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视域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理论辨析与路径展望

本文通过回顾分税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制度特征和学术争鸣,试图厘清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影响机制和改革路径。本文认为,分税制改革有效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初步构建起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权治理框架。从影响效果来看,分税制改革引领的“双重激励”将地方政府行政动员能力和市场增进能力有效结合起来,激励地方政府举债筹资建设了大量市政基础设施;但侧重“事上”而非“安下”的责任约束机制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衍生泛化、变相积聚。本文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分税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财权划分、事权配置、行政监察、市场约束等改革战略取向。

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基于债务税盾角度

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债务税盾视角,选取企业现金流为中介变量,检验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负债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显著负相关;企业现金流在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门槛效应,当企业负债率超过门槛值时,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代理问题会削弱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相较于民营企业,企业负债率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央地关系与债务:以空间政治经济学看高质量发展

央地关系改革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防范化解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短期内应该强化财政纪律和打破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担保(“软预算约束”),长期则应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经济集聚功能,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建立地方财政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但兼顾化债和发展仍需进一步推动符合长期、全局、多维目标的央地关系改革。在理顺大国治理的空间逻辑基础上,深入推进央地关系改革,有助于地方政府转变增长模式并稳步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最终实现区域优势互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纳税信用评级、信息不对称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税收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也是税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14—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机制检验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也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税收征管方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绿色税制改革影响企业ESG表现——基于企业成本视角

提高重污染企业ESG表现是实现我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来源。从本质上讲,ESG能有效衡量企业绿色转型的程度,绿色税制改革会降低企业成本,进而促使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权益资本成本和债权融资成本,进而提升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税制改革对重污染企业ESG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区法治环境好的企业中更为突出;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ESG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绩效,降低其短债长用与破产风险。这些结果表明,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助推重污染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拓展了绿色税制改革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并从企业成本视角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机制与证据

减税降费是中国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维护全局经济稳定的重要政策手段,但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借”、“用”、“还”3个环节的风险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5~202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减税降费规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长速度将显著降低。同时,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速也将被遏制。

我国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方案及实践研究

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引发市场和政府高度关注,一系列中央重要会议都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作出部署安排,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概况及成因,梳理了过去五轮债务置换历程,对财政部提及的安排财政资金偿还、借新还旧或展期、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等六种债务化解方式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资源、地方国企、REITs等方式化解债务的实践,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以及金融资源、融资平台转型、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财税体制改革等十个方面,思考隐性债务化解方案。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

地方收入体系,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是我国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而筹集的一切资金总和及其配套的制度和征管体系。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全新概念后,优化地方收入体系就成为未来国家治理工作的关键要务。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收入体系存在事权划分出现“收权放责”且地方政府民生事权偏重现象,税种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资源经营性收入占比过大、高度依赖非税收入以及地方政府收支缺口较大等主要问题,提出基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即在坚持中央统一框架、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财政事权、确定支出责任与标准、改进税收分成体制、用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力缺口。由此确定新时代地方收入体系由转移支付、地方专享税收入、适量的非税收入和合规的地方债等政府性债务收入等四部分组成的大体设想。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弥补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问题研究的不足,更好地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方针下优化地方收入体系,为持续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基于博弈论的减税减费作用于地方债务风险的机制研究

减税降费措施在我国落地实施的十几年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在减税降费的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社会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时,地方政府面临着税率降低、“免、抵、退”税情况增多等导致短期财政收入下降的风险。由于政府存在财政支出刚性,收支缺口增加,地方政府一边面对上涨的赤字,一边又在扩大用于提振经济发展、填补收支缺口等的债务规模。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率会上升。偿债能力减弱、债务规模增加,债务危机风险提高。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债务率已达新高,需要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因此,要了解减税降费的作用机制。本文以博弈论视角构建模型,推导了减税减费作用于地方债务风险的机制,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把薪助火”还是“杜渐防萌”:税收征管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税收征管变革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企业决策行为与生产经营活动。税收征管既可能预防和减缓企业债务违约压力,也存在加剧债务违约的风险。鉴于此,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优化资金配置结构,进而有效缓解了债务违约风险,但它并不会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的惠企初衷;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促进税收征管强度对企业债务违约的抑制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源自“金税三期”“国地税合并”改革等政策合力;税收征管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有助于提升其主业业绩水平。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税收改革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减轻企业主体负担,提振实体活力,稳定经济提供了实践依据。

