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马帝国对行省居民的人口和财产普查

罗马帝国税收以行省上交的直接税为大宗。奥古斯都为建立征收直接税的依据,对行省居民进行人口和财产普查,以为常制。普查在中央政权领导下,由行省政府、城市和乡村等具体实施,行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申报其人口和财产,申报内容被记录、编订与存档。罗马帝国对行省居民的人口和财产普查是控制人口和土地等税收资源的手段,也是对行省居民财产所有权及其变动予以法律上的认可和保护,在保证税收目标实现和促进行省经济社会治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量和结构双重视角下非税收入占比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云南为例

在廓清非税收入占比基本概念及统计口径的基础上,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就云南非税占比总量指标及6项结构指标的演进特征、影响因素,以及未来可能的变化进行刻画、分析和研判,以回答云南非税收入占比高不高、合理不合理,以及未来的可能变化等问题。运用统计均值、占比排序演进、混合数据模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趋势外推和样本外预测等方法后发现,云南非税占比总体不高,其他占比和专项占比偏高,但国有资本占比和国有资源占比相较于全国和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而言略低;云南非税占比基本合理,但国有资本占比和国有资源占比过低,其他收入占比和专项收入占比过高。若其他条件不变,云南其他占比、专项占比和国有资本占比不合理的现状会逐渐转变,国有资源占比不合理的现状会继续维持甚至进一步恶化,建议云南可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作为未来相关财政工作的主要方向。

土地保有税对工业企业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典型企业调查

研究目的:系统地考察土地保有税对工业企业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依据。研究方法:计量模型法、问卷调查法、区域比较法。研究结果:土地保有税对工业企业的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研究结论:可以利用土地保有税对工业企业的土地利用行为进行调控,但要注意制度安排的差别化,并建议实施从价土地保有税。

基于公平视角的中国房产税免征额研究

本文从公平性的视角对中国房产税的免征额进行实证模拟研究,旨在通过数理模型揭示免征额与公平的关系,丰富与发展房产税税制理论和公平理论,并为中国的房地产税扩围提供免征额方面的政策制定参考。基于基尼系数构建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得知,当税率大于某个值时,必存在一个可以使得税后基尼系数最小的免征额,本文将这个免征额定义为最优免征额。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数据测算得出,在超过1%的税率下,设置每户40平方米左右的免征额可以使得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最小,从而实现公平效应的最大化;而如果税率超过1%,户均免征面积不能超过150平方米,否则房产税将会扩大收入差距。

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

蒙元享国虽仅百年 ,却是云南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蒙元贵族“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的偏见比较淡薄 ,对边疆少数民族亦较少歧视。为获取赋税与矿产品 ,以及通过边疆对外扩展 ,蒙元统治者积极经营云南。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后 ,在各地广开屯田 ,同时设立屯田管理机构。元代屯田是云南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屯田 ,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行省管辖下的民田也有很大发展。以较快发展的农业为前提 ,元朝在云南普遍收取农业税 ,其实质是封建剥削 ,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云南农业进步最快的地区是东部山区和西部、南部边疆。元朝在这些地方的积极经营 ,为明清移民大量迁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浅析我国现行房产税制及其改革中的公平原则缺位

依据现代税收公平原则,通过对我国现行房产税制及其改革中各项试点实施细则的比较分析,得出我国不论是现行房产税制还是试点改革实施细则均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存在公平缺位,甚至会进一步加重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论,并结合现代税收"宽税基、简税制"的公平原则对进一步深化我国房产税制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国房地产税制的优化设计及可行性研究

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本身应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但因为当前房地产税制存在若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不合理之处,诸如重流转轻保有、税种繁杂、交叉征税、产权登记制度不健全等。因此,应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合作,适当下放税权,清理不合理不规范收费等,进一步发挥税收的调控优势。

关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几个疑点问题的认识

当前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中亟需破解的一些疑点问题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一体化分税制的目标,而在一体化的分税制框架内可给予各地自主选择空间和允许存在不同的过渡模式;取消乡级财政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把取消乡级财政作为地方财政层次改革的突破口,在完善配套措施后,考虑在全国推广“省管县”体制。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和“事权与财权统一”仍应是财政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基本理念。

“物业税”功能的理论假说与检验——基于政府多目标的分析框架

物业税被定位为是对不动产的保有环节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是集政府多目标于一身的理想税种:兼顾公平与持续发展、并有助于激励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分权制度的落实。中国现行房地产税体系庞大,但物业税规模小,约束了其综合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房地产税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之一是重塑物业税,并重点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关于房产税改革中户籍问题的思考

本文主要从财产税公平的角度出发,围绕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就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对房产税公平的影响展开思考,分析了我国房产税改革中存在的户籍瓶颈,就如何达到公平的房产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将户籍制度问题引入房产税公平的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目前我国还没有将房产税和户籍问题综合考虑的相关研究。

