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园居——社会经济视角下明清江南城市园林特征解读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明清江南城市园林,指出明中期“一条鞭法”的实施及后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革,形成了明清江南城市园林实践与理论繁盛的社会背景,其中城居者身份多样化、造园匠人市场化、城中土地畸零化,是当时城市园林普遍呈现多元化与小型化特征的原因所在,也是其营造技法与风格转变的底层逻辑。

“十季”役考

“十季”役是明清时期一种介于里长(粮长)与甲长之间专职负责催科的乡役,不同地区承担该乡役人员的职责存在差异。“十季”役并非全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乡役,只是在某些地区因某项催征任务而设立。赋役的包纳代赔制度又使得人们对乡役纷纷躲避,这就使奸猾之徒借承揽“十季”役之机敲诈、勒索甲户,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甲户的负担。

云南大理黄矿厂遗址银铅冶炼技术研究

云南大理黄矿厂遗址是一处明清时期大型银铅生产遗址。在以往研究中,已有学者对该遗址的开采年代、银课总额进行了梳理,但在冶炼技术复原方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分析黄矿厂遗址四个地点冶炼的炉渣,对黄矿厂遗址银铅冶炼技术进行了重建。研究结果显示,黄矿厂遗址各地点炉渣可依据其形态特征、主微量元素、稀土元素配分曲线以及铅同位素比值的差异分为A、B、C、D四类。A、B、C类炉渣使用焙烧还原熔炼法,D类炉渣则使用铁还原沉淀熔炼法进行冶炼。铅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B、C类炉渣所用矿石的铅同位素特征近似,D类炉渣则具有明显偏高的铅同位素比值。稀土元素的分析结果显示B类炉渣的δEu呈负异常,而其他三类均为轻微正异常。A类炉渣中一件含有高放铅,其余为与B、C类近似的普通铅,微量元素含量较为离散,分布范围远大于其他各类,显示了较为多元的银铅矿物来源。综上,黄矿厂遗址工匠可能使用了多种不同工艺进行冶炼,所用铅矿物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矿床,显示该遗址在较长的生产周期中发生了多次生产技术与资源的变迁。

明洪武初年浙江黄册的起源与演变

据日本静嘉堂藏《汉书》《后汉书》纸背文书,洪武二、三年间,浙江行省处州、温州府已编排里甲,攒造“黄册”。其所编排里甲以一百户为里,其中十户里长,九十户甲首,分成十甲,每年一户里长带领九户甲首应役。五十户以下畸零户由同保百户里的里长带管,畸零户五十户以上则置立“小黄册”,自行编排里甲轮役。明初户帖是由民户保存的户籍副本,主要功能是核实户口;黄册由政府攒造并保存,主要功能是征发赋役,两者的内容并不直接对应。洪武十四年前,江南地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百户里甲组织,黄册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洪武十三年,明政府在浙江黄册的基础上改良,翌年开始在全国攒造赋役黄册,增至一百一十户为里,遂为明代定制。

唐建中年间岭南“撙节送上都”银铤考释

中国人民银行所藏“唐代岭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巡内州及当使撙节送上都”银铤铭文的关键词“撙节”,即节俭支费之意,与“方圆”分别代表节流与开源两种理财方式。此银铤铭文中的“巡内州”“当使”及“送上都”涉及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岭南将撙节银送上都,体现了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这笏银铤的进献者是岭南节度、观察使元琇。建中时期德宗与藩镇频繁战争,国家财政难支,岭南献撙节银是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兴元元年,元琇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应与其撙节进银之功有很大关系。

明清田赋药材税的形成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有地方向中央进贡药材的惯例。明朝时太医院将所需药材摊派给各地分别贡纳,药材土贡成为部分地区的额外负担。明后期“一条鞭法”改革后,药材土贡开始折银上缴,至清朝基本实现了白银化,但白银化后的药材税沿用实物土贡时的分配方式,在税理上具有显然的不公平性。药材税的演变折射着明清财政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古代财政思想中的某些弊端。

明代漕粮收兑中的征银买粮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运用国家行政组织能力替代市场机制,从粮产相对丰裕地区漕运税粮,以保障京师粮食供给。地方漕粮征收一般需参考粮产多寡、水路交通等因素,但实际上存在水路交通不便或因改种经济作物而不产粮的州县承担漕粮的现象,这些州县因应市场的逐渐成长,采用征银买粮方式完成漕粮交兑。具体做法上,各州县有直接征银买粮交兑者,也有以物易银,再以银易粮交纳者。征银或易银买粮交兑主要由粮长、大户等基层管粮人员直接负责,歇家、牙行等中介力量也参与其中。尽管征银或易银买粮交兑也存在各种陋规,而且大多数州县未能演变为类似一条鞭法的国家层面的永折或至少是省级的统筹折银,但总体上降低了运输成本,因应了市场经济的成长,说明中国帝制晚期王朝行政干预色彩最为浓厚的漕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市场机制。

明中后期琉球商人在海外白银内流中的作用

明朝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涌现在亚洲市场之中充当交易货币并随产品交换而流入中国,东亚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在此货币圈中,琉球凭借着长期以来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积极在东亚海域开展中介贸易,在促进东亚各国商品交换的同时,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促进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16世纪初期,琉球与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了贸易联系,琉球商人不仅通过中国福州—棉兰老岛—马尼拉的航海路线将中国与东南亚特产带往与其交易,而且也顺势参与了美洲白银的贸易活动,成为马尼拉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重要载体;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日本白银前去中国购买生丝,从而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的帷幕,从此琉球商人在日本白银流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明代贵州的田税制度的变迁

