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禁止理论视角下引诱取供证据能力审查规则重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能够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发生过程,因此,口供一直是证据审查体系中的重点。然而,在我国现行的证据法体系中,引诱取供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的法律规制变相限缩了引诱取供的行为内涵,证据能力审查规则依旧处于原则化、裁量排除标准缺失的模糊阶段。应当从“引”与“诱”两个层面重塑行为内涵;运用证据禁止理论从证据取得禁止以及证据使用禁止两个方面区分《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的非法证据以及第56条规定的排除证据;构建“行为不法性审查——结果不法性审查——排除必要性判断”的裁量排除标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引诱取供中的适用。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重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在刑事案件证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随着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逐步减少,引诱取供成为现有制度下最便捷的取证手段之一,呈现出结合性、黑数大等特征。实务中由于混淆言词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准确适用,证人出庭作证机制的虚置、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方式等配套引诱取供审查措施的不完善均导致认定供述证据能力的判断流于形式。为规制侦查机关的非法引诱取证行为,应当从引诱取证的概念解构出发进行重塑,明晰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从痛苦原则、自愿性原则、真实性规则重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引诱取证中的适用,还应当建立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案卷移送过滤机制,以完善供述的合法性审查,从而实现对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规范化、法治化。

零口供案件的定罪实证研究——基于432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对432起样本案件进行研究发现,零口供案件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定罪结果与审判层级呈正相关,重点、难点突出。在证明标准上,应坚持特定犯罪事实的“高度盖然性”,严格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摆脱“真实故合法”的逻辑桎梏,确保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符合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在审查判断路径方面,要审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提防高度一致的言词证据;借势科学信息技术,利用技术手段打破孤证壁垒;适度司法推定,消弭部分证据湮灭之殇;转变司法观念,突破品格证据和类似行为不予采信的窠臼。

认罪认罚案件中构建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在刑事诉讼认罪认罚案件中构建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保证认罪认罚程序的正当性,进而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信力。国内外对于证据开示均进行了探索,作为典型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国和美国在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司法实践中成果显著。二战后,大陆法系国家日本、意大利等国发展成各具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我国的证据开示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法院为主导的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检察院为主的探索。在上述探索中,检察机关在诉前与被追诉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沟通,将与案件指控事实相关的证据进行简化集中展示,增强了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结果的预测性;但是对于证据开示的范围、时间、主体、内容,开示方式等的有关规定,均不相同,这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有利借鉴。本文尝试在借鉴以上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一定的探索。

我国循证护理实践中证据应用概念模式的构建

目的构建我国循证护理实践中证据应用概念模式。方法采用建构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参与我国大陆24项以证据应用为目的的循证护理实践项目的 56名人员进行了非结构式个人深入访谈,首先通过初始编码分析转录资料,然后进行聚焦编码同时收集项目相关文本资料。结果构建了以生根为核心的我国循证护理实践中证据应用过程的概念模式,包括证据应用的过程、影响因素和一线护理管理者推动证据应用的领导力三部分。结论证据应用是一个具有四个阶段的持续循环,证据应用的影响因素需持续评估,并重视护理管理者在证据应用中的作用。来自卫生保健系统中的各个层面的人士需要积极参与循证护理实践,在系统层面营造支持性的氛围,采用有针对性的应用策略,有效并可持续地使循证护理理念和证据内容在系统流程、日常护理实践和护士专业能力发展中生根。

以证据为根据还是以事实为根据?——与陈波教授商榷

基于其对事实概念的哲学分析,陈波提出"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新说法,以代替"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传统主张。虽然他正确揭示了事实概念之用法的复杂性,特别是客观事实概念在本体论上进行辩护的困难性,但一旦放弃"以事实为根据"这种说法,那连带其背后隐含的"追求客观真相"的价值意涵也可能被一并抛弃了,而且法律与事实作为大小前提的法律推理模式也无法得到体现。似乎更为妥当的说法应当是"司法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事实认定以证据为根据"。

论“反复自白”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反复自白,形成多份甚至十数份口供,而一旦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问题,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自白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反复自白应当排除,并非基于"毒树之果"规则,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延续效力。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出发,对反复自白应当坚持全部排除的观点,即只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一经查实,则犯罪嫌疑人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反复自白排除后,在对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前提下,法官可以重新依法对被告人展开讯问,若被告人仍作出有罪供述,该口供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

