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指导性案例的理性重塑与类案判断

同案同判作为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司法要求,并不能充分说明待决案件援引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的正当性基础,需要一般性规则对其进行实质性的补充。法律领域的类比推理要求一般性规则需要具有合法律性与规范性两种特质。刑法构成要件作为类型思维在具体部门法中的产物,能够成为刑事裁判领域的一般性规则。这一规则在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过程中不断具体化,并使得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呈现出类型化的思考倾向。严格意义上的类案判断标准过于强调整体事实,限缩了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无法满足刑事司法的实践需求。以刑法构成要件要素为指引,能够建立一种宽容意义上的类案概念,并以动态的类案判断方式激活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活性。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概念辨析与逻辑刻画

帝俄时期的法学家科尔库诺夫在《法的一般理论》一书中曾以专门的篇幅讨论过与“法律规范的结构”相关的主题。他的理论后来被苏联法学界改造成了“三要素说”,这个学说在我国法学理论上也一直占主导地位。然而,我国法学界对于“法律规范的结构”之“三要素说”的理论谱系缺乏了解,对其中涉及的关键概念没有进行有价值的理论辨析。本文在梳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则在逻辑上应当包含4个要素,即“行为条件”“行为命令”“行为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并在这4个要素之间建立起一个两规则(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的结构方式,从逻辑上刻画出联结法律规则诸要素的6个表达式。

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如何适用刑法对过失犯予以处罚,虽然在刑法理论上有各种不同学说,然而均缺乏从过失犯整体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思考。本文认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之未规定属于立法者未能详尽地描述出的犯罪行为构成要素,这样,根据条文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还无法推断行为的违法性,还必须由法官对注意义务作出必要的补充判断,因此其在构成要件构造上属于开放性的。分析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是对过失犯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利于我们明确过失犯的类型性意义,以提倡法官对超出立法技术限度的注意义务进行补充。过失犯注意义务之未规定不属于法律漏洞,对之应该采用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适用之。

论我国民事判决补正裁定制度的细化

民事判决始终可能出错,需要通过补正裁定制度更正其中的形式错误。在《民诉解释》出台后,我国仍应进一步完善补正裁定制度,避免实践中的滥用。德国法上对形式错误的补正分别针对显然错误和事实部分错误,在程序上前者可由原先判决的法院或者上诉法院随时依职权补正,后者只能由判决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申请补正。与德国制度大致相同,美国法和日本法也规定了判决错误补正制度。我国补正裁定制度应注意上述两种形式错误补正程序的差异。错误显然性应作为判决可以补正的标准,也要考虑补正便利和司法效率。补正裁定制度未来也应适用于案件诉讼经过记录中的错误。

比较与反思: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构

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刑法理论研究的核心 ,在整个刑法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三大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体系内容、结构及对刑罚权的制约三个方面都有所不同。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现存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 。

论罪数形态的隐性前提——以“罪刑关系”为视角的重新界定

刑法教义学通说的罪数形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本质一罪、法定一罪和处断一罪。事实上，三者并不处于同一层次，教义学仅仅是将处于不同层次的罪数形态类型进行集中讨论而已。经过分析，可知现有的罪数形态的评价过程包括了认识、评价和处断三个依次递进的独立阶段，三者之间有着逐步推演的关联关系。在认识和评价阶段，犯罪构成作为基础的标准对罪数进行解构和确定，而处断一罪则被认为是直接诉诸刑罚合理性而得出的实质性判定。实际上，上述分析是在接受“既定结论”正确性之上的进一步解释，虽然符合方法论的研究进路，但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间存在着无法协调的矛盾之处。归根结底，本质上决定罪数形态的仍然是“罪刑关系”，而最能体现“罪刑关系”的仍是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结合我国刑法所采用的重刑主义刑罚结构，对犯罪构成进行深入揭示并以此为视角对罪数理论进行重新的判断，可知我国的罪数形态应该只有本质一罪和处断一罪两个层次；而法定一罪则为上述分类的例外，是以法定的方式将属于处断一罪的形态规定为按照一罪予以处罚。

建构刑事政策指引的构成要件理论

刑法体系不应当是封闭的体系,它需要刑事政策的引导才能成为具有效益的体系。但是,刑事政策的介入也不能过度,其应以刑法体系为边界。在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刑事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贝林所建构的构成要件论到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构成要件论,刑事政策对于刑法体系的影响完成了从"体系外推进"到"体系内指引"的转变。构成要件最重要的机能——罪刑法定主义,本身就深深地渗透着刑事政策的思想。构成要件的解释不是机械的逻辑涵摄,而是一个从构成要件中挖掘规范含义的过程。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坚持解释方法的位阶性,并且通过刑法规范保护目的(法益保护)来指引构成要件的解释,以促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有机结合。

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重新定位

因刑事责任能力免罪,使得司法实务中出现了罪刑失衡现象,由此引发了关于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重新定位的争议及探讨。鉴于现行法律体系下,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无力给予否定评价、不利于保护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等原因,应当剔除出犯罪构成,不作为定罪依据,仅作为量刑依据,以体现刑法的公正性与科学性,符合防卫社会的要求。

论排除犯罪性行为之非犯罪性理由

我国刑法理论误将大陆法系犯罪成立体系中的"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语境中的"犯罪构成"等同起来,同时又不加区分地照搬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有关违法阻却事由的论述,从而认为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虽符合犯罪构成但因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不构成犯罪。其实,此类行为本身就不符合客体要件或主观方面要件,应直接承认此类行为是因不符合犯罪构成而不成立犯罪。

