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所蕴涵的古代陶器文化信息

烧陶工艺的发明和古文字的产生几乎是不约而同的。透过几个与陶器有关的汉字的基本构件形体的研究,可以窥测到古汉字形体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古代陶器文化信息。由此可见,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陶器是文明的指数"上,为中华文明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在其丰富的创造中,陶器称得上是最值得称道的发明。

柳宗元的千古寂寞——兼叙陶柳之辨

向来陶、柳并称。粗看起来,在诗境冲淡的一格上来说,柳确实有与陶相似的一面,但陶柳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非本质的,二人之间更多的是"不似"。柳宗元虽然"好佛",但他始终坚持儒家济世的思想准则,他的逃避只是逃避苦闷,而并非现实斗争。实际上,正是由于不能与现实接触、斗争,才有了深刻的苦闷。他一刻也未能忘怀他的政治理想,这与更倾向于道家思想意识的陶渊明可说是截然不同。陶的人生观基本上是道家的,他从宏观的角度看待社会、人生,把人生放在宇宙中去考察,得出等生死、齐是非、同荣辱、混物我的观点,陶主动归隐,柳被贬蛮荒,所以在陶的诗里,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平淡自适,柳诗中却有着太多的无奈与幽愤。陶柳也有相似的地方:柳宗元的深于理想、执着于理想,与陶渊明的逃避与恶浊的现实相沉浮的坚定决绝很相似,都是一种对于人生观的执着、坚定。不过其内核一个是欲与交锋,另一个却是逃避交锋。后世诗论家对陶诗冲淡的啧啧称赞、对柳诗峭刻的不以为然,体现的正是封建文人面对现实政治的软弱性--惜哉,千载而乏知音,柳宗元的寂寞至今令人悲慨!

《方言》“陶”之训“养”说

"陶(匋)"的本义是烧制(瓦器),并由此产生了丰富的引申义。烧制过程即"变化"过程,映射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领域就有了"化育""造就"等义;当专指人的时候,就有了"培育""培养"等义。上述引申路径从历史语料所提供的参构词素和平行例证中都得到了证明。《方言》以"养"训"陶"是以引申义作释,不是其他词的"音转",也不需要"以音求之"。

新出陶觥铭献疑

陶觥乃新见之商代青铜器,出土情况不明,就其铭文考察,存在诸多可疑之处。首先,铭文首句记小臣脯被王赐予百工之事,以当时之语言材料考察,与情理难容。其次,铭中“圭”“璧”“章”等字写法均与其常见形体不合。第三,出现了“上祖癸”这一生造之词。第四,铭末的“嗣”字用法不明,既无法以“继承”之本义解之,又与其时“嗣”字的假借情况、使用情况相悖。故笔者以为此铭实有作伪之嫌。

需索讼费:清末民间诉讼中的吏役——以《陶甓公牍》中相关案件为例

清末徽州的民间诉讼中,吏役因讼索费的现象十分普遍。《陶甓公牍》记载的几个典型案例反映出吏役在需索讼费时呈现出上下勾结、内外串联,鱼肉良懦、贪得无厌,巧立名目、层层克扣,煽动挑唆、狡诈异常的行为特点。而这种行为对案件的审判进程、民众对诉讼的态度、地方官处理民间诉讼的方式以及吏役群体的自身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吏役需索讼费现象在清末的延续、加重和顽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各种社会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结果。

马圈湾汉简“焦党陶圣”章释文、性质及人名互证研究

自马圈湾汉简"焦党陶圣"章木觚发现以来,学者们对其释文进行过诸多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首先对此章释文进行了全面检视,改释"■"为"■",对"缭"字也进行了阐释。其次,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枚木觚的性质,即其属于习字之作而非范本。最后,通过与《汉书》、汉印以及汉简中的资料进行对比,将该章中的三十个名字分为"汉人常用之名""汉人不常用之名""汉人稀用之名"及"其他"四类。

新见齐“陶”戈考

笔者新见一件铜戈,从铭文字体特征和戈的形制等因素综合判断,应是战国中期齐国兵器,铭文可读为“陶”,即先秦陶地。此戈对于补充战国时期文字资料、历史地理信息有重要价值。

“陶艺”词源考

时至今日,关于"陶艺"一词的来源及其内涵与外延,在国内还存在诸多争议。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情况推断,出现"陶艺"一词的最早现存文献可能是重修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的佛山石湾《陶艺花盘行规》,而"陶艺"一词出现的时间可追溯到乾隆以前。但是,它并没有流传开来,跟目前通用的"陶艺"的观念并不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综合大陆和台湾地区近几十年以来的情况,现在通用的"陶艺"一词及其观念极有可能源自日本的"陶芸",但截至目前尚缺确凿、直接的证据。

中国古代穴居的文化价值考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穴居民族是最早懂得营筑人工住所的民族之一。由于他们掌握先进开穴技术,这支部族带领其他部族共同创造了史前灿烂的“尧文化”。同时由于受到人工地穴的启发,穴居民族发明了我国最早的陶窑烧制技术,开创了我国先进的制陶工艺。

必然因果或自由意志——论《陶渊明》与梁启超后期学术理路

梁启超《陶渊明》和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之间的对话是近代学术研究中的一段公案。若想在还原对话现场之外,激活讨论深藏的理论面向,则需要恢复特定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实际上,主导梁启超1920年后学术理路的,是依托欧游中的具体经验产生的对必然因果与自由意志问题的一系列思索。《陶渊明》作为这一思索的延伸,体现了梁启超后期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关注、在文献之学与德性之学间不可偏废的立场以及对《新史学》中所倡导的因果律的深刻反思。

