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稳健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探讨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以期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通过研究发现:首先,系统风险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经济领域不良资产不断积累。借贷资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运行具有不同规律,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引发的庞氏债务膨胀及其违约成为系统风险更加重要的风险源。其次,系统风险的形成机制源于个别风险系统化。本文从金融风险管理视角揭示了金融创新工具对冲或回避个别风险而导致风险在系统中寄存和持续积累的过程,其会加速债务违约泛化,引发金融危机。最后,中国金融风险处置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导向应在宏观上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微观上避免风险对冲的创新技术泛化,风险处置目标坚持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同步,风险处置方式强调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

贵州数字经济与实体行业的深度融合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宽经济发展空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五个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宽经济发展空间方面的意义。在IT技术扩散与渗透推动下,工业经济逐渐向数字经济靠拢,即数字经济1.0时代,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载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驱动的数字经济2.0时代。实体经济是指所有物质生产活动,非物质生产活动被归纳为虚拟经济。就目前形势来看,贵州省社会数字经济的程度在不断提高,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必将引领时代抢占制高点,并具有高速发展的潜能。在大数据背景下,依托信息技术,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同时经济社会实现数字化的能力不断提升,为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文章首先利用系统聚类分析判断研究数据的有效性,通过冰状图和树状聚类图来分析分类的合理程度,对分类不合理的省市联系其实际,叙述不合理的因素,讨论如此分类是否合理以及对各类数字经济指标的贡献情况。其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整体指标和各指标发展进行分析,得到集邮业务方面的数字经济在未来可能会更好发展的结论。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实体经济发展

基于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选取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产业链自主可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数字化转型和产业链自主可控均能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且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自主可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区域而言,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和产业链自主可控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中西部地区的正向效应并不明显;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基于此,提出加大数字人才供给,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强化基础领域研究,创新产业链底层技术;推行差异化配套扶持政策,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期为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开放式创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可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选取2012一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开放式创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开放式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当开放式创新水平高于门槛值后,数字化转型可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国有类实体经济中数字化转型对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此,提出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优化开放式创新合作方式、推广开放式数字转型模式的对策建议,希冀切实提升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一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增长可以有效推动金融“脱虚向实”,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并未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拉动作用,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且金融资产配置失衡致使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银行集中度的提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今后可通过继续坚持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改革等措施提高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

区域房价、劳动力流动与实体经济集聚——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在包含区域房价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引入消费者偏好异质性和技能异质性,分析房价对劳动力流动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受异质性劳动力影响,区域相对房价上升导致低技能劳动力流出,高技能劳动力集聚,且区域客观宜居条件对劳动力流入具有吸引力,进而改变区域劳动力结构、诱发实体经济集聚的变化;相对房价上升抑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促进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区域宜居条件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考虑到区域间的溢出效应,短期内的区域相对房价上升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较小,有利于实体经济获得集聚效应;长期内的区域相对房价上升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较大,加大了产业“空心化”风险。

基于马尔科夫模型的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研究

为推动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研究,在分析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路径、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金融系统内外部因素,重构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合成包含资产泡沫、货币危机、外汇市场和其他共四个金融压力指数的金融综合压力指数.选取2001年~2016年历史数据,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与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对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识别了该时期高风险时间点;预测结果有效验证了我国2017年处于较低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状态.揭示了房市泡沫调控、银行信贷管理、实体经济管理体系不完善、消费投资需求疲软等问题是引发我国金融系统性危机的隐患.

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银行“脱实向虚”与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防范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凭借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已成为金融投资的重要方式,极大地鼓舞了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银行部门借助自身资产与负债业务将资金引向房地产市场,成为我国当前“脱实向虚”现象的一个重要渠道,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银行负债端的“脱实向虚”行为主要表现非核心负债占比即结构杠杆率的增加。这种行为,不仅会降低银行对实体经济的直接支持力度,而且会加剧资金在银行体系内的空转与银行间风险传染。银行资产端的“脱实向虚”行为主要表现为房地产贷款业务和影子银行业务的过度扩张。这两种行为虽为银行“微观审慎”性的最优个体决策,但都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而且会因为银行投资组合的相似性而引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因此,为有效防范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过度累积,应从结构杠杆率、房地产贷款、影子银行业务等层面入手加强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

