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构建跨境追赃资产分享法律机制研究——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

我国境外追赃资产分享法律机制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存在指导理念与国内立法滞后、配套法律制度衔接不畅、操作程序和细则缺失、资产分享协议前置瓶颈等困境。域外资产分享制度的立法与实践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国不应受现有法律规范和法律思维方式的束缚,而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与借鉴域外经验,修正国内法律基础及配套法律制度、注重协议分享与个案协商相结合、建立没收贪腐资产专项管理基金、完善运行机制及分享替代措施等手段。结合我国境外追逃追赃的实践,提出构建我国境外追赃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可行路径。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体系化构建——以海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体系化,有诉讼认识的阶段性、诉讼构造的对抗性以及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根基。其体系结构由纵向诉讼流程上的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与横向诉讼构造上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两个基本维度构成。囿于规范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误区,我国现行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设置,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体系结构均显不足。不仅各阶段证据标准不明,诉讼两造的证据负担也未见厘清,从而造成实务运作上弊病丛生,并有招致司法权力滥用之虞。未来对于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具体设置,应依诉讼阶段与争讼各方的特性、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安排。

基于反洗钱情报的腐败资产追缴

洗钱犯罪的猖獗与金融监管的不足使腐败资产追缴面临困境。反洗钱情报可预防与查找腐败资产,也可作为资产分享的谈判筹码。我国已设立多个反洗钱行政机关,具有将反洗钱情报用作“立案线索”“刑事证据”的基础和先例。FATF是国际反洗钱情报共享的引领者,我国作为FATF成员,并未全面地参与到国际反洗钱情报共享中,也未系统地将反洗钱情报应用于腐败资产追缴中。当前,国内反洗钱行政机关发出的境外反洗钱情报协查函无法满足反腐需要、多机关联动的反涉腐洗钱机制尚未成型、反洗钱情报立案率低等问题突出。基于腐败治理与洗钱治理的紧密性,应当在域内建构行刑衔接的多机关联动机制,发挥检察机关在涉腐洗钱行刑衔接中的立案监督作用,强调检察机关领导办案机关、反洗钱行政机关研判情报的核心地位;注重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个案调查和洗钱侦查中的对接关系,并在调查中吸纳反洗钱行政机关的情报优势;化解反洗钱行政机关间的权力掣肘,强化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行政统筹作用。应当在域外坚持监察机关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主体地位,将反洗钱行政机关视为反腐工作的“调查辅助者”而非“附庸”,积极推进与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反洗钱合作,稳步加入埃格蒙特集团。

资产评估职业刑事风险及规制研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和《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作为我国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资产评估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同时也面临新的风险。立足于当下资产评估职业刑事风险及风险规制问题展开研究,梳理当前资产评估职业所面临的刑事风险,分析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规制资产评估职业刑事风险的建议。

数据资产的刑事司法保护研究——以财产化保护为着力点

司法实践中数据资产的财产化未得到充分重视,如何在现有刑法框架内对数据资产进行有效的财产化保护是当务之急。这里的数据资产是从狭义上理解的数据资产,即大数据资产,是指特定主体能以数字形式拥有或控制的、经数据处理后能进行货币计量的,且能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经济利益的大数据资源。资源化、资产化和商品化是数据资产形成和价值发挥的三大环节。在资源化环节,根据“权利束”理论,需要数据收集者在收集个人数据时,充分尊重数据生产者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合法行使。在资产化环节,数据资产可以同时采取物权保护路径,能够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在商品化环节,刑法充分保护数据交易市场的信用具有必要性。据此,数据资产的刑事司法保护应当注重推进数据资源化环节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运行,解决资产化环节财产犯罪的构件问题,惩戒商品化环节交易相关方的失信行为。

“红色通缉令”追逃的本土化价值及制度构想

红色通缉令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一种临时性法律诉讼文件,是国家展开境外追逃、反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通缉令是以国际范围的“逮捕证”形式流通的,可以用于逮捕并引渡罪犯,但并不具有对成员国的强制效力。从法理层面来看,我国目前存在《引渡法》不够健全、《反腐败法》长期缺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可操作性欠缺以及刑事司法制度较难与发达国家进行衔接等困难。建构契合中国语境的“红色通缉令”追逃策略能有效降低境外追逃成本,促进国家法治长效发展。具体而言,要建立犯罪资产分享制度,厘定资产分享的法律依据和具体比例,完善资产分享的配套措施;同时对《引渡法》进行修订,确保与发达国家制度相衔接,并建立配套制度体系,提升红色通缉令的执行率和执行效率。

再论经济犯罪的概念

作为经济犯罪的概念海外和国内学者对统一归纳和梳理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犯罪概念在本质上只能是刑法学概念,而不能是犯罪学概念,从而在界定的路径和方式上予以了根本性的廓清。进而,对经济犯罪的"本质结构"展开了讨论,并对经济犯罪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归纳。

ICO融资行为的挑战:我国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路径的反思与应然选择

ICO刑法规制的尴尬处境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发行标的"与"募集对象"两类规制路径的并重适用,将引发刑法设计上的"逆向选择",进而形成法律规制效力的分散化。从非法集资被稳定界定与提高法律规制效力的集中性出发,我国应以"募集对象"路径构建针对非法集资的刑事规制体系;同时,借鉴公司法现物出资制度经验,通过概括式规则对"资金"概念进行周延界定,促成以统一的"非法集资罪"罪名对各类非法集资行为进行集中、有效刑事规制。

