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主义:从文本到实践的挑战与路径

新《立法法》从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规范两个层面强化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规则。税收法定主义进一步发展,需完善税法效力体系的衔接,强化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这在宪法层面需考虑宪法性立法技术对细化规则的制约,从维护法的安定性、民主原则与纳税人权利角度出发,对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与税种的设立实施立法保留,并对征税权进行程序性的宪法限制;在法律适用层面涉及对构成要件法定原则、构成要件明确原则以及一系列衍生程序原则的正确理解,其中的授权立法问题、不确定性概念的判断标准与程序性保障原则的判断方法,则是落实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关键点。

我国税收立宪之探讨

西方国家税收立宪的法哲学基础和社会条件在于自然法思想和多元权力的相互抗衡,其法律价值旨在制约政府的征税权和控制立法权。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市民社会力量的薄弱等诸多原因导致的税收宪法缺失产生了"税收行政立法膨胀"等弊端。当务之急是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根据国情在宪法中写入税收条款,并建立税收宪法发挥作用的保障机制,以实现税收宪政。

宪政三章

投票箱之妙不仅在于说服人们守法 ,而且还通过这一巧妙的程序 ,将决策风险转嫁给了选民本身。民主应当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而投票箱则可以称之为一种妙不可言的设计。与政治法律中的其他制度一样 ,中国的宪法也是近代舶来品。西方宪政之所以最终确立 ,宗教以及教会是我们首先看得到的因素 ,第二条便是阶级以及阶段斗争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分化是约束专横权力行使的第三个因素。税收奠定宪政基础。应当由人大代表对税收以及财政事项进行细致入微的审查。

税收法定原则比较研究——税收立宪的角度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是税收立宪的根本标志。世界各国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有不同的表述,对于“税收”“法”以及“定”均有不同的限定方式。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尚未实现真正的税收立宪。我国税收立宪应该从税收法定原则入宪开始。

公共成本对权利观念与宪政理论重构的影响

"权利的成本"理论从"权利依赖于税"这一常识出发,立足于权利的可行性,厘清了传统权利观念的种种误解。法律权利的实现需要公共成本负担,因而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分法并不适当,一切权利都是积极权利,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保护。公共资源有限,权利的实现需要平衡,因此具有相对性,而非常见的绝对性。这也论证了权利与责任的内在一致性,提倡从权利话语到责任话语的重构。个人自由在本质上依靠社会合作与政府行动,私人权利也具有公共属性和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这超越了权力与权利的零和博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面临危机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做出了论证。但在中国独特的语境下,应注意保持这一理论作为自由宣言书的底色,避免其沦为行政擅权的辩护词。同时应正视税收对宪政的促进作用并完善公共预算改革。

税收立宪的价值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西方国家通过税收立宪,实现了国家征税权的宪法限制、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纳税人权利的宪法保障,最终走上了宪政发展的道路。我国宪法税收条款缺失,没有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行政机关成为税收立法权和执行权的中心,使得征税权在我国成为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我国宪法对于私有财产权与公有财产权实行不平等保护,只规定了纳税人义务内容而没有规定权利内容,导致纳税人权益无从得到切实保障。税收立宪的价值就在于通过限制国家征税权来保障人权并实现宪政。

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宪政治理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是指地方政府竞相实施各种税收优惠,以吸引更多生产要素流向本辖区的行为。从理论上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可能产生良性或者恶性两种结果,而决定竞争结果的关键因素是博弈规则的设计。宪政是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由无序导向有序的重要保障。构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宪政环境应当着手进行:推行地方自治,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健全地方民主,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保障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地方政府良性竞争以及建立协商机制,合作反对恶性竞争等。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政策主张及其在美国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阐发。在此基础上,提出该理论对我国财政实践的有益启示。

