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观

明清时期,作为文学的两大种类,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功能日益为人们所看重。然而,由于文学教育观之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作家的创作目的明显不同;小说、戏剧评论者的创作评价也大相径庭,旨趣迥异。对此,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以作出科学的评价。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历代释“忠”述论

“忠”这个概念首见于《论语》。在先秦典籍中,对“忠”字的解释可谓多种多样,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的心志展开论说,强调的是内心的真诚不欺和外在行为的大公无私。汉唐至明清时期,学者们对“忠”意蕴的诠释,具有较之以前明显不同的几个特点,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许多学者都能自觉地运用声训、形训、义训等训诂方法释“忠”;其二,不少学者关于“忠”的训释是结合对《论语》文本的解读而进行的;其三,学者们的训释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点和学派特点。近现代学者释“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荡除旧伦理、建设新道德的时代背景下,勇于剔除附加在忠范畴上的封建意识,并在复归其原初意义的同时,又赋予其以鲜明的时代精神,使“忠”这个古老的伦理概念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形象的时代特质与文化意蕴

明清之际江南一带大量涌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其主人公之一的才子形象历来备受争议。作为我国古代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范型,才子形象的形成基于以下诸种原因:一是与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有关;二是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汲取了历史文化传统中众多才子所展示的特定审美文化意蕴;三是小说作者对所处时代环境中才子、狂士的人格气质的充分认同。对于这种才子形象,不能仅从艺术角度作简单的否定,而应该积极探索、认识其所蕴含的特殊的文化审美价值。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

本文对明清时期反映颇多的土目生存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之后认为,家族村社之间械斗、土司武力扫荡和土民不满造成土目天生具有极强防范心理以及叛逆行为的表象,土司夫人与土目的性政治关系、土司之女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的政治婚姻、土舍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军政联络只是寻求政治归属一种必然反映,此种归属决定土舍集团并非为土司婚姻群体的唯一来源。政治利益驱使土目在对土司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同时对土民采取压服的态度,土司区的封闭、淡漠科举制度致使土目难有仕进之机,所以废立土司、夺土司之印甚至取土司之位而代之就成了土目一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

灾荒与战乱——试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的时代主题

频仍的灾荒和战乱,是明清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作家,敏感地把握住这一时代气息,以他们的切身感受,描述了这一动荡时代给人们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灾荒和战乱,成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小说家们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融入这一时代主题之中,作品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然而,缺乏批判精神和思想庸俗,降低了这些作品的艺术品味,使得它们只能屈居二流作品之列。这是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的思想缺陷,也是它带给后人的艺术启示。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身任狂愚惟爱拙,诗同兄好亦矜奇”——论清初孟津诗派之王鑨兼及与王铎之比较

明清之际的孟津诗派,是以王铎为旗帜、以王氏家族和姻亲为主的诗文化圈。王鑨作为孟津诗派的重要一员,与其兄王铎皆以诗文托性命,时时流露出狂愚、守拙之意。在明清之际的诗人群体中,颇具特色。从铎、鑨兄弟二人的文本来看,在体裁与主题、感受与表现以及时空意识方面,他们一个匡时济世,驰骋于战火;一个漂泊孤凄,独行于乱后。与明末身居高位、经历波澜壮阔的王铎不同,王鑨于清初开始宦游,在感受与表现方面,更注重内在的感发。这也表明一个时代的背影渐去,诗人们人生关怀的目标亦由社会政治转向自我生命,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内向的悲情聚敛,将动乱战争的悲壮主题转向了文人普遍具有的自我意识,呈现出大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人生轨迹、与之相应的创作心态,以及心理动因。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灾的多尺度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研究了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灾的多尺度变化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为揭示该区旱灾的发生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利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历史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1368~1911年)渭南地区的旱灾史料进行了统计分析,采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等方法研究了明清时期该区旱灾的多尺度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灾总体上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以全区域的特大旱灾为主,明朝崇祯大旱、清朝康雍奇灾和光绪丁戊奇荒等历史极端干旱事件在渭南地区均有较好记录。(2)渭南地区旱灾在时间尺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准3 a、准6 a和准8 a的年际周期,准11 a、准17 a、准28 a和准84 a的年代际周期以及准181 a和准363 a的百年际尺度周期,分别与厄尔尼诺的2~8 a周期、太阳活动的11 a周期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的20~30 a周期相对应。(3)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灾在年际尺度上的振荡信号可能要强于在年代际和百年际尺度上的振荡信号。(4)渭南地区旱灾的频次序列与我国同时期冬季温度变化序列总体上较为一致,与该时期北半球的温度变化基本同向,但不完全同步。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灾在时间尺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多尺度变化特征,并对气候变化具有明显的响应。