我国反腐败跨境追赃犯罪资产分享机制的重估与构建

"犯罪资产分享"是反腐败跨境追赃中一种重要的国际合作机制,它能极大地促使被请求国积极满足请求国的要求,从而有助于实现对犯罪资产的追回和犯罪人员的归案。囿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知局限,我国对"犯罪资产分享"长期采取回避态度,这在相当程度上掣肘了我国反腐败跨境追赃的有效开展。"犯罪资产分享"作为国际通行的做法,我国法律并不排斥其适用。"犯罪资产分享"对我国现时的反腐败跨境追赃工作,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只有通过强化外部合作、统筹国内立法、完善实施细则、注重个案处理,在观念和制度层面进行更新和完善,才会提升我国反腐败跨境追赃国际合作的水平和成效。

中国与加拿大跨境追赃法律制度研究

加拿大作为我国腐败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逃匿和转赃国家之一,是我国加强境外追赃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国的刑事没收制度、反洗钱法律制度、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等尚不完善,同时加拿大作为赃款赃物的"净输入"国家,怠于承认或执行我国的没收令。因此,需加大反洗钱查处力度,构建我国统一的没收制度,通过刑事司法协助从加拿大追回犯罪资产;探索在加拿大法院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要求确认和维护有关资产的所有权;推进中加双边引渡条约的缔结,并建立犯罪资产返还与分享的长效机制。

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国际合作法制优化新论

中国正处于反腐败的攻坚阶段,必须完善所涉法律机制,以便能高效利用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跨境追回中国外流的腐败犯罪资产。如何建构中国资产追回的独立民事诉讼法制、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制及设立资产分享配套法制成为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制亟待解决的难题。为妥善解决上述难题,必须对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律制度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和深入思考,建构和完善相对合理的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律制度。

近年我国涉黑犯罪组织资产处置实务考察——以C市为样本

黑社会性质组织愈来愈企业化,大多以各种非法手段聚敛了巨额资产,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掌控有公司。因而,恰当处置涉黑资产已成为当今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取样C市近年对涉黑犯罪案件资产处置实务,展示其处置情况,总结其中得失,剖析其所失之因,期望能为完善立法与公正处置涉黑犯罪案件资产提供借鉴。

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按照刑法规定、通过境外民事诉讼、根据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国际条约、运用刑事政策督促腐败分子或其亲属主动退赃,是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主要方式。做好该项工作有利于产生威慑作用,督促腐败分子投案自首,也有利于更好地对腐败分子定罪量刑,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和谐稳定,但目前在法律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业人才建设、情报信息交流等方面依然面临挑战。有必要健全国内法律法规,为境外追赃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深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立合理的资产分享机制;重视专业人才建设,打造高素质的境外追赃执法队伍;加强“互联网+”时代的情报信息交流,提高境外追赃实效。

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研究

由于国家所有权主体的虚位性质和启动诉讼程序的直接利害原则,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存在欠缺,导致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陷于困境。反思我国司法管理模式,也许借鉴公益诉讼理念进行程序启动机制创新是走出这种困境的可能出路。针对国家所有权的主体虚位性质和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模式,只有突破传统诉讼模式和制度局限、建构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才能适应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的现实需要。

私分国有资产罪立法技术解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我国新刑法增设的罪名,是立法机关针对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新问题而采取的重要对策之一。尽管现行刑法第396条规定了私分国有资产罪,但理论与实务界对本罪的罪名、罪状等理论基础问题仍存在争议和分歧,立法技术本身的含混与内在的逻辑悖论是其根本原因。

简析中国刑事国际追赃适用方法

中国通过国际法进行刑事国际追赃,应明确适用的公约、条约,并善于解决国际法的概约性和缺憾性问题。适用国际刑事诉讼追赃,注重解决管辖权和协助举证问题;适用国际民事诉讼追赃,注重解决诉讼的主体选择和证据适用问题。适用中国法律追赃,应注重解决罪赃确权和帮助、协助取证以及确权承认与执行问题。通过分享补偿方法进行追赃,注意确定分享范围和比例问题。运用中国刑事政策进行追赃,要善于使用规劝、敦促退赃方式。

腐败犯罪的法律控制与国际刑法的演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犯罪最重要的国际刑法公约。该公约在国际层面明确了腐败犯罪的定罪范围,扩大了腐败犯罪的主体,发展了国际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首创了腐败资产必须返回机制,突破了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拓展了国际刑事合作领域。

浅析我国犯罪资产分享机制的构建

"猎狐2014""天网行动"等集中打击外逃犯罪的专项行动,给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带来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我国国际司法合作不力的软肋。作为一项国际惯例,对犯罪资产进行分享是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国应从转变关于资产分享的传统观念、完善国内相关配套立法以及犯罪资产分享机制的具体构建等三方面下功夫,逐步建立起较为实际、完善的犯罪资产分享机制,以解决日益严峻的资产外流现象,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我国刑法对国有资产保护的思考

我国国有经济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存量资产。通过法律手段形成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本文就刑法对国有资产保护的依据、分类、特色以及立法疏漏和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充分肯定了刑法对国有资产保护的功用,并就国有资产刑法保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国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中涉案财物处置机制构建--从传统刑事诉讼财产权保障不足展开

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侧重于对人身权的保障,却偏废对财产权保护的理论观照。我国新设的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程序对刑事诉讼的理念、原则与制度产生巨大冲击,具有“先天不足”的特性,而从刑事一体化的视野来看,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程序与被追诉人的涉案财物“唇齿相依”。为了确保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程序的实践生命力,推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有效开展,我国应当在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中构建涉案财产处置的特殊机制,由法院探索性地运用司法审查原则,重新解读此类程序中被追诉人享有的“异议权”,并逐步推进“财政返还政策”向“资产分享机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