明代贵州田税制度的推行,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至全的变化过程,即从明太祖时期贵州的田亩无尺籍、田税无定额,到明朝中期以后贵州的田亩局部尺籍、田税逐渐有额和田亩全面丈量、田税差别征纳,再到崇祯时期的耕地统一管理、田税统一征收。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对贵州各地的田税实行统一额定标准,最终将贵州的田税由朝廷进行全部直接征纳,并纳入其地方财税管理系统。通过查考相关史料,梳理分析明代贵州的三类田税在不同时期表现的不同特征、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明朝时期贵州田税制度的变化过程及特点。

明帝富贵还乡仪式的象征与实效——以赋役优免诏书的颁行为中心

明太祖、成祖、世宗均以皇帝身份富贵还乡,效仿古圣帝王泽被乡里之举,优免当地官民赋役。但是,优免诏书多停留在颁布环节,实效大打折扣。皇帝富贵还乡的象征意义更大,突显了政治影响力。优免诏书服从于政治需求,使其本应发挥的经济效用被严重削弱。皇帝故乡扩城池、修陵墓等大工程与富贵还乡有直接联系,需要大量的人、财、物投入,远非当地百姓所能承受。地方政府为按时完工,无法贯彻执行优免赋役的政策,导致本地民众没能因优免政策而真正达到家给人足,仍要变相承担沉重的赋役。今人对旧时代帝王在纸面上的善政不应该盲目赞扬,要从实际执行角度重新审视其影响,认识到旧制度的弊端。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

两件《赵元哲诗集》纸背明代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赋役黄册的缀合与复原

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本古籍《赵元哲诗集》纸背保存有111叶明万历十年(1582)大造的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赋役黄册,是学界所罕见的北方黄册原件,属于重要的一手资料。通过对杨柳乡及安仁乡两件“二合一”赋役黄册的缀合及复原,可为学界提供一个可以利用的黄册原本,填补为史书所不载的东阿县在一条鞭法下赋税的种类和科则,明确杨柳乡及安仁乡两地里的归属问题。

明嘉万御器厂青花瓷生产估青与估银的数理分析——以《江西省大志·陶书》记载为例

青花瓷是明代官民窑生产的主流陶瓷品种,而青料是青花瓷不可或缺的生产原料,其在青花瓷生产中的耗费是成本的组成因素之一。本文根据明王宗沐编撰,陆万垓增订的《江西省大志·陶书》记载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出明嘉万时期御器厂青花瓷生产估青与估银存在对应关系,分析了明嘉万时期御器厂青花瓷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19世纪上半叶越南阮朝“半银半钱”港税探析

1802年,阮福映建立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这一时期,阮朝逐渐完善入港勘验制度,初步确立了“半银半钱”的港税制度。学界对阮朝港税问题多有关注。孙建党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对外关系》①中探讨了越南明命时期对清朝商船的港税征收标准。成思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从多元分散到趋近统一--越南古代海洋活动研究(1771~1858)》②中对19世纪上半叶阮朝港税情况做了梳理。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明清时期苏北沿海荡地涨圮对盐垦业及税收的影响——以南通、盐城地区为例

荡地是明清时期苏北沿海制盐业与垦殖业的基础。沿海荡地为煎盐提供了燃料,也便于就近取用海水,盐产量与荡地的多寡有直接联系。随着海岸线东迁以及淡水冲刷,原有荡地盐碱含量逐渐降低,垦殖业具备了发展条件。明清时期,荡地淤涨或圮坍对苏北盐业、垦殖业以及税收有很大影响。

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

明清时期,政府田地户籍赋税统计的失实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收录的安徽休宁程氏《置产簿》,对该家族在明末清初时期土地买卖过程中涉及的户粮推收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明了政府册籍登记与民间实际情形之间存在的严重差异。由于国家制度缺乏有效的掌控能力,致使民间的隐瞒田地赋役及其私相授受,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社会行为,户粮的隐瞒和责任的规避,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意见,所谓“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会给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邻近国家要与中国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它们在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都要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在这种贸易中西方国家始终呈现结构性贸易逆差,不得不用大量货币——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致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种状况给予中国与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检讨的。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论明代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

学界并不熟知明代前期白银的流通状况,实际上可将其归纳为一种因政策阻隔的"双轨"流通状态:在制度层面的"公领域",政府在极力维持并重申"禁银"政策的同时,在宝钞兑换、赋役课税等诸多领域单向折收白银,赏赐、采办等也不乏行用白银。在民间社会的"私领域",白银在不少经济发达之地,首先呈现为一种基准计价手段,其后随着宝钞的急速贬值、实物型经济体制的推进等,又与黄金、布帛、米麦等构成了多种通货并存的混杂流通状态,屡禁难止。综合言之,明代前期白银的"双轨"性流通虽显得广泛,但内涵却极为有限:在"公领域",它仅是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下诸多折色物中的一种,与布帛、丝绢、米麦、黄金等实物区别不大;在私领域,它也仅是多元通货中的一种,属于并非先进的民间实物货币范畴。无论是对于财政体制还是民间经济而言,白银的流通状况折射出明前期浓厚的实物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