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量刑影响因素问题研究

当前,社会公众对受贿罪的量刑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判断受贿罪量刑失衡状况是否存在,不能只凭感觉,而须以生效裁判文书以及数据统计分析为基础,对影响受贿罪量刑结果的各类因素进行定量研究。从定量分析结果看,影响受贿罪量刑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受贿数额;但受贿数额十万元以上的案件量刑失衡明显,且数量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贿罪法定量刑幅度设置不合理。因此,有必要修改将受贿数额直接写入法条的立法模式,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与情节严重程度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并在司法解释中确定相对具体的数额范围,以实现量刑均衡。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犯罪,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有本质区别,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存在处罚范围上的差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包括利用影响力、通过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几个构成要素,除了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一要素外,其他的要素自有其特殊性。

“新利剑”还是“免罪符”——“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辨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我国刑法新增加的罪名。此罪的设立引起了是"新利剑"还是"免罪符"的争论。本文认为此罪严密了刑事法网,是打击职务犯罪的"新利剑",有利于更好的打击职务犯罪,指出此罪的关键在于正确适用,提出了执行此罪的一些宏观举措,以期正确发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打击功能。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的一个罪名,主要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包括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或者其他影响力索取、收受贿赂,从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在此之前,一般将有通谋的这种行为定性为受贿罪(共同犯罪)或斡旋受贿。由此需在详细探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区分该罪与受贿罪共同犯罪、斡旋受贿的界限。

腐败官员的情妇犯罪适用罪名研究

随着党和政府反腐败行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官员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而在这些官员的身边几乎都能看到情妇的存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对官员的犯罪行为进行惩处之外,其情妇应当根据不同的犯罪行为而适用不同的罪名定罪处罚,以达到惩治犯罪行为、净化社会风气的目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彰显了我国从严惩治贿赂性犯罪的立法倾向;该罪主体中的"关系密切的人"的标准与范围以及客观方面对"利用影响力"的解释,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立法上存在完善的空间,并且与受贿罪存在竞合关系。

居间受贿中“利用职权地位条件”的规范解读

"利用职权地位条件"是居间受贿犯罪实行行为的典型性构成要素,其与"利用职务之便"是互为分离的概念。"利用职务之便"中的"职务"是指"专项职务",且利用者与被利用者应当存在隶属与制约关系;而"利用职权地位条件"是指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系异种职务,且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之间应当存在职权关系。离职人员"利用原有职权地位条件",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之间原先是否存在职务隶属关系并不为要,但是必须是该离职人员对被利用者原先具有职权关系的影响。"利用职权地位条件"与"利用职务之便"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职权传递"的职权利用,后者是一种"职权本位"的职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