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有限判例制度实现正义——兼评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局限性

司法统一是司法正义最基本的诉求。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但从我国案例指导的实践进程来看,其对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作用极为有限。鉴于我国制定法与大陆法系各国制定法的差距以及我国审级制度在统一法律适用上的欠缺,我国在设计案例指导制度时应当跳出大陆法系国家的定式,建立有限判例制度,并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以弥补现行抽象性司法解释在统一法律适用上之不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地位司法应用及法治建设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政府对全体人民进行的一种理念教育方式。在新时代新阶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用于司法实践和法治建设全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法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法律体系的法源地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原则。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审判机制,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指导性案例的引导。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政救济体系建设。

基于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导向论案例指导制度

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借鉴判例制度,在我国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下运用案例对法律的准确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的一种司法解释制度。其与传统司法解释区别的关键在于形式,与国外判例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其指导性。我国传统司法解释的本质是司法法,涉嫌立法。司法解释权实出自司法权,司法解释规制机制可从司法权内部找寻。然而,当前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条件并不充分。因此,要以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带动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健全。于当下而言,扩大指导性案例发布主体不失为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推进这一转变的良策。

司法改革新语境下再论警检关系

国家监察体系架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公检法各机关改革的深化等共同构成了司法改革的新语境。在经历了2004年和2010年警检关系两次研讨高潮后,司法改革新语境下有必要再次对警检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和"检察监督原则"构成了警检关系的基本法律框架。基于警检的不同,警检关系的未来发展必有其限度和重心。警检关系未来发展的限度是:第一,我国不适宜发展警检一体模式,检察机关的权力不应延展至侦查指挥权;第二,在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侦查监督机制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事中监督应审慎设计和运行。警检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心是:在警检关系的构建和展开之中,第一,凸显证据获取、证据审查判断等各证据环节的严格要求;第二,强调侵权救济机制的通畅和保障,发挥辩护方的积极作用。

中国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新论

当下之中国,采纳本源型的西方判例法制度受到宪政和司法体制限制且缺乏司法文化之基础,而走司法解释型的案例制度之路又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及权力异化之危险。从司法管理、司法方法与审判程序制度相结合的视角,在现行案例指导制度基础之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建构司法方法性的管理制度,如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简称"案例督导制度")合法而可行,现实且必要。文章对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的内涵、实质、新颖性、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并从法理、司法方法和司法管理角度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司法判决可以改善法治环境和人文条件,矫正传统清官文化与法治观念的错位与背离,可以使公众明晰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疏离与亲和,可以为公众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结果,这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四个内在机理。公众朦胧权利意识的觉醒、互联网时代下的司法红利、裁判文书的公开以及司法判决的科学性化倾向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四种外在驱动力。司法的良性发展,个案确认以及固化一般规则,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导引网民以及媒体理性参与和践行案例法治文化实践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5种必经路径。

加强我国刑事案件法律监督的几点思考

我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只有对刑事案件进行有效法律监督,才能保证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文章结合我国法律实践,着重分析加强刑事案件法律监督的重要性、当前刑事案件法律监督所存在的障碍,提出建立有效刑事案件法律监督体系的建议。通过对我国刑事案件法律监督制度进行全面研究,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努力。

法治视野中的李慧娟事件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慧娟在一例经济纠纷判决书中的一段表述引起了一场风波。她在表述中写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从而被指涉嫌越权"司法审查",受到了被撤销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助理审判员的"严肃处理"。李慧娟事件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官的命运问题,更折射出整个法治建设的诸多瑕疵,这些瑕疵正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背景下的这一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反思与检讨。

霍布斯法律解释观的现代展开

法律解释权归于主权者。法律解释者是主权者授权的法官。法律解释的对象包括自然法和成文法，且法律解释的效力具有一次性和特定性。霍布斯的法律解释观对我国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制度的革新，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指导性案例旨在通过后案法官对其的具体适用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指导性案例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其属于司法解释的一种新形式,具有法律约束力。与解释、规定等传统形式相比,指导性案例最接近法律解释的一般意义,其包括指导规则和裁判文书,后者作为说明前者适用的具体情形而存在。发布指导性案例,既有利于及时统一法律适用,又充分调动了法官科学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完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在保障被告人权利和打击犯罪两个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作用的一项特殊程序。但是,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这一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完善死刑核准权、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和审理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使死刑复核程序进一步完善。

指导性案例何以作为法律渊源?——兼反思我国法源理论与法源实践之关系

“指导性案例是不是法律渊源”是一个关乎指导性案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基础性命题,该命题也可以作为反思与重构我国法源理论与法源实践之关系的一个切入点。为此,应当从多个维度来界定法律渊源的基本内涵与属性,以明确相关讨论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反思当代中国法源理论与法源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倡导一种“规范多元主义”的法源观念。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指导性案例作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法源类型,不仅在理论上成立,而且也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相当程度的可行性。