台湾刑法犯罪成立要件初论

台湾刑法犯罪成立要件理论系典型的大陆法系的判断模式,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段架构,但其本身的矛盾亦引起刑法理论界对该架构的反思。为了使内地的犯罪构成理论更加合理化,我们有必要对台湾的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加以借鉴。

犯罪构成体系的比较与反思

三大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具体构成因素基本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其内在结构的差异。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是从追究犯罪的角度设计的,是一个"单边主义"的结构模式。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内部虽存在二元结构的对立,但这种二元结构没有贯彻到底,是一种"瘸位"的结构模式。英美法系"平位"的结构模式有利于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统一。

德国刑法总论的当代图景与变迁——以罗克辛《刑法总论教科书》第五版修订为线索的展开

当代德国刑法总论教义学研究,总体上围绕着“回归基础理论”与“回应时代需求”两条基本主线展开。由德国学者罗克辛教授撰写、其学生格雷克教授续写的《刑法总论教科书》第一卷是德国刑法总论教义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2020年5月完成了时隔14年后的又一次修订。最新版教科书的修订贯穿犯罪论体系的各个阶段,诸如刑法总论基础中的刑罚概念、法益理论、刑罚理论,构成要件论中的思想要素的定位、客观归责理论、故意与过失的认定、违法性论中的正当防卫与推定同意、罪责和负责性论中的罪责概念与违法性认识错误等等。透过这一系列修订,读者能够充分领略到德国刑法总论教义学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崭新图景及其发展动向,这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刑法教义学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陆法系犯罪理论体系具体结构研究

在大陆法系,具有代表性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有许多种,其中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体系居于通说的地位。与此相应,犯罪的形式概念可表述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缺陷也不容忽视。

债权人对债务人延期其债权能否行使代位权——以三段论法中之小前提为观察点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起源于法国的习惯法中,因该制度行使简捷便用,故其存在仍有一定的意义。"怠于行使权利"作为代位权构成要件之一的法理,在于权衡债权人的期待利益与债务人管理自己财产之自由相冲突的结果。对此,从三段论法上,笔者对如何将案例事实归摄于构成要件之特征构成小前提,予以分析,并认为化解实务上和学说上的矛盾,应该运用法学方法论,以避免人治的擅断。

量刑起点的规范解释与实例检验

量刑起点系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中自创的概念,但通常与量刑基准混淆。量刑基准是抽象个罪的基准线,量刑起点则是具体犯罪中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确定的刑罚量,每个案件的量刑起点并不相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起点与基准刑的确定根据进行了拆分,但这种“拆分”式量刑起点确定方式违背犯罪构成原理。以4238个危险驾驶罪样本判决为例,进行回归分析,对该罪量刑起点的确定方式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决定危险驾驶罪量刑起点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决定着主刑量,其他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对刑量的影响并不明显,并且因为量刑起点不明确,导致量刑失衡。在明确量刑起点与量刑基准界限的前提下,应对量刑起点确定所对应的幅度经过实证检验,并且量刑起点的确定应该坚持对基本犯罪构成事实进行整体评价,以便缩小量刑起点确定的差异。

评陈兴良教授的“四要件: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一文

Tatbestand(构成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核心。中俄和德日学者在继承费尔巴哈的Tatbestand理论基础上各自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不同的犯罪论体系。俄罗斯学者保持了费尔巴哈犯罪构成理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以贝林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则对它进行了切割,把主观要素与评价要素从犯罪构成中排除。"四要件"与"三阶层"只不过是中俄和德日犯罪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四要件"有各种不同的体系,"三阶层"也有各种不同的组成,应当将它们纳入到中俄与德日犯罪论体系之中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及有责性三个判定标准,其中构成要件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违法行为特征的各种条款。在由自由法治国向社会法治国的转变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将违法行为交由其他规范予以描述的空白要件。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章并不能限定空白构成要件的创设,现实中的空白要件设定也欠缺明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处罚法定原则的破坏。因此,需要运用诸如"保护行政法益的必要性和等同性规则"、"授权明确性规则"、"第二次禁止规则"等约束机制,对空白要件的创设与补充加以规范。

论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

法定犯的刑法条文设置“违反国家规定”这一要素有直接规定、间接规定与没有规定三种模式.其中,对于没有规定这种模式,可否如同前两种模式那样援引相关国家规定并据之判断行为的违法性尚需研究.基于法定犯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双重特性,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法定犯的内部结构和处罚范围以及司法实务出发分析,刑法条文中未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法定犯的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深入探讨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有助于寻找法定犯的违法性判断的前置法,理解法定犯单纯不服从(而非侵害法益)的违法性实质,对于化解法定犯口袋化的困境,推动构成要件理论的精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学上“类型观”的生成与展开:以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为脉络

在刑法理论中,"类型观"的生成与拓展,在实质意义上依赖于构成要件理论的推动。从"行为类型"到"违法类型"再到"责任类型",构成要件开始被作为整体的"犯罪类型"加以对待。也正是伴随着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类型"的观念在刑法学上逐渐被接受并得以沉淀。以构成要件为媒介,不但规范与类型之间获得了相互沟通,而且经验与理念亦得以彼此对接。进而,以构成要件理论为启发,类型思维还可以全面推进至刑法的整个版图:从构成要件的类型化到犯罪阻却事由的类型化;从犯罪行为的类型化到犯罪人的类型化;从犯罪成立条件的类型化到犯罪之法律效果的类型化。如此一来,刑法的知识体系将在类型思维的归整下,变得条理井然、面目一新。

四要件: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

构成要件是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基础,具有其独特的含义与机能。而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构成要件被改造成为犯罪构成,成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总和,丧失了构成要件的机能。因此,本文认为四要件是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应当废弃犯罪构成的概念,重新恢复构成要件的概念,以此建立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