税收公平视角下云南房产税法律问题的思考

房地产税的研究对于我国税法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房地产作为重要的财产形式,其征税数额的大小将极大的影响我国高效的征税体制及整个税法研究的体系和方向,从税收公平角度对云南省房产税法律问题展开研究探讨,可为云南省及我国房产税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丰富我国的房产税法律体系的研究范围,扩展房产税法律体系的研究思路。

抗战时期云南的田赋征实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云南,作为一个后方大省,亦按照国民政府决策实行了田赋征实,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制度方面的原因,也使得田赋征实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信心回归:破解难题给举办者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举办者信心丧失是民办教育发展的最深层危机

广东民办学校经营成本高企,不少民办学校难以为继。而对产权和回报的诉求与目的上的歧视,严重地制约着民办学校举办者的积极性和不断投入的水平。要给民办教育举办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使民办教育投资重振信心,必须使民办教育投资权益回归《物权法》,以增加民办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云南省政府非税收入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云南省1994~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研究影响云南省非税收入规模的因素。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财政供养人口比重是影响云南省政府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因素。为控制政府非税收入规模,云南省应该进一步精简政府机构,降低政府机构从业人口比重,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改革,规范非税收入的管理,健全资源型企业法律保护力度,防止出现对资源型企业收费混乱的现象。

我国拟开征物业税的公平性问题探讨

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理论上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其公平功能的发挥。文中在物业税的内涵与特征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房地产税公平功能的分析,提出了增强物业税公平的对策建议。

基于污染边际治理成本的环境税适税税率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搜集了2017年云南省4300多家排污企业逾5万余条企业排污量、浓度数据,利用污染治理成本核算方法,分析了重点行业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边际治理成本。从环境税收公平和效率角度出发,设置了高、中、低3个不同税率分段方案,对在不同税率下企业的环境税适税税率进行了测算和评估。研究发现:(1)各行业污染物边际治理成本有较大差异;(2)当前环境税税率普遍偏低,不足以激励企业自行技改减排;(3)政府的命令性环境规制措施是目前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技改的主要驱动力,这意味着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提高环境税税率,逐步接近企业治污成本,倒逼企业技改;做好税收中性,加大补偿企业环保行为力度,激励企业绿色发展;加强税收监管,严查企业违规申报税款、违规享受税收减免。

环境税税率的差异化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选取云南省内发展程度相差较大的昆明市和曲靖市为研究对象,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标准对722家企业进行分类,分别计算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当量和企业的平均污染治理成本,并就不同环境税税率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进行测算。从2座城市的排污企业平均治理成本、环境税税率占人均GDP比例等方面探讨同一省内不同城市之间环境税税率差异化执行问题。基于分析结果,指出当前昆明和曲靖的环境税税率设置过低,对污染企业进一步减排的促进效果不明显,也不利于城市之间的生态公平。研究建议以全省平均污染治理成本为税率基准,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调节范围内按比例提高高收入城市的环境税税率。

完善财产税制,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并且由财产分布不均引起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逐渐显现。然而,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在调控居民流量财富分配上,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及社会救济等社会支出的效果不彰;在调控居民存量财富分配方面,财产税制缺位,尚无有效的手段。因此,完善财产税制,对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具有重要意义。在财产保有环节,要提高财产保有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同时明晰财产产权,完善财产信息登记制度,健全财产价值评估体系。在财产转让环节,应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以抑制社会财富的分布两极化和居民存量财富分配不公在代际间的转移。

我国应对数字服务税的内在困境与破解之道

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换,突破了传统税收征管实体联结度规则"壁垒"。税法领域的相关法律缺失,已不能有效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税收不公的法律问题。面对数字服务领域的税收问题,世界各国采取的办法或是开征数字服务税,或是修改国内法律,又或是等待国际统一规则的制定。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在纳税起征条件、税率、征税对象、"安全港"条文的豁免条款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在应对"数字资产"所有者确定、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互益行为"、无形资产估值等方面存在困境。面对数字税的开征,我国应从现实考量出发,转变传统实体"源头税收"观念、强化数据信息机制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并以国际协作的方式来应对这场数字税收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前古典经济学公平观的演变——从财产正义到税收正义

公平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界整体上对亚当·斯密的片面解读,即将斯密的经济思想简化为"经济人+自由放任"。1980年代以来新一轮斯密研究热潮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公平正义问题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或减少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等理念,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并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公平观主要体现为公平价格学说,同时财产正义论开始萌芽。从阿奎那到自然法学家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皆论证私有财产权符合正义,同时以"必需品权利"作为补救机制,使私有财产权与人类生存权相兼容。洛克主张基于劳动的财产权,其目的主要在于防止政府任意侵犯个人财产。休谟将正义和财产权视作完全等同的概念,并通过经验主义方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论证。现代经济学奠基人同时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人物的亚当·斯密,在公平观的发展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有对自然法学家正义理论的继承,更重要的是,他明确主张通过财政税收制度来减少不平等,并提出了税收公平原则,因而标志着公平观从财产正义转向税收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