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的贸易政策灵活性机制分析——从全球性经济冲击的背景出发

逆全球化浪潮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断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需要确保其政策灵活性机制发挥正常作用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文章以关税水分这一WTO协定提供的贸易政策灵活性机制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0年30个重要经济体在HS6位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数据,考察了关税水分与关税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冲击对于这一关系的激化作用。研究表明:WTO提供的贸易政策灵活性机制是充分发挥了其作用的。作为关税水分较大的经济体—产品组,其关税增幅更大,且各经济体是在互补性地使用关税政策与非关税贸易壁垒;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冲击显著提高了各经济体利用关税水分这一灵活性机制进行贸易保护的积极性;进一步的差异化分析表明,全球性经济冲击的激化作用在欠发达经济体和对价格波动比较敏感的同质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相对更强。以上结论拓展了我们对于WTO贸易政策灵活性机制的认识和理解,为新冠疫情后中国捍卫全球多边体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税冲击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汇率管理和资本管制视角

本文通过建立引入中间品生产贸易、出口品定价方式变动、资本不完全流动以及冲销干预的开放新凯恩斯模型,在外国进口关税冲击环境中,在不同程度的汇率管理和资本管制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1)货币国际化通过提高出口品本币定价比例,降低了因外国关税冲击导致的本国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2)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逐步放松汇率管理和资本管制能够提升货币国际化对本国经济的改善效果;(3)随着汇率管理的不断放松,相较于最终品,出口中间品本币定价比例提升对本国经济的改善效果更显著。因此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应坚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放松汇率管理和资本管制,并重视出口中间品人民币结算比例的提升。

贸易脱钩、关税冲击与外商撤资

如何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稳存量、扩增量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深入探究关税冲击对外商撤资的实际影响,有助于理解新形势下外商撤资问题的实质、把握稳外资工作的关键。本文基于商务部2014—2020年外商投资企业数据,测算得到各行业外商撤资情况,同时根据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清单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加权测算出各行业受冲击的暴露度,考察关税冲击对我国外商撤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关税冲击通过提高外商投资成本、挫伤市场信心的途径显著引起外商撤资;冲击易导致市场寻求型外商投资撤资,对效率寻求型外商投资无显著影响;冲击挤出了我国具备生产优势行业的外商投资,对我国不具备生产优势行业的外商投资无影响;冲击引起低技术、弱研发、低产能利用率行业的外商撤资,对高技术、强研发、高产能利用率行业无影响。本文研究为理解贸易摩擦关税冲击与外商撤资问题提供了参考。

关税冲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

探究关税冲击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基于CP模型,引入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构建了关税冲击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模型,并通过线性一阶近似,拆解了关税冲击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作用机制。模型表明,关税降低的直接效应会通过改变中间投入份额和出口产品范围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其间接效应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发挥作用。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企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投入下游度”和“产出上游度”上,本国进口关税和出口目的国进口关税的降低均显著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检验表明,本国进口关税的降低提升了企业的中间投入份额和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目的国进口关税的降低则通过出口产品范围调整和人力资本升级来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此外,加工贸易比重低、企业自然年龄长、生产率高的企业,关税降低对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运用数理模型对关税冲击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拆解,为制定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外部关税冲击、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与创新发展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研究关税变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这一外部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外部关税冲击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的影响,并通过文本分析和Word2vec机器学习技术,测度了企业家注意力配置,借此进一步分析了外部负向关税冲击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外部负向关税冲击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企业家注意力内容配置和注意力时间配置是产生以上影响的两个渠道;政府增加R&D补贴、媒体和分析师减少关注、具有抗压能力强特质的企业家,均可以缓解外部关税冲击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本文结论意味着要为企业家确立良好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缓解外部关税压力,进而使其在自主创新中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

关税冲击与中国进口行为

在美国频繁发起贸易保护措施的背景下,中国加征反制关税予以还击。本文基于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中国海关月度贸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对美反制关税的实际效果,即是否抑制美国对华产品输出以及对中国总进口和产业链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国对美反制关税精准有力,中国自美进口额和进口数量显著下降;随着关税排除清单的实施,进口下降幅度有所减缓。(2)反制关税的影响总体可控。随着中国不断调低MFN关税税率,对美进口贸易转移至经济规模较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总进口以及国内产业链并未受到明显冲击。(3)尽管富有弹性产品、非燃料初级产品及高技术产品对美进口,以及民营企业对美进口均受到一定冲击,但这些产品和企业的总进口并未受到波及,总体外贸形势依然稳中向好。

跨国投入产出网络中的贸易摩擦——兼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就业和福利效应

本文以2018年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通过构建跨国投入产出网络模型刻画了关税冲击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关税冲击导致本国出口下降,同时加征的关税作为转移支付会提高外国的家庭收入并扩大本国消费品出口,此一负一正两种初始效应沿跨国投入产出网络向上游传导,最终形成负向的直接需求侧效应和正向的间接需求侧效应;关税冲击还通过影响相对价格增加下游行业的成本,这种效应沿跨国投入产出网络向下游传导,最终形成负向的供给侧资源再配置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四轮关税加征对中美两国就业和福利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冲击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传导使得各行业关税升幅与就业损失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同时,虽然两国的总就业和福利均有所下降,但二者降幅在两国间存在非对称性,中国的福利损失高于美国,而美国就业下降的百分比高于中国。

关税冲击、汇率波动与最优汇率制度安排

本文对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国的汇率与福利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基于NOEM-DSGE模型构建了一个加入关税变量且将汇率目标纳入货币政策规则方程的开放经济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提高关税可以暂时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从而减少经常账户赤字;但同时本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这将对本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抵消进口减少带来的经常账户改善。另一方面,关税冲击还会导致经济体的短期产出和家庭消费发生下降,造成社会福利遭受损失,经济体陷入衰退状态。在比较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后,理论模型给出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在应对关税冲击时,货币当局对汇率实行一定的干预措施优于放任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实证研究基于PVAR模型,利用160个国家(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了关税对不同汇率制度安排的经济体的异质性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结果基本一致。

关税冲击下的中间品贸易、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与福利分析

本文在非合作框架下建立引入中间品生产和贸易的新凯恩斯两国模型,研究关税冲击下各国的通胀目标规则,讨论加征关税和通胀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在各国福利损失中,相较于最终品,国内中间品通胀扭曲具有更大权重;在外国加征中间品或最终品进口关税条件下,相较于稳定其他通胀指标,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可以有效降低自身经济波动,最小化本国福利损失;外国对不同类型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虽然能够提升其相应类型产品的产出和就业,但会导致显著的消费恶化和福利下降。因此从经济层面看,外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是短视的,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在关税冲击下本国应更加关注国内中间品通胀的稳定,对等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只能部分缓解本国经济波动,平等协商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关税冲击、中间品贸易与货币国际化

本文引入中间品贸易和关税冲击,研究出口品定价货币变动对经济波动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国际化能提升本国出口品本币定价比例,增强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减弱由外国加征关税导致的本国出口品价格扭曲和一价定律偏离,进而减小本国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相较于最终品,本国出口中间品本币定价比例提升能更显著地减小本国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因此在关税冲击环境下,我国应坚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注重出口中间品人民币结算比例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