我国铁路客站规划与建设

简要介绍铁路客站的基本特征、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重点介绍我国铁路客站规划和建设情况,结合工程实例论述新时期铁路客站建设"五性"原则丰富的内涵。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研究:效果检验与传导机制

选取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影响;其非线性影响在东部地区中存在“收敛门限”,在中西部地区体现为“加速门限”;消费需求和技术创新都在传导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但对东部地区而言技术创新水平没有中介作用。上述研究为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因地制宜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形成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建议: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推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运用数字普惠金融刺激内需、助力技术创新,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

是“互联网+农业”还是“农业+互联网”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高新技术。无论哪个时代,创新的重点都是利用那个时代的高新技术发展实体经济。互联网是人类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是当今人类提高实体经济效率的一种技术、一个工具,在它之前有很多,在它之后会更多。为此,本文从三方面质疑"互联网+农业",从三方面支持"农业+互联网",并通过类比教育、医疗与互联网的关系进一步阐明观点,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于农业本身的系统性方案。最后以中国农谷屈家岭为例,介绍了"农业+互联网"的具体做法,即强化实体经济"立地"、推进+互联网"顶天"。

中国高铁建设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首先构建区域实体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根据高铁建设与区域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高铁建设分为三个阶段:纵贯阶段、横贯阶段和延伸阶段。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铁建设对四大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东部区域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高铁建设对实体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低,但对本省及铁路沿线省市的实体经济发展均有持续作用;中部区域由于专利成果转化率较低,高铁建设短期对本省作用不显著,长期对铁路沿线省市的实体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东北区域,其高铁建设对本省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持续性推动作用;西部区域由于资源要素的限制,高铁开通初期不能推动其实体经济发展,之后产生持续性推动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合理的空间协同分布体系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鉴于此,基于产业空间协同分布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城市面板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这一作用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沟通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异质性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的交易成本结构、进入与退出决策行为及研发创新激励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中国房产泡沫增长异质性研究

本文在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利用理性泡沫理论,分析房地产市场中预期因素与价格泡沫增长过程中的动态关系,选取2002年至2017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并讨论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房地产泡沫增长率与投资者增长性预期成分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且交互作用显著;各样本单位房地产泡沫走势相当,幅度各异;东部地区房地产泡沫较大且增长率与投资者预期交互作用强;中部地区房地产泡沫低,投资者对房价增长率的预期成分较为理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建议实施与投资者预期相匹配的宏观调控工具,采取综合措施对不同区域进行针对性管理。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分析——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测算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实证结论发现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实体经济的产出能力可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也可以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从地区来看,东部比中、西部提高的更加显著。因此,需要继续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加大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同时要继续扩大金融开放,消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促进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金融发展与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体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总量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张。然而,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速趋缓,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下降,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经济发展的“外热内冷”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而且容易催生经济泡沫,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首先界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内涵,阐述了资金“脱实向虚”的主要表现,进而分析了脱实向虚的原因、形成路径以及危害,并提出了治理这一现象的对策建议。此外,本文在研究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其对于金融发展的启示。

信用规模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1998—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探究信用规模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关系,挖掘和解释信用规模扩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市场经济首先是信用经济,随着信用交易不断增多,信用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加大。从经济类型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信用规模扩张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且对虚拟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实体经济;从空间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信用规模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对虚拟经济的作用更强,而中西部地区信用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对虚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是以信用规模扩张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防范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针对不同区域信用规模的扩张采取差异化调控措施。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背景,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的时空演化特征,探究二者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主要结论如下:①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及数字经济发展均呈现缓慢平稳增长态势,但是整体水平较低,地区发展不均衡,呈现“东-中-西”的梯度下降趋势,空间分异特征也较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由东到西辐射扩张的显著趋势。②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总效应显著为正。即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城乡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数字技术也为城乡全面融合提供了条件。③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乡融合,而中部地区的数字发展水平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呈现抑制作用,对城乡融合水平高的地区显著为正,对邻近地区显著为负,在低城乡融合水平地区不显著。④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以及产业数字化应用程度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加大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好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实施数字化驱动战略,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数字科技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梳理数字科技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科技会显著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且该作用在数字科技发展良好的实体经济中更为显著,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科技会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增强创新能力三条路径间接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拓展性研究发现:数字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存在产权与规模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民营和中小规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应夯实基础,加强数字科技相关设施保障力;营造场景,优化数字科技创新推动力;深度融合,挖掘数字科技赋能驱动力,推进数字科技发展,助力实体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