程序立法和审判实践,提出增设快速封闭连续审判程序,创立有限多元人民陪审团制度,同时注重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力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当审判程序,在最大限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法官工作时间贫困感的前因及其司法决策后果的质性探究

“诉讼爆炸”时代背景下,“案多”与“人少”的现实矛盾愈演愈烈,法官工作时间贫困现象尤为突出。文章从“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出发,探索诱发法官工作时间贫困感的现实因素,及其影响司法决策质效的深层机制。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根据目的性抽样原则,以华北、华中、东南地区的审判与执行法官为对象(51人),形成访谈逐字稿一百余万字。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出工作时间贫困感的前因及其司法决策后果的双路径模型。研究表明:1)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即一方面是庞杂的工作内容与繁重的考核指标所造成的工作要求激增,而另一方面是人员配备和支持不足所造成的工作资源匮乏,共同催生了法官普遍体验到的时间贫困感。2)源于工作要求-资源失衡的时间贫困感,迫使法官个体采用“工作提速策略”与“工时延长策略”的应对方式,进而促使法官采用“结案导向”工作模式,同时加剧了法官内在身心资源的损耗,最终造成对司法决策质效的潜在威胁。

司法责任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厘定

作为法官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界定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当下,此类标准愈发成为管控审判权能、健全审判流程,以及保护正当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基于此,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界定必要性的探讨,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与这一标准适用的具体要求,以主体、内容和合理性三个方向的讨论为切入,或可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明晰提供较可取的路径参考。

“双议”结构下基层检察委员会决策增效的拓展图景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规则》对检察委员会的评议范围进行二分法划定,呈现出“议案”与“议事”的二元“双议”结构,使检察委员会发挥决策、指导、监督功能。在现实运行中,“双议”结构下的基层检察委员会呈现“议事”“议案”数量比例失衡、责任失衡、评议过程虚化的现象。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基层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发展要以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抓手,通过与会主体优化、推进责任落实、强化程序衔接等举措,使决议更专业、权责更均衡、评议更高效。

何处安放情感?——司法与法官情感的关系反思

面对司法是否应该去情感化的大哉问,本文从现代认知科学对于情感的认识出发,指出情感虽然是有偏向性的,但是情感对于司法审判来说既是有益品,也是必需品,基于案情本身而产生的情感并没有违反司法中立性原则,这种情感也使得公正司法成为可能,但是庭审前、庭审中产生的对人不对事的情感,确实是违反司法中立性的,应予摒弃。至于事前存在的针对与本案有关的类型化事实而发的情感,虽然严格来说不符合中立性原则,但是无法除之而后快,只能借助共情能力来克服。

司法应对“长臂管辖”的学理研究--基于对等原则和刑事司法视角的分析

司法应对“长臂管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维护我国权益的必然要求。“长臂管辖”是美国特有的一种管辖制度,经历了由司法判例到立法实践,由民事领域到商事、刑事、金融、反垄断、反腐败等多个领域的扩张过程,其本质是借法律扩张适用之名行单边制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实,必须予以坚决反制。通过司法能动应对是反制“长臂管辖”法律“工具箱”的选项之一,也是落实《反外国制裁法》的有效举措之一。可以从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协作、依据对等原则采取反制措施、发挥司法机关在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职能、科学划定刑事司法机关行使域外管辖的案件范围,以及优化刑事司法机关开展域外管辖的程序规则等方面,推进对美国“长臂管辖”的司法应对措施。

公平责任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与规则重构

从《民法通则》第132条到《侵权责任法》第24条,再到《民法典》第1186条,《民法典》第1186条把“根据实际情况”的表述修改为“依照法律的规定”,公平责任历经从一般条款到引致规定的立法嬗变。从公平责任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可知,《民法典》第1186条仍然面临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未来应该对公平责任适用规则进行体系化重构:从《民法典》第1186条的立法目的出发,明确适用条件;采取限缩解释,明确《民法典》第182条(紧急避险)、第183条(见义勇为)、第1190条(暂时失去意识)、第1192条(提供劳务)和第1254条(高空抛物),即所谓“依照法律的规定”的主要情形;同时,还应当为公平责任适用规则留下弹性解释空间,从而使公平责任的司法适用问题得以纾解。

