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xpected Discounted Tax Payments on Dual Risk Model under a Dividend Threshold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dual risk model in which periodic taxation are paid according to a loss-carry-forward system and dividends are paid under a threshold strategy. We giv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derive the expression of gδ(u) (i.e. the Laplace transform of the first upper exit time). We discuss the expected discounted tax payments for this model and obtain its corresponding integro-differential equations. Finally, for Erlang (2) inter-innovation distribution, closedform expressions for the expected discounted tax payments are given.

环境保护税是否有效释放了四重红利效应?

环境保护税作为新征程中生态文明建设“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要经济手段,研究该政策的四重红利效应对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和税制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以环境保护税开征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9年中国26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环境保护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①环境保护税开征可以有效释放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四重红利效应,且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排除政策干扰以及添加控制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从企业微观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保护税开征不仅可以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还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从环境制度基础视角,相比于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非环境信息公开城市,环境保护税在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境信息公开城市更能显著产生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四重红利效应;从资源禀赋视角,相比于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税在非资源型城市更有可能释放多重红利效应;从工业发展基础视角,相比于老工业基地城市,环境保护税在非老工业基地城市更有助于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该研究丰富了环境保护税的相关文献,并从环境保护税征收视角为推进企业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作了尝试性论证。同时,提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定应因地制宜,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有效改善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基础。

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就是“掏空”吗?

以中国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文件)的实施为契机,考察股利税税率降低后公司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是否利用分红“掏空”公司.研究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现金分红提升的可能性越大;但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的行为并不损害公司价值.还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获得分红有助于降低公司“资金占用”水平,并且股利税税率降低对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分红动机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较好时显著.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及深化改革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从融入型和独立型两种税制模式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结果表明,环境税可以改善本地环境污染,但会抑制碳减排治理,同时独立型环境税可以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融入型环境税能够提高本地经济增长数量,独立型环境税则无法在本地有效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同时两种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税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且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环境税对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具有不同的非线性特征。此外,本文为进一步深化环境税制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双碳”背景下我国开征碳税的探讨

当前,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根据国际实践经验来看,碳税政策的实施对于我国实现碳减排以及“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在“双碳”背景下,分析了碳税征收的目的和影响,主要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效率、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同时,对国内外碳税研究现状和较早实施碳税的北欧4个国家的碳税政策进行分析,为我国开征碳税提出积极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的同时择机开征碳税、做好碳税与其他税收政策的协调、实施区域和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等建议。

网络媒体报道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管理者逐利短视视角的考察

作为代替司法保护不足的重要手段,媒体所发挥的公司治理作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采用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基于管理者逐利短视视角实证研究了网络媒体报道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作用路径及作用条件。研究发现,网络媒体报道,尤其是非负面报道能替代现金股利发挥治理改善作用,表现为网络媒体报道显著降低了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作用路径分析表明,上述治理替代效应主要通过遏制激进避税和缓解长期投资不足等逐利短视行为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相比融资约束高、高管薪酬差距大、数字化转型快、内部控制水平低的公司,网络媒体报道对融资约束低、高管薪酬差距小、数字化转型慢、内部控制水平高的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发挥了更强的治理替代作用。研究结果为政府政策制定、媒体行业监管及公司治理改善提供一定启示。

红利税差异化征收推进价值投资了吗？

西方研究表明红利税影响了投资者的收益水平,因此是公司估值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在中国适用吗?本文基于2012年资本市场红利税改革这一外生政策变化,在检验西方理论在中国适用性的基础上,就投资者结构是否影响公司估值的敏感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红利税差异化征收提升了高股息率公司的投资价值。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股息率的估值效应仅存在于证券基金持股比例高的公司组,说明结构性减税引导了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的理念,但是这一引导效果受到投资者结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结构性减税提供了经验证据,由此也说明进一步优化投资者结构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OECD国家能源和交通税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通过建立Panel ARDL模型,实证研究了35个OECD国家1994-2014年能源税和车辆交通税的环境和经济后果。实证研究表明:在绿色红利方面,能源税对煤炭消耗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温室气体、硫氧化物和能源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作用。车辆交通税对石油消耗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煤炭消耗量的抑制作用尚不显著,对硫氧化物具有显著的减排作用,对温室气体、氮氧化物和运输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减排作用不显著。蓝色红利方面,能源税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个人所得税起到显著的税负平移影响,长期内显著降低失业人数。车辆交通税显著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失业人数,对个人所得税起到显著的税负平移影响。