清末预备立宪中的税收与“国会”互动

清末预备立宪财政危机深重,曾有经资政院"疏通舆论"增税之议,但资政院、咨议局只是微妙的民意(准代议)机构,议员请求"赋权于院"、"许民监察",屡为清廷所拒。由于缺乏监督政府说服民众之权能,资政院、咨议局终难协调政府增税。反过来立宪派也以税收作筹码,提请朝廷速开国会。但由于目标意识不确,上下缺乏真诚互动,英法美革命中税收与代议制博弈的一幕在清末没有出现,税收推动型代议制最终未能确立。

税收宪政的理论及其实践价值

税收与宪政是紧密相连的,税收问题本身包含了许多宪政因素,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则是税收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和追求。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的有机作用决定了制度需求和供给,从而催生了当代西方的税收宪政。税收宪政的理论基础包括制度供给理论、政治契约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其实践价值体现在对税权的约束、税收民主构建、税收价格属性及税收监督机制等方面。

取消农业税合乎平等原则吗——兼论对优惠措施的合宪性审查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此后,农业生产者的纳税义务即被免除。其实这种取消农业税的措施,在宪法理论上可以被称为"优惠措施"。如果从宪法学的角度看,作为一项抽象性的立法决定,取消农业税的惠农措施并不一定具有合宪性;因为作为一项针对特定主体的优惠,对于其他主体可能会产生不平等,从而有违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但是否违反平等原则,却是需要通过宪法上特定的审查标准;只有通过这种检验,优惠措施才能获得那种可通过违宪审查的宪法正当性。

论财政立宪主义语境下的税收权控制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其中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是核心。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展现其中蕴涵的宪政主义精神;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

经济宪法学研究的尝试：分税制决定权的宪法解释

本文运用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通过对宪法有关条款的解释分析,认为在现行宪政框架下,国务院不具有作出"分税制决定"的职权,分税制决定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务院的"分税制决定"予以事后确认并不合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分税制决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于分税制问题具有法律上的作用空间;国务院作出"分税制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予以追认,说明了我国当时的依法治国现实状况,以及在作出改革决策前进行合宪性和合法性论证的必要性。本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对分析其它同类样本,并逐步形成经济宪法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税收立法中的宪政理念——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为例

现代税收国家公民纳税义务日益普及,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也成为宪政建设和依法行政的重要问题。本文分析了税收立法所体现的制约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理论基础,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具体思路。

中国税收制度的宪政构想

当前中国税收制度中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无效规则所导致的不必要的成本。对于中国而言,最现实的解决之道是实行税收立宪,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解决现行税收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文从完善宪法文本、改革配套制度和培育宪政精神三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完善中国税收制度的宪政构想。

我国税制改革法治化问题初探——以房地产业“营改增”试点为例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是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全国推开的房地产业营改增试点存在合法性问题。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的税制体系和税收立法机制是导致改革试点合法性不足的主要原因,并实际上造成了最高立法机关税收立法权被架空,行政税收立法权缺乏制约,公民的税权利未能真正确立和有效救济的严重制度缺陷。为建立现代税制,促进税制改革纳入法制轨道,应该结合宪政主义税制的基本要求,对我国现行税制进行宪法改造、法律改造和配套制度改革。

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转型

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大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态。超越财政而从宪政视角审视分税制,应从四个方面实现改革的宪政转型,即价值目标从财权转向人权,逻辑定位从分财转到分权,制度建设从法制转到法治,改革程序由民主替代集中。要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转型,必须积极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入宪,确认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完善的财政法律制度和健全的财政监督体系。

论宪法上的税

税收立宪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亟待补强的领域,也是中国法治实践的必然要求。中国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税收法治的基本原则,并合理安排保障公民税收基本权益的制度。与此相对应要具体研究有关的宪法解释、宪法修改技术问题。

国家课税权合宪性初探

宪法的基础地位为构造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相适应的税收理念提供了指导方针。税收作为国家存在及其运行的主要物质基础,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我们在面对税收之相关问题时,不得不将之置于宪政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解读。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和平衡税权与宪法的冲突,形成一个公开、公正、有序、透明的税收法律体系,提高税收法律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