论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监督

刑事指导性案例基本上属于一种案例形式的法律解释,“两高”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发布权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权属。指导性案例是“两高”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表现形式,不存在形式合法性的问题,但在实质合法性层面,在缺乏必要的监督之下,指导性案例中解释内容的合法性仍值得怀疑。目前,对刑事指导性案例的监督主要体现为“两高”的自我监督,优势与缺陷并存。对刑事指导性案例为何要纳入法律监督、能否纳入人大法律监督以及如何监督等问题仍有待厘清。通过对刑事指导性案例属性的认定、现有立法的解析以及对纳入法律监督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审视,刑事指导性案例可以被纳入现行人大法律监督制度中,并以其特有的监督方式和内容发挥着重要作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案例的编选标准与程序

司法案例体系是指具有指导作用的司法案例的集合,包括但不限于指导性案例。这一体系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制度权威性、价值传承性、内容规范性、体例清晰性等特性十分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确阐释和广泛传播,但是这种功能的发挥需要以合理的编选标准和有效的编选程序为基础,否则司法案例就会出现良莠不齐的问题。在编选标准方面,应当贯彻“对类似法律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宏观宗旨,并结合具体核心价值的入法程度确定不同的说理标准。在编选程序方面,需要根据法院内部的推荐程序、社会公众的推荐程序以及集中清理编纂的程序要求展开。

人大司法监督疏议——析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审判和检察工作的监督

切实有效地实施并充分发挥人大司法监督的优越性对促进司法公正意义重大。但是,“个案监督”则不能实现人大司法监督的目的,还会导致对这一宪法原则的破坏。人大司法监督的渠道可考虑调整强化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强化司法官员监察机制,注意对司法机关监督程序的监督和依法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等措施得以实现。

指导性案例与抽象司法解释的互动及其完善

指导性案例与抽象司法解释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则和法律方法三个层面。在制度层面,两者的制度成熟度差距较大,且相互衔接不足;在规则层面,两者的裁判规则供给能力之差距过于悬殊,具体的互动方式也存在一些瑕疵;在法律方法层面,两者在互动时对法律方法的运用还不够充分,相关标准亦有待明确。可以通过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地位,并加强其与抽象司法解释的制度衔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则供给结构并规范其具体方式、加强法律方法在两者互动中的运用并明确相关标准等路径,实现对指导性案例与抽象司法解释之互动模式的完善。

裁判说理——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理论与实践皈依

虽然指导性案例与判例在表现形式上相似,但其确定过程和效力与判例存在区别;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制度同源、功能互补,但比司法解释更贴合司法本质。蕴含解释智慧和创造性裁判规则的指导性案例,以支持性理由的方式加强裁判权威,是法律适用中"应当参照"的准权威性法律渊源。但研究学者的理论支持和司法实践者的职业认同不能完全支撑指导性案例的具体适用。注重并加强裁判说理、体现司法本质的裁判文书制度,是指导性案例得以适用的现实基础,也是未来指导性案例趋向司法本质的保障。

检察指导案例与共识性裁判的生成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部分指导性案例引用了法院裁判结果,其结构表现为"叙述性诉讼过程+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要旨"。这种结构在体现检察监督职能得以运用的同时,表明了对法院裁判的认可,保障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进而有效地整合了检察院、法院和当事人通过诉讼过程形成的共识,并形成规范效力,从而在提高司法裁判合法性的同时,增强了裁判的可接受性。

检察官参与命案现场勘验制度研究

我国当前的命案现场勘验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一方面勘验人员法律程序意识淡漠,执法操作不规范、不科学;另一方面,现场勘验主要服务于"抓人破案",对证据的收集呈片面性、碎片化倾向,以致后续诉讼中无法以证据定案。引入检察官参与命案现场勘验制度能够实现检察官对于重大、有影响命案的事前介入、同步监督、证据引导,对于规范命案现场勘验、保障证据收集的"量"和"质"、从源头上减少"瑕疵案件"、遏制冤假错案大有裨益。当前,创设该制度须明确检察官参与命案现场勘验的基本原则,其与公安等侦查人员在勘验中的职责分工以及参与命案的范围边界。作为被参与的一方,公安等侦查机关应当转变思想,积极合作,实现"双赢"。另外,公检之间还应建立信息通报和互联互通等配套反应机制,保证双方在命案现场勘验中的无缝对接。

论刑事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生成

普遍意义上的裁判规则,区别于个别案件中形成的个案规则,是一种有效力的权威依据。刑事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生成实际上是赋予判决中业已存在的个案规则以一定的权威与约束力,将其转换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裁判规则。这一过程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个案规则能否被"可普遍化"为一般规则。刑事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产生并非从无到有的创制过程,而是在既有法律规则体系下的衍生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要考虑成文刑法对其限制性,又要考虑其与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的相容性。我国的司法解释是仅次于刑法的一种效力规则,在生成新类型的刑事裁判规则时,仍需要考虑其与既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规则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