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记》颂美女性的情感倾向简论

晋王嘉《拾遗记》涉及众多女性形象,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大体可分为三大系统六小类(神女、仙女、凡女三个系统,古帝之母、神异之女、大小仙女、后妃姬妾、贤俊之母、异域奇女六个小类),其中,部分个体女性形象的刻画较为出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性人物虽然正史有载,但小说中的形象却不尽同于史书,有的甚至完全与史相违。整体来看,在“古帝之母”“后妃姬妾”类女性人物以及西王母的相关描写中,作者的颂美情感较为强烈,究其原因,这与王嘉的方士身份,以及道教以女神和女仙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女性崇拜有一定的联系。

明代道袍“摆”的结构研究

为厘清明代道袍"摆"的结构,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模拟法,通过对宁夏冯记圈明墓缠枝牡丹纹绫袍、贵州惠水明代墓葬绸领棉布长袍等数件明代道袍实物的解析研究,根据摆结构的不同,将摆按结构分为普通型、省略褶子型、拼补褶子型三类。并选择其中普通型"摆"的道袍进行结构复原实验,得出其穿着效果与实际功用。通过研究,希望有助于相关文物的修复、复制工作与传统民族服饰的传承,以及启发现代服装设计上的运用。

王道士名称考

考察了关于王道士名称的6种原始资料后指出:王道士俗名王福琳,出家为道士后称王园禄,逝世后按照道教习俗被称为王园箓。至于目前最为流行的王圆箓,至今并未发现确凿的文献依据。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应将王道士称作王园禄。

论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期 ,然而有关史料所载道士、女冠及宫观数字却未能真实地反映出唐代道教发展的规模。本文考察了唐代道教宫观、道士和女冠以及伪滥道众的实际情况 ,认为唐代道教发展声势浩大 ,各地道观林立 ,道徒众多 ,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 。

中晚唐公主“难嫁”原因新探——从太和年间的公主入道现象说起

太和年间,李唐王室有四位公主先后入道,但她们的入道并不是为了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婚姻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安康和义昌公主入道也可能与婚姻不能顺利解决有关。除这几位公主之外,中晚唐时期的公主多有大龄方婚和至死未婚者,说明当时公主难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公主难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她们放纵跋扈、不守礼仪,也不是流行门阀婚姻使然,而是由于公主婚姻政策的改变,政局混乱、礼会院不修,加上宫廷政变频发,很多公主在成长过程中缺少正常的家庭关怀而导致的。

试论道士群体在“援道入医”过程中的作用——兼论医籍中道教神秘主义现象

"道医"形成于上古时期,在以医传教的宗教活动和追求不老成仙的修炼过程中,通过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知和体悟,逐渐形成了具有宗教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质的心身医学体系。在古医籍中,道士群体作为中医药学"援道入医"的重要媒介,通过授书传方、医道传授、行医疗病、著书留世等方式,令许多道医中的内容为世人所知,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同时道教神秘色彩也一并浸入医书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学中的道教神秘色彩逐渐为人所质疑,其内容在中医书籍中越来越被淡化,道教医学中的本草、医方、针灸等核心部分常被不露痕迹地移植入中医药学内,而其既往道医本身的事实则常被世人所忽略。

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明代僧道度牒制度的变迁

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集中体现了曹雪芹对于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理解与体悟。"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与尘世之间示现的形象变幻,旨在告诫世人要破除对脏与洁、丑与美的执着;"一僧一道"同时登场,折射了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二教融合互补的文化态势;"一僧一道"之使命乃是对红楼诸人物的度化指引。

论瑜珈教与台湾的闾山派法师

流行于福建与台湾的闾山教一向被当作道教,但在事实上,闾山派巫法原属于佛教密宗的瑜珈派。在历史上,闾山派从瑜珈教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巫法,而后成长为巫教,再后被纳入道教系统,完成了从佛入道的变化。

试论豪侠小说在宋代的新走向

豪侠小说经历了唐传奇的繁盛后 ,在宋代发生了质的转变 ,逐渐走上与统治思想合拍的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狂放之侠的文人化、血性之侠的仙道化和自由之侠的官府化。这一转变既与宋代统治阶级政策有关 ,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一致 。

洮州《王氏家谱》与全真华山派在家道法脉的传承、道士家族的生存方式

"华山派"是全真诸真宗派中影响仅次于龙门派的第二大支派,亦是西北地区的主要宗派之一,其形成时间仍然是学界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新发现的《王氏家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研究少数民族地区道教的文献。它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传承数百年的全真华山派在家道士家族史,对于研究全真华山派字谱的形成时间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时间最早且传承最长的华山道派。对于职业道士家族而言,其生存方式以为地方社会提供科仪服务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家谱》中记载的家族道士成员所开展的日常宗教活动,直观反映了道教与洮州这一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社会的互动。

唐代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及其人生选择——以李冶、鱼玄机和薛涛为中心

使唐代女性陷入婚姻困境的最大的原因是门第婚姻,出身门第族望不为时人所重的女性婚姻缔结的可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而且因为当时社会重视的是“贤妇”,所以身为才媛并不能在婚姻缔结上取得优势。具体考述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并观察她们为解脱困境所做的努力及其结果,从而理解她们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由此可以更加深入理解女冠诗歌的文本特色。

关于《桃花扇》中侯方域入道的思考

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并不"出应乡试,中式副榜",而是抛下花月情根,修真学道去了。其情节重构的意义在于,一是反映明末清初文人抉择出路的历史现象;二是呈现作家在创作中借鉴"遗事"以警时世的史心;三是描绘我国古代文人的民族文化性格。

《敦煌县正堂申谕》《催募经款草丹》录文及相关问题

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县正堂申谕》为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敦煌县政府下达给王道士的官文,要求王道士对敦煌写经严加管理。敦煌研究院藏《催募经款草丹》则是王道士追索经款的底稿。论文对这两件文书进行移录并对相关史事进行考察,对敦煌学史有一定裨益。

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今本《西游记》定稿者

The Fairyland of Huayang" belongs to Maoshan Toaism and its master is no Li Chunfang.In the 20th year or so of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the master was nobody but the Real Tao School of Maoshan Taoist Priests,and the master and apprentice of Yan Xiyan are likely to be the "master" and the finalizers of the current vers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

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

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

千山僧道书碑考

文章梳理了明清民国时期千山僧道所书碑刻,对一些没有直接署僧道名字的碑刻进行考证,确定书丹者归属。同时,对知文善书的千山僧道代表人物及千山僧道与文人墨客交往过程中的索书行为进行梳理剖析,认为千山僧道自身的文化基础和书法基础支撑了他们的书碑行为,同时这种行为也与游山文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民俗活动"黄四姐"现象的文化意义综说

《黄四姐》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三里坝镇一首极具土家族风情的民间歌曲,它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性,绝对不是作为民族民间歌曲的《黄四姐》所能涵盖的。确切的说,"黄四姐"首先是积聚土家族特有的人生观、生死观于一体,张扬极富土家族民族个性的一种土家族人文现象;然后它是一种土家族悼亡仪式的特定组成部分;再次它才是一首极富土家族风情的民歌。基于此,在保持"黄四姐"仪式活动人文意义层面原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详实的推介,并争取深入挖掘其人文社会意义、民族学内涵和音乐学学理。

武夷山古代道教文化探略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 ,其历史渊源与中华民族文化紧密相联。武夷山是福建道教主要的活动地区 ,其丰富的历史宫观及历史人物对福建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