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

税收法定原则若要落实到位,必须准确把握税收法定原则的“质”与“量”。目前,各方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质”即内涵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但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量”即强度尚存较大争议。从税收立法的“公—公”维度和涉税契约的“公—私”维度考察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可知其并非全有全无或非此即彼的状态,而是一种从刚性法定到弹性法定渐变的状态。对税收法定原则“量”的如此把握,将有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细化落实。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财税法促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十分重大。作为以调整财税关系和解决财税问题为己任的发展促进法,我国财税法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财税体制改革、财税法制度的完善,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财税法治环境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财税法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五个方面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我国财税法应就自身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一是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财税法革新的基本思路,强化财税法的发展促进理念与功能,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推进财税法治建设;二是以发展功能为导向,进一步完善预算法律制度;三是高质量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法体系;四是在发展和改革进程中推进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

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事后免责的可能与路径

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涉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属于主要类型。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有必要在不削弱法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强度的前提下,为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提供避免刑事处罚后果的方案。鉴于逃税罪已存在事后免责事由,对法益关联性更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适用事后免责事由、限制该类犯罪的追责范围,从保护国家税源税基的角度,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为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即“法益恢复”与“积极悔罪”模式,以及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相比较而言,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能在兼顾法益保护及刑罚预防目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与企业的共赢。

跨境电商的税务问题及其国际合作法律对策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也在繁荣发展,同时对跨境电商企业的税收征管制度也应与时俱进,以维护我国税收利益。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税收征管面临如下问题,一是国际重复征税和税收管辖权冲突问题,二是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电商税收征管法律的滞后性问题,三是国际税收征管信息交换机制不够健全,四是国际涉税风险增加。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论述了其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法律对策,一是完善税收协定反避税内容,参与跨境电商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二是健全跨境电商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三是建立多边税收信息共享平台,健全税收交换情报制度,四是加强防范和化解涉税风险的国际合作。

税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现路径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税收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理论逻辑上,坚持税收中性、落实税收法定、优化税收征管以及强化税收监管和执法,有助于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市场基础规则统一、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以及市场公平竞争。在实践逻辑上,我国税收的演进也始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为基本线索,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核心导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现阶段我国税收体系与全国统一大市场之间存在的现实问题出发,认为应该从强化税收制度中性、规范税收优惠立法、推进区域纳服协同、增强税收治理能力入手,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

税收滞纳金的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对滞纳金做出了不同的规定,而且对于行政机关履行程序、滞纳金数额上限以及当事人救济途径的规定均存在差异,从而在根源上造成了税收滞纳金的争议。基于损失填平原则的理论框架,从税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损失填平原则的关联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税收滞纳金性质的本源。并进一步提出了引入税收利息制度的设想,并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为我国税收滞纳金的完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旨在实现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平衡。

税收优惠公平竞争审查标准优化研究

根据什么标准治理税收优惠措施是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难题。税收优惠措施名目繁多,很难从立法层面对它们进行统一规范,合法标准对税收优惠措施治理并不具有普适性。由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环境目标所决定,税收优惠措施公平竞争审查应采取非歧视标准。鉴于比较是歧视界定的基本方法,对税收优惠措施进行歧视性审查必须有客观可比情形存在,客观可比情形应根据税式支出优惠措施的目的及其所属税制的性质或结构来进行确定,税式支出优惠措施所属税制是税收优惠措施赖以依存的基准税制,因此税收优惠公平竞争审查之非歧视标准涉及基准税制、税式支出优惠措施和客观可比情形三个要素。

纳税担保的法律关系探析

纳税担保制度作为民法与税法交叉的立法实践,结合其根源于民事制度的法理逻辑以及保障国家税收利益及纳税人利益的价值目标,该制度具有民事担保的一般性原理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该制度作为税法上的特殊担保制度,必然基于其税法特质与普通的民事担保具有一定的差异。然囿于传统行政思维的桎梏以及多方因素影响,致使学理上对于纳税担保法律性质及三方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实务中亦存在制度运行不畅、纳税人权益受损等问题。本文提出将纳税担保的法律性质界定为“以私为主、兼顾公法”。基于纳税担保三方关系之整体格局,提炼税务机关与纳税担保人关系以及纳税担保人与纳税人关系的两套新型法律关系,作为学理研究与制度设计的主线。据此对纳税担保予以系统全面地研究,以期厘清纳税担保制度设计及实践运行之根源问题。

欧盟征收航海碳税的最新进展与影响

海洋运输是国际间商品交换中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其货物运输量占国际货物运输总量的80%以上;同时,海洋运输也是单位产品单位里程运输中最环保的方式。欧盟自2010年以来先后提出过征收航空碳税、航海碳税等构想,目前航空碳税暂时被搁置,航海碳税仍在争议中。中国的进出口货物90%以上是通过海洋运输的,开征航海碳税将严重影响我国外贸的发展。由于航海碳税属于绿色贸易壁垒的一种,故借鉴前人对碳关税等绿色贸易壁垒的研究分析欧盟征收航海碳税的合法性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

关于“税权”概念的法律思考——兼与张守文先生商榷

税权的主体、标的和内容不具有同质性 ,难以总结出一般的特性和共性 ,只能对税权的各项子权利作个别的描述 ,所以无法将“税权”定位为所有税法权利的上位概念 ,而只能在非严格的意义上将其视为税收权利的简称。对任何法学概念 ,不管是借用概念还是固有概念 ,都必须严格界定其内涵与外延 ,不根据本学科内在发展规律的需要随意移植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政治宣传领域的名词与制度 ,会造成学科理论基础的不稳定以及体系的紊乱 ,有碍于本学科的长远发展。