探讨金融机构投资国债的综合收益

现行的税收规定下,国债投资利息收入免所得税对金融机构投资收益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着机构对投资国债的选择。如何获得综合收益最大化,对金融机构较为重要。文章结合国债投资收益的相关政策与免税效果,分析国债综合收益的情况与比较方式,并进一步探讨综合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减税降费是否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基于2010-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是否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无法证实减税降费会显著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甚至出现了抑制地方债务膨胀的结果,且这种抑制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基于此,从地方政府增收、减支以及有效税基方面,解释了减税降费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原因。当然,在将减税降费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的同时,也需重视其蕴含的财政风险,保证财政健康发展,更好发挥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税收竞争影响长三角地区政府债务的实证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利用长三角41个城市2011—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再利用中介效应对其影响作用进行进一步探析。结果显示:有序的税收竞争会抑制政府债务增长,无序的税收竞争会刺激政府债务扩张,长三角地区税收竞争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处于U型线的左边。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安徽地区税收竞争对政府债务扩张的直接效应显著,江浙沪地区税收竞争影响政府债务扩张的间接效应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在税收竞争影响政府债务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作用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8—2020年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以及使用环节的绩效水平为切入点,分析税收竞争对隐性债务治理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地区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尚处于合理范围内,良性的税收竞争降低了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提高了使用环节的绩效水平。随着《新预算法》的颁布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的推出,税收竞争改善隐性债务治理的作用被削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税收竞争通过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改善对隐性债务的治理,并通过缓解预算软约束问题降低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审计揭示、整改功能的发挥对税收竞争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绩效有负向的调节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竞争影响隐性债务治理的效果在竞争强度、债务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异。文章的研究对税收竞争结合金融审计改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并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减税降费、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用路径及影响效应

我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地方政府通过债务融资缓解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支出的刚性持续增长压力,形成了现实的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通过对三者数量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减税降费力度增加和财政压力升高均对债务风险产生正向影响,且存在减税降费通过影响财政压力间接作用于债务风险的路径;第二,财政压力对债务风险的总效应大于减税降费的总效应;第三,减税降费与债务风险存在非线性关系,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仍存在数量空间。据此,应在减税降费的同时提高征管水平,以绩效评估促进财政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房价暴涨与家庭负债危机探析

若仅依据统计指标,韩国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然而,在历史因素、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低利息和房地产政策的失误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文在寅执政期间房价暴涨,使韩国人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同期出现的“调集灵魂”投资和“贷款投资”也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危机。韩国银行使用的两种家庭负债统计方法都遗漏了全租保证金贷款等重要债务,无法准确把握负债比率。现如今,差价投资盛行、信用贷款和全租资金贷款也大幅增加,因此韩国的家庭负债风险远比预想中要严重得多。

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立法的三个问题

《民法典》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法典化时代。法典化研究在多个法律领域都取得了进展和成果。随着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以税法总则为龙头的税法法典化被提上日程。税法法典化是历史的、逻辑的和现实的统一。其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近代历史以来世界法典化的普遍性规律。在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作为法典总则法、纳税人权利平衡法、税收行政行为规范法,又决定了其立法逻辑上有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特殊问题。在此基础上,税法总则应构建税法原则、纳税人保护、纳税义务、税务行政规范制定与解释等支柱性制度。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中国在部分行业试点的留抵退税政策为背景,文章利用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财务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留抵退税政策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实施留抵退税政策在短期内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比率,作用机制在于留抵退税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流水平,促使企业用内源资金去替代债务融资;异质性研究发现留抵退税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因企业规模、行业和所处城市营商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中小型企业、制造业和所处城市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影响突出;此外,从长期来看留抵退税可能会通过增加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提高债务融资比率。未来可适当放宽对纳税人申请条件的限制、城市应致力于优化本地的营商环境,以及在实施留抵退税时充分考虑国家财政的实际承受能力。

减税降费与宏观政策搭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减税降费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挖掘提升其效果的最优策略和政策搭配措施。研究发现,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效果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度相关,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减税降费改善了企业净值和借贷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撬动了企业投资和产出提升,而对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作用则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依靠政府债务来支撑,减税降费可能会抬高市场利率、挤出企业投资。为了减缓这种挤出效应,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或者对金融机构财政注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损不足以奉有余?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性的债务“侵蚀”效应与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逐步增强,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却也导致了政府的债务规模和债务敏感度不断上升。这是否会“侵蚀”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文章通过一个含有社保部门的TANK-DSGE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考察了政府债务规模上升和债务敏感度增加对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并不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侵蚀”作用,甚至在高债务规模情况下,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性反而增强。政府债务敏感度的上升才是“侵蚀”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性的“元凶”,其主要作用机制为李嘉图等价机制与挤出效应机制,且对商品税减税的政策有效性影响最大。有鉴于此,文章建议政策制定者需对减税降费政策保持充足的定力和耐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对政府债务规模短期上升的容忍度,防范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时出现“先减后加”“、明减暗加”“、边减边加”的行为,同时合理运用其他财政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应对债务敏感度上升对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性的“侵蚀”,进一步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