明清之际章回小说时空艺术漫谈

时间和空间,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在章回小说发展初期,多数作品的故事时间较长,偏向于情节的纵向延伸。这种时空模式适于表现历史题材和传奇故事,却无法全面展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时空模拟有了进一步发展。故事时间的收缩和艺术空间的拓展,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普遍倾向。这一变化,对清代章回小说的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

文章选取先秦、明清和现代三个时段的语料来探究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在《论》《孟》《老》《庄》里,"可得"(可能)的用例都能换成"可以",并仅出现于否定句和反问句。"必"修饰动词,用于某些具体条件下,尚不表达"无条件",它有时被夸张使用。"可得"和"必"都有明显的强调色彩。明清语料里,"可得"的表达依旧,"必然"已经发展成能作主语、谓语、宾语和定语的词。先秦和明清语料中表必然的都比表或然的多一倍以上。时代越早,语言越情绪化。真的"可能"见于中古,但是长期不发展。现代爆炸式发展,与"必然"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逻辑范畴,表达清楚的模态概念。现代语料的"可能"词频是"必然"的六倍多,反映人们对事物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增强了。

试论晋商精神文化之传承

晋商是明清时期借助政府实行“开中法”政策机遇崛起国内商界,兴盛于清代,持续达500年之久的强大商贸集团。他们汇通天下、货通天下、足迹遍天下,以诚信经营理念、精细管理规制、不断开拓创业、勇于开放进取、善于经世济民的精神风貌谱写了十四到十九世纪中国商业史的辉煌,并为新时代传承弘扬晋商精神文化、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留下一笔宝贵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明清判词特色研究

判词在我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判词制作的一个鼎盛时期,后人评价其为"兼蓄唐宋、文情并茂"的文学佳品,而且清朝末年判词已经具有现代法律文书的特点。从语言特色、框架结构、逻辑推理等方面对明清判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官方与非官方判词的制作特点以及区别。

外国人视野中的明清山东运河

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关于山东运河的描述,不仅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当时运河历史的了解,有助于今天的运河文化研究以及运河旅游资源的开发。

明清时期陇中地区民间生活中的耕读传家与尚武习俗述评

明清时期,陇中地区民间盛行耕读传家传统和尚武习俗。耕读传家传统和尚武习俗对于历史时期陇中地区文化传承、科举考试、民间生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耕读传家传统和尚武习俗还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局势有着密切地联系。

明清时期农民兼业化趋向研究

中国传统经济条件下,农民主要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为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传统农业社会家庭经济的特点。一旦农业经济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农民就会考虑从事其他职业,这种行为称为兼业化行为。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小农的行为趋向正反映了该时期的历史特点。农民兼业的动因出于压力、需求等因素;而农民的兼业行为一方面对于农民自身的生活条件改善和自身观念的变化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对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正确理解明清时期农民的兼业化行为,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妥善解决农民问题具有一定历史借鉴意义。

猜忌的同盟者:朝鲜王朝与明东江镇交涉史考论(1621—1637)

明清鼎革之际东北亚地区处于局势持续剧烈动荡与新秩序的重建期,明、清(后金)与朝鲜三方逐渐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尤其是当后金攻陷明辽河以东地区之后,数十万的辽人避入朝鲜并组建东江军镇不时袭扰牵制后金,使得后金在与明朝激烈争夺辽西的同时不无东顾之忧.东江镇军民寄居朝鲜,便不免与朝鲜发生诸多交涉,而朝鲜王朝与东江镇的交涉亦是明末清初史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双方十七年来交涉中的某些长期模糊不清的史事给予考实,同时对前人的一些尚需商榷的观点予以厘正,从而在考证的基础上就双方的交涉这一论题进行深入论析.

汤显祖与明清妇女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真实地反映了明清青年妇女的苦闷,体现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剧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遭遇赢得了众多青年妇女的同情之泪,留下了许多富有诗意的遗闻轶事。俞二娘、商小玲、内江女子等妇女的申吟与抗争,是杜丽娘爱情追求的最好注脚。

明清关中文学环境与“秦风”问题

与汉唐相比,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风光不再,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关中失去了往昔的地域优势,文学环境相对封闭,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会致使文学的传统得以保留,明清关中文学的"秦风"问题就是文学环境相对封闭的一种体现。明清关中士人对"秦风"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文学风格的取舍方面更加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