营利法人社会责任规制体系优化进路研究

在现代法治社会,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既非纯粹的道德自律责任,也非简单的约定责任,而是多元化的法定责任。任何营利法人都不得规避或逃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必须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要真正实现我国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法治化,应从立法规范化、司法功能化、国际法律趋同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拓展。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种类、内容、方式与程度等,不可仅仅停留于我国《民法典》第八十六条的粗线条规制层面,也不可满足于《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应将其进一步细化、类型化、具体化并纳入公司法、侵权法、环境法、税法以及其他行政法规的全视域的法律规制范畴,积极构建多元化实现机制;要重视营利法人社会责任规范的可诉性研究,强化其司法适用性和裁判功能;不断促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与国际社会法律趋同化保持同步性或协调性。

网络舆论下司法公信力的困境与重塑

网络自媒体在传导民意监督司法的同时,也掀起“舆论审判”,侵蚀审判独立、冲击司法公正、动摇司法权威、挑战法治信仰,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究其原因,司法机关审判独立机制、司法权威树立、舆情承担能力、司法公开落实、有效公众参与等内部要素的阙如应该引起注意。科学认识司法公信力与公共舆论相互促进和对立冲突的二元关系,在司法中微观层面培育司法中立公共理性、坚守案件审理法治底线、提升司法舆情应对能力、引导公众良性参与司法,以建构司法公信和公众舆论之间的良性交互关系。

重大药品安全事件中网络舆情对刑事立法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探究舆论、司法与立法之间的演进规律,建构舆情治理的司法、立法反馈方案。[方法/过程]文章以“陆勇代购抗癌药品案”“长春长生假疫苗案”为样本提取舆情数据,采用SnowNLP方法、逻辑回归模型(LR)和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的集成模型,对舆情情感特征和内容特征进行定量研究。将研究结论与利用ChatGLM、ERNIE 3.0预训练语言模型抽取出的刑事一审生效判决文本信息整合对接,分析网络舆情对司法及立法产生的影响。[结果/结论]在药品安全事件中,存在社会舆论率先影响司法调整,进而以司法实践推动立法回应的趋势,呈现出“舆论—司法—立法”的阶梯式演进规律。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 AND FRAMEWORK MODEL OF THE RESPONSIBILITY INVESTIGATION SYSTEM OF MISJUDGED CASES

I.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OBLEM: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A.Policy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Investigation System of Misjudged Cases On September 21,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released the Opinions on Perfecting the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System of People's Courts,which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objective principle of the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System"should take strict adjudicative liabilities as the core",indicates that the core content

司法机械主义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司法机械主义是历史与现实都存在的一种司法形态。古代司法机械主义往往是法定的和形式性的,当代的司法机械主义脱离了法律有意识和规模化的对司法人员理性和良知的羁绊,但是,法律和司法解释以及上级对下级的司法控制技术也存在对司法理性的一定的羁绊现象并由此引发僵化、机械司法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诸如司法人员只知恪守法条规定而不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变通造成的对于实质正义的偏离。本文从近些年来大众媒体关注和社会舆论热议的个案出发,针对其呈现的司法机械主义现象,尝试从司法特性、司法体制、法律教育、司法官任用考试等制度、司法官的群体性格、司法惯性等方面寻找原因和对策,同时从司法与天理、人情的疏离与融合现象理解最高司法机关试图解决僵化、机械司法的思路与成效,进而提出若干改良司法以避免司法机械主义的建议。

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的多维审视

行政诉讼“程序空转”是指行政诉讼程序在回应起诉人的实体诉求、实现公平正义方面的“无效果”或者“低效率”。这一现象可被分为五种现实类型:实体诉求被裁驳类、实体诉求被转回行政机关类、二审以上程序被高频率使用类、多个关联诉讼包裹一个实体性诉求类和胜诉判决“聊胜于无”类。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行政诉讼法规范的不足、缺失或者被机械适用,是部分间接原因;法官们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动力、能力与资源不足,是直接原因;行政审判的内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乃深层原因。为尽可能减少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除了明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范的适用规则、加强行政审判法官的专业化及职业保障等外,更为重要的是要着力改善行政审判的内外部环境。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适度能动”之气候司法研究:域外实践与实现路径