陶渊明《形影神》的哲学内蕴与思想史位置

形影神组诗,代表了魏晋生命思想的高度,具有丰富的哲学内蕴。陶渊明从生命体中抽象出形、影、神三范畴,同时也代表了三种人生境界,并且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多种生命价值观。陶渊明通过对形、影、神的思辨,得到"神辨自然"的最高理性,其中的主要内容为"委运任化"。他通过对生命的深刻思考而达到了对自然真相的认识,从而获得很高的哲学价值。此外,本文在陈寅恪提出"新自然说"的基础上,继续考察陶渊明与汉魏以来生命思想思潮的关系,并评述陈氏在研究陶渊明与佛教关系上的学术方法。又在逯钦立研究陶渊明与传统的形神思想、慧远形影神之说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陶氏与各派形神思想的异同,以突出陶氏形影神思想的独特价值,尤其是强调其独创性与实践性。陶渊明的形影神思想在思想上影响深远,其内涵直透宋明理学、心学、禅学各派,古人对其认识也互有短长。论文还讨论陶渊明对待与饮酒、神仙的理性认识与复杂心态。

陶渊明的“存在”之思

如果不以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来研究陶渊明的思想,而是基于对陶渊明存世文本的分析,那么,他关于人生命存在意义方面的思考,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第一,存之有尽。承认生命的有限性,是陶渊明生命哲学的起点。他要荡去追求永恒的迷思,顺应自然的节奏,超越生生的纠缠和痛苦,归复人本然的真性。第二,无遁而存。历史上渊明被视为一位隐逸诗人,他一生似乎都在做遁逃的功课。其实,陶渊明生命哲学的要旨不在"隐",而在真性敞开。不寻归处,自结衡庐,当下直接生命体验是其唯一的生命安顿处。第三,不存之存。渊明认为,世俗之"惜生"是"生"的坠落,必须超越这种"生"的方式,以不存为存,在朴素平常中显现真性,在超越秩序的荒野中建立新的秩序。渊明的"存在"之思,是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直接体验、当下圆满思想的先声。

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 ;是江州庶族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 ;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

六朝杂史、杂传与咏史诗学的发展——从阳休之《陶渊明集》所收《集圣贤群辅录》说起

北齐阳休之本《陶渊明集》所收《集圣贤群辅录》,内容多取六朝杂传,体例近乎类书。它虽是伪书,但与陶渊明的咏史诗文之间存在某些共性,尤其是在杂史、杂传史料的使用和历史观等方面有相一致的倾向,导致过去有人认为它出自陶渊明之手。比较陶渊明诗文与《群辅录》可见,他的咏史诗歌深受六朝杂史、杂传的影响,在历史典故运用方面常引据杂史、杂传,并从中总结、提炼历史人物群像,发展了咏史组诗的形式;他还以杂传书写的方式来写咏史诗或者其他类型的诗文等等。而陶渊明并非六朝时代受杂史杂传影响的唯一的诗人,从六朝诗学的整体情况来看,六朝咏史诗学的发展,是在杂史、杂传获得发展的背景下同步繁荣起来的。陶渊明咏史诗与《集圣贤群辅录》是诠释这股发展潮流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论黄庭坚学陶诗

黄庭坚学杜众所公认,而黄与陶诗的关系则历代以来鲜有提及者。实际上,黄庭坚虽然没有像其师苏轼那样大张旗鼓地学陶,并有一系列和陶之作;但黄庭坚与陶诗也有很深的渊源:少年时代即喜好陶诗,晚年读陶诗更是“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黄庭坚在诗歌创作生涯中毕生追求不俗,而陶渊明那种处俗世而超然的人格境界及其质实朴素、自然淡远的诗风与黄庭坚的追求显然有契合之处。事实上,晚年的黄庭坚也确有一些学陶的成功之作。

从陶诗的“率尔”论杜诗的“漫与”

草堂时期,杜诗大量流露出陶诗的旨趣。试以陶渊明《游斜川》一诗并序(401)与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761)对勘,即可发现两者关联度极高:同样是岁值“辛丑”、年开“五十”,同样起“老去”之感、“同游”之兴,且同为“率尔”与“漫与”之作,说明陶诗极有可能直接触发了杜诗。但对于杜甫而言,“老去诗篇浑漫与”乃一时兴到语,而“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一生致力处,两者并不构成事实上的矛盾。

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本事嬗变探微──从杂传故事到通俗文学的个案考察

本文对元人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所据本事之各种版本 作了梳理、比勘和考辨，指出：在从杂传故事到通俗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民众 的趣味和审美取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從核心義談“陶”的義位聯繫

核心義是本義中所藴含的特徵義,制約一個詞大多數義項的發展,是各義位間一以貫之的聯結紐帶。本義以"陶"爲例,將它的義項歸爲三類:一是本義及其相關延伸義;二是由特徵産生的核心義,包括形狀特徵義、過程特徵義和功用特徵義等;三是音近假借義。同時也討論了近義或類義詞的同步引申、同步構詞以及比喻在漢語詞義發展中的作用等相關問題。

别一时代与文体视野中的张岱小品

张岱向被视为晚明(性灵)小品的主要代表作家。但检核历史可以发现,张岱的几乎全部小品都成书于明亡清立后三四十年间,作为小品作家,“晚明张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归根到底,两《梦》在鲁迅深刻指示的“比明亡略早的晚明潇洒小品”和“清初‘悖谬’小品”的两类中,不属于前者而属于后者,代表了小品在明清易代后的崭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