我国法律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与改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采取以下立场: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应当合法取证,对非法口供应当排除;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充分使用口供,重视口供扫诉讼功能;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确立沉默权制度。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纠正了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看法上的偏见和片面看法。

英国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与我国非法证据取舍的理性思考

在英国，证据本身的非法性对证据的可承认性不存在必然和直接的影响，法官所关注的是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和它对诉讼的正面意义，故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实际倾向于适用或总体上适用为原则。而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又通过设置非法证据应具有真实性和其适用不损害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的两个限制性条件，确保非法证据适用的安全性、英国这一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一方面其符合我国司法运作的低水平现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在坚持非法证据总体适用的原则下，确立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由历史上的“证据之王”生成的“无供不录案”证据规则到口供未经补强不得定案的证据法则 ,出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反叛 ;随着诉讼程序正当化和人权保障的深入 ,补强证据法则也由强化自由心证的实质规则转化为自由心证的例外形式规则 ,实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超越式革命。口供补强证据在设定证明案件事实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据的基础上 ,应当构建口供补强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完善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则体系。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翻供的证据法意义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翻供现象之普遍化使现有证据制度在证据概念上的伦理尴尬、在证据能力与证据采信上的保守偏信、在证明责任上的有失公正等诸多问题暴露无遗。司法层面上翻供现象的逐步消除,有赖于立法上从自白任意性到自由心证等一系列现代证据规则体系的合理构建。

刑事证据新分类：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

我国证据法学理论并没有关于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的分类,但根据内容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程度的不同对我国刑诉法中的8种证据进行划分,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区分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能够指导办案机关扭转"口供中心主义"的做法,有利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与纠正。在证据新分类的指引下,公安机关要转变口供至上的理念,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并重;检察机关要合理引导、深入挖掘,把紧客观性证据审查关口;审判机关要综合全案进行审查判断,发挥审判的终局作用。

基于权力接近与抑制理论的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一项实验证据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权力接近与抑制理论,采用行为实验研究方法,研究了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时,高管更可能采取大胆积极的决策态度,更愿意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有更强的风险承担意愿。考虑了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作用之后,研究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的时候,高管采取大胆积极决策态度的可能性会更高,愿意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的程度会更大,风险承担意愿也会更强;而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权力的大小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此外,附加分析还排除了被试决策时的自信心水平、被试对企业目前财务状况的评价以及被试感知的自变量对决策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研究的其他解释。本文丰富了风险承担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补充了高管权力的研究视角,并进一步证实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作用,为以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角度。同时,本文的结论也为企业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司治理、高管如何更好进行判断和决策提供了建议。

口供中心主义之辩

口供中心主义最主要的内涵在于依口供可以定案和无口供不可定案两个方面。从法律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分析,口供中心主义内涵的这两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可接受性,口供中心主义的命题实际上能够成立。然而,口供中心主义是一种口供中心的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它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

公安机关“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制约

"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可以运用口供,但必须明确口供并不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唯一依据。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传统,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

论庭审阶段的非法口供的排除——从直接言辞原则展开的论证

在庭审程序中,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口供的实质是翻供,即推翻侦查阶段所作的陈述并重新做出供述。从直接言辞的原则加以考察,当庭供述相对于讯问笔录享有更高的效力,因此应将当庭供述作为实质证据,用以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而将讯问笔录作为弹劾证据,对当庭供述的证明力进行争辩。

构建我国侦查模式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当前的侦查模式是"混合式"侦查模式,偏向于职权主义,带有"侦查任意性"倾向,显示出"重打击、轻保护"的缺欠。改革侦查模式,避免冤假错案,侦查模式下的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完善。本文选取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题,立足于本土司法资源,旨在源头上规范侦查措施,弥补立法空白,重点在于增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推动侦查模式的转变,使"混合式"侦查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变。

论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

我国目前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是一种形式印证模式,这种模式以其他单个证据与口供印证,但并不能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反而强化了口供的中心地位,使非法口供更难以排除。因此,应当对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进行改造,构建推理-印证证明模式,先以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进行证据推理,再以得出的推理结论与口供进行综合审查,最终认定案件事实。这样可以在证据审查中不再绝对依赖口供,促进准确审查单个证据的客观真实性,避免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为此,应当改进单个证据的审查方法,在简易程序中进行有效的举证质证,并提高法官的证据推理和论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