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均衡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财政体制首先是将地区经济分级并将其作为财政体制设计的基础,认为不同经济等级的地区应该也可以实行不同的财政体制,地方是否与中央分税、如何分税决定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针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设计了不同的体制模式;最后是对政府事权"分块",认为可对"共有事权"进行局部调整,以使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税权均衡:算法决策对纳税人权利的冲击与回应

算法决策正成为“互联网+税务”以及智慧税务建设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提升了税收征管的效率,另一方面受算法规则不透明、“黑箱”属性以及难于解释等因素的影响,国家税权呈现扩张趋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如知情权、陈述与申辩权以及救济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自然人对算法的解释权,但这在税收征管领域因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而难以直接适用。为此,可以引入税权均衡理论,考量如何在算法自动化决策场景下,平衡纳税人税权与国家税权的关系,并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权力制约权力、纳税人救济制度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回应。

增值税收入划分规则何以再造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税收收益权按税种按比例分配给中央和地方、税收征管权分别由国家和地方税务系统行使的税收体制。国内增值税收入在中央和省之间的分享比例是75%:25%,进口增值税收入由中央独享,出口退增值税分担比例是92.5%:7.5%,省以下增值税收入划分规则不一而足,这种按环节按比例划分收入的规则是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在增值税"扩围"改革过程中,增值税扩增税目收入留存地方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因此造成的地方税收收入下降和少量纳税人税负增加等问题。改革完成后,增值税仍然应当确立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中央和省的分成比例则应当依据各省的财政资金筹集能力强弱、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高低来确定,省以下增值税收入划分规则需要配合地方税收收入变化和地方支柱性税种来重构。

中国房地产税立法权的配置模式及立法对策

在房地产税立法权的配置上,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存在集权模式、分权模式与复合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配置模式缺乏对中国复杂语境的适切性,其无法契合中国房地产税立法的客观需要。中国现行配置模式则在分权理念、分权内容与分权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局限。研究发现,中国房地产税进行统一立法,其立法权配置亟须由传统分权模式转换成一种“复合均衡”配置模式。“复合均衡”配置模式不是简单地强调税收分权或权力下放,而是追求税权配置方式的复合性与均衡性。为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权“复合均衡”配置模式的建构,中国未来应在立法理念、法律体系、法律效力层次与程序机制等方面采取相应的立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