气候司法是我国气候应对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对气候立法、气候行政行“能动纠偏”之用。我国气候司法从被动、弱能动,当前呈现“强能动司法”的发展趋势,但司法政策和理论研究都对气候司法提出了“适度能动”的要求。本文意欲厘清中国语境下“适度能动”气候司法之实现路径。通过对中外气候能动司法实践与理论展开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相较域外“造法型”气候能动司法,以“服务保障”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回应型”气候能动司法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控制”意义,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挥司法的气候治理作用。但中国能动司法不可跳脱出其宪法定位,不可代位甚至超越行政权和最高权力机关之立法权。气候司法于气候立法“补位而非代位”,于气候执法“辅助监督而非代位干涉”。中国“适度能动”回应型气候司法有“气候规制监督”“气候损害救济”“气候刑事惩戒”和“气候政策保障”四条实现路径,故此应强化检察机关气候法律监督职能,探索公益诉讼预防性功能,拓展“大环资审判”格局;减少公民个人承担气候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避免“绿色原则”之滥用,限制预防性检察行政诉讼的提起范围,审慎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论机械司法

法官缺乏对法律规范的意涵以及立法意旨的考量,僵硬地适用法律条文,作出与社会实际或者公众认知相背离的司法裁判,这就是所谓的“机械司法”。近年来,机械司法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疑难复杂案件、一审程序以及刑事诉讼领域中更加频发。法律本身的抽象性、模糊性、滞后性以及司法解释过于细密,在司法理念层面过于强调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形式主义司法观,法官本身缺少生活体验、司法解释能力不足以及趋利避害的责任规避等都是导致机械司法出现的主要原因。强化倡导能动司法的理念,提升法官裁判能力,建立健全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完善陪审员制度,有助于克服机械司法之弊,在形式主义司法与现实主义司法中寻求平衡。

民事二审独任制的正当性基础与优化路径

民事二审独任制是《民事诉讼法》新修改创设的制度,其实现了二审程序与合议制的“解绑”,但也遭到学者的质疑和追问。立足于繁简分流改革与司法资源配置的现实语境,可以从该制度的性质与目的、价值与功能、诉讼程序法理导向和司法实践层面予以回应。一方面民事二审独任制的设立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审理程序与司法资源的精细化配置,也有利于当事人诉讼独立性程序地位的实现;另一方面民事二审独任制的实施具有正当性,符合民事程序法理适用的功能自治与能动灵活,价值权衡下的程序简化同样能够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重提升。通过理论与实务两个维度,实现程序内与诉讼原则和审级职能定位的契合,程序外与法官员额制和法官责任制的配合,民事二审独任制将日益完善。

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研究

官司出入人罪法是唐宋以来用于规范司法官员故意或过失而导致量刑不当行为的法律规范,包括故出入人罪法和失出入人罪法。《唐律疏议》中首次界定了司法官员出入人罪行为,《宋刑统》沿袭,后经两宋发展、完善,宋代的出入人罪法尤其是失入人死罪法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发展的最高峰。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具有独立适用、发展不平衡、适用对象扩充等特征,但其实施效果有限。

论司法责任制下法官的多重责任

在一般观念及以往的研究中,法官的责任常被简单地等同于审判责任。但是,在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与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下,法官的责任在事实上超出了审判责任的范围。在新时代法治建设的中国,法官具有多重角色定位,履行不同性质的义务,因此也就承担着多重责任。作为司法审判者,法官承担基于审判职责的职务责任;作为公务员,法官负有政治义务,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法治社会的建设者,法官当然地也负有相应的社会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分司之后:宋代州级法官责任分等制度流变探析

唐代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典型形态,四等官(主典、判官、通判、长官)制度是中华法系中法官责任制度的代表。宋代继承了前代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并在州级审判中实行鞫、谳、判分司制度,使四等官责任制度中又蕴含了审讯、检法、判决的权力制衡因素。宋代州级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从等级制演变为环节等级制,问责路径从自下而上变为自前而后,分司式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创造了更为完善的样式与形态。明、清王朝取消了鞫谳分司制度,恢复了唐代四等官法官责任制度,宋代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