浅谈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相关制度准备

近年来 ,我国社会各界对开征遗产税的呼声很高 ,遗产税立法的出台似乎已指日可待。然而 ,开征遗产税涉及的面很广 ,技术性也极强 ,需要有充分的制度准备。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 ,在正式开征遗产税以前 ,除了需要建立一套完善且操作性强的遗产税法律制度外 ,还需要建立健全公民的死亡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财产评估制度 。

土地增值税的制度缺陷与发展趋势

课征土地增值税的基本依据在于,土地资源稀缺性或公共投资带来的自然增值部分,理应由政府运用税收工具汲取收益并进行公平分配或"涨价归公"。而我国开征此税的初衷更多地体现在调节房地产市场,通过增加土地转让环节税负来抑制市场的投机行为。文章认为,土地增值税制度的现实表现与设计初衷相去甚远。该税种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单一化政策工具职能、目标定位存在偏差、税制要素不明确和"先预征后清算"模式的征管困境等方面。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无论是否沿用土地增值税的名称,对土地自然增值部分课税是现代财产税应有的内涵,也构成了当前地方税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遵循税收法定主义,清理整顿土地及房屋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进行一体化的房地产税税制设计,才可能实现土地房屋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税收优惠、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基于央企审计的经验证据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本文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的经验证据表明,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并且政府审计能够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只有在较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下,政府审计才能发挥对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调节作用,而在较差的法律制度环境下,政府审计不能提升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应积极发挥政府审计对于企业治理的潜在威慑力,建立政府审计结果运用的长效机制,并大力提升地区法律制度环境。

房地产税开征的法治困境及其对策

当前房地产税开征在法理层面存在争议,相关法律法规、程序规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房地产税开征偏离了法治轨道。针对这些情况,对房地产税开征的税权配置、法律体系、立法主体、程序以及监督等维度所处的困境进行了分析,且从法治的角度依据税收法定原则提出了要构筑房地产税开征法治屏障的策略,以确保房地产税开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税收法定化:从税收衡平到税收实质公平的演进

税收法定主义原生于民主并以"议会"为权力标志决定税赋的取舍与存废,而在均衡与非均衡经济制度迥异的境况下,"议会"权衡公平与正义之基石如何安放,岂能以泛公平论轻率涵盖之。很显然,我国非均衡经济被植入了解构自然平衡的基因——国家普遍深度干预,以致原生态的均衡经济内在的自然公平状态被打破,加之政府及主管部门干预的恣意与"任性",名曰公平税收实乃无意识地借公平之美名而倍行不公平,"油门当了刹车踩",势必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尺蠖效应,在此,理论上深入反思并从实践中强化逆调整,方能在税收衡平与法定之下促成非均衡经济社会的实质公平。

税法中的合同法适用问题研究

伴随公法私法化理论的逐步成熟,税法中的合同法适用成为税收领域的前沿命题。合同法与税法虽为不同部门之法律,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实现了税法与合同法的契合,税法可适当借鉴合同法的管制资源。税法中合同法的适用主要涵盖税法上的契约自由、税法上的情事变更、税法上的预期违约这三大核心命题。结合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现实,需要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保障税收执法公正和降低纳税人违约风险等方面加以谋划。

税收法定主义:从文本到实践的挑战与路径

新《立法法》从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规范两个层面强化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规则。税收法定主义进一步发展,需完善税法效力体系的衔接,强化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这在宪法层面需考虑宪法性立法技术对细化规则的制约,从维护法的安定性、民主原则与纳税人权利角度出发,对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与税种的设立实施立法保留,并对征税权进行程序性的宪法限制;在法律适用层面涉及对构成要件法定原则、构成要件明确原则以及一系列衍生程序原则的正确理解,其中的授权立法问题、不确定性概念的判断标准与程序性保障原则的判断方法,则是落实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关键点。

从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税法原则的演变

税收法定与税收公平都是税法建构的基本原则。从历史和现实的具体语境看,当今世界在税法原则建构上正发生着从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的演变,体现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从依法征税到以宪制税以及从人民主权到人权的法哲学变迁。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着同时构建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的双重压力,对税收法定与税收公平都不能偏废,必须通过修改宪法第56条、完善税收立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等措施,同时实现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的构建任务。

论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法律制度的再协调

2014年11月,国家财政部发文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费率降为零,在实质上"取消"了这一费种。从财政部的本意来说,此举是为了清费利税、减轻矿产开发企业负担。但从性质来说,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让渡所有权的对价,其费率降为零将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且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是由《矿产资源法》所规定的,财政部变相取消全国人大立法确定的费种,这一行为缺乏法理基础,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资源税费的定位混乱是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笔者通过法理分析和历史沿革考察发现,长期以来,由于立法者没有意识到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价值内涵,错误的将其划归行政事业性收费序列,导致其在整个资源税费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进而使得长期以来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偏低,无法充分体现国家利益。而资源税的定位混乱也是其在实际运行中偏离了其级差调节和生态补偿的既定轨道,这具体体现在资源税的计征方式与税收收入使用的不合理上。在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被降为零后,资源税的税收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无法发挥矿产资源补偿费专款专用的效果,这一举动势必对生态治理造成不利影响。资源税改革刚刚拉开大幕,笔者建议在未来的资源税改革法律路径上应当构筑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法律规范确定二者的应有地位,同时改革二者的计征方式,将回采率系数纳入资源税征收的考量因素中,并将资源税收入作为省内财政收入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矿产开采地的生态治理。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矿产资源补偿费为核心的资源税费体系,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

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制度的基本原则探析——以法律原则为分析视角

税收优惠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安排,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法律的形式将税收优惠规范化、制度化和系统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制度选择。要真正发挥税收优惠制度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就必须明确确立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