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帮助行为之实行化——以网络技术支持和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为视角

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外表看似无害,客观上却对犯罪起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的行为。对于具有可罚性的中立帮助行为,通常运用共同犯罪理论,按帮助犯进行刑法评价,但一些特殊的帮助行为,即使具有社会危害性也不构成帮助犯,或者按帮助犯处罚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又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可以将其实行化,作正犯处理。《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对网络技术支持与帮助行为单独定罪,即是中立帮助行为实行化的立法例。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探究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网络时代刑法理论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因其行为的特殊性,在其可罚性问题上不能简单以帮助犯或者片面帮助犯理论来解决。中立帮助行为不具有全面的可罚性;在限制可罚性理论中,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有一定缺陷,对可罚性限制需要从行为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刑法介入网络领域,需要保持应有的谦抑性,以减少刑法规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络技术帮助行为入罪类型之检视

快播案宣判落幕,但是对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网络技术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仍然讨论不断。网络技术的多样性使得其在不同犯罪情形中的地位不同,责任认定就存在争议。本文从网络技术行为本身出发,从不同类型出发,区分不同犯罪活动中技术帮助行为的作用和影响,从而认定其刑事责任。分类讨论技术帮助行为本身即为实行行为以及作为和不作为形式的技术帮助行为两类问题,在厘清中立帮助行为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相关罪名,检视不同类型网络技术帮助行为的入罪路径问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教义学展开

犯罪参与网络化对共犯理论既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理论革新的契机。针对共犯理论与司法实践在规制网络不法帮助行为方面的乏力与困境,立法者增设了刑法第287条之二。应当承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犯罪属性,网络犯罪帮助在网络犯罪产业链上的参与性不应作为肯认其共犯性的充分理据,避免继续以共犯教义学为指导阐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构成要件极强的涵摄性决定了本罪有两个基本面相,既属于网络刑法中的兜底性罪名,也有作为竞合性罪名的可能。对本罪犯罪构成不宜过分限缩解释,避免其适用面相过窄而出现法益保护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