征收能源消费税对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能源税是遏制能源消费膨胀、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政策手段,但能源税的征收环节和税收使用方式不同,对于社会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从而直接影响着政策实施的效果。CGE模型是考量政策变动对社会经济全局影响的有力工具,本文在传统基准C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能源消费税,并对能源使用与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刻画。基于这一扩展的CGE模型,文章模拟分析并比较了不同的能源消费税征收环节和税收返还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如果税收返还能够很好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进而使能源生产效率有所提高,那么最终可以达到"双重红利"的理想结果。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再检验——基于地方税视角的分析

基于地方税视角,将环境税税收全部归入地方财政收入,利用CGE模型对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科学合理的税率、税收返还方式以及环境税对其他扭曲性税种的部分替代可以促进"双重红利"目标的实现,也即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就业增加或GDP增长。不过,以上方案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环境税的减排效果。

环境税双赢效应分析及其对我国税改的启示

在阐述环境税双赢效应产生的基础上,详细描述和论证了环境税实施为有关国家带来的成果,并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和污染收费情况,分析了我国出现双赢效应的局限与可能,进而提出了创造中国式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建议。

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环境税效应研究述评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环境税效应研究改变了早期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基础的分析,通过引进不完全竞争市场因素而取得了重要进展,使得理论研究进一步贴近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并为各国环境税改革实践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环境税效应研究文献可分为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不完全信息市场下环境税效应研究三个方面。本文从环境税双重红利概念出发,系统梳理了上述三种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环境税的环境效应、效率效应、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已有的文献表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对环境税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对我国即将进行的环境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应充分考虑市场结构中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环境税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环境税改革应注重对"双重红利"假说的研究与预测;应注重对我国现实市场结构的研究;应充分考量我国现实市场中不完全竞争因素的独特性及其对环境税效应的影响;应针对不同市场结构选择合理适用的研究方法;应更加注重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

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与政策调整

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小型开放经济中环境税改革的效应研究

文章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事先存在税收"扭曲"的"次优环境"中,环境税改革对小型开放经济的效应,并利用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模拟。结果发现:环境税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同时也加重了原本的经济扭曲,环境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从而表明"双重红利"假说不成立;"次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低于"最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率(庇古税率);对重庆市宏观经济数据的模拟却表明环境税对家庭和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年金EET型个人所得税政策分析

自2014年起,我国对年金个人所得税实行延期征税政策,即EET模式。新政明确年金个人税前缴费比例为4%,且与企业缴费及投资收益一并递延至领取环节,全额计税。本文通过年金个人所得税新旧政策对照,设立考察指标,进行仿真测算,分析政府的税收红利(宏观税额增量)和个人的边际税率(微观税负变动),指出EET型个税政策存在导向性不明、激励性不足、优惠性不够三大问题,建议进一步明确年金概念,细分年金构成,优化计税方法,让延期征税政策的激励作用落到实处。

环境税的双赢效应

环境税是近几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阐述环境税双赢效应产生的基础上,论证了环境税实施为有关国家带来的环境和非环境效益,并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和污染收费情况,分析了我国出现双赢效应的局限与可能,进而给出创造中国式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建议。

国外环境税问题研究进展

对国外学者关于环境税收问题研究的新成果进行综述。诠释最优环境税定义及探寻不同条件假设下最优环境税率的确定,从一般均衡的视角考察环境质量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探讨税收相互作用的效应和分析学者重点研究的双重红利及其存在条件。最后根据发达国家环境税政策运行的经验,分析将环境税作为环境管制措施引入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

股利税改革与投资者交易行为研究

我国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将投资者税负与持股时间长短挂钩的差异化股利税政策是否达到了促进投资者长期持股、减少炒作性交易的目标,是股利税改革应该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差异化股利税政策整体上未能降低股票交易的年度平均换手率,但在政策出台后较高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和高分红股票的换手率下降;此外,差异化股利税生效后分红股票在其除权除息日附近的超额换手率显著下降。这些证据都与政策预期一致,说明2013年实施的差异化股利税政策在降低股票换手率方面具有一定效果,尤其是对高分红和高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的公司效果更加显著。

双重红利视角的环境税制改革研究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OECD国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探索性的举措为解决"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当下热门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借鉴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当下中国税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以实现"双重红利"为目标,为中国环境税制改革提供建议,使中国的环境税制度既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税收效率损失。

我国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存在性研究

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存在性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充分论证和检验，但国内的研究受到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可得性等方面的限制，结论尚不清晰，且存在较大程度的争论。文章以1994年开征的资源税为参数，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依据，建立了“蓝色红利”和“绿色红利”两个模型，分别选取1995-2011年和1995-2012年两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环境税收存在显著的“双重红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