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与居民收入增长:效应评估与机制分析

减税降费已经成为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其能否有效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是衡量政策成败的关键。鉴于此,以宏观税负作为评估减税降费政策效果的切入点,基于2007—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检验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居民增收效应,并挖掘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在短期能够有效促进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但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并不显著,并且难以产生持久的增收效应;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在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群体中,减税降费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强度将显著弱化增收效果,财政收支政策间的协同性不足;从机制检验来看,推动经济增长、新增就业岗位以及提高工资水平是减税降费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作用渠道。为此,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及时关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并进一步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的精准性与协同性。

减税降费政策对工业企业的影响分析

减税降费政策是政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对工业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政策的实施不仅能有效地减轻工业企业的财务负担,还能激发工业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潜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对工业企业的影响对于促进工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阐述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概念、内容和应用现状,分析了减税降费政策对工业企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减税降费政策下工业企业的发展建议。

减税降费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长城汽车为例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制定了“双碳”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其中汽车行业作为减排关键领域,面临着由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压力与机遇。本文以长城汽车为例,探讨了减税降费政策对汽车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展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如何助力其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发现,减税降费不仅直接降低了企业成本,还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绿色合作与竞争,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市场竞争力。本文进一步提出,政府应继续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绿色创新,并建议企业积极响应政策,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加强合作与品牌建设。尽管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为理解减税降费政策对汽车制造业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启示。

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方向、作用机制与差异化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降低企业税负可以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降低企业税负能够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两条中介路径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纳税贡献高、审计任期短以及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中,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税收政策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以《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文件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效应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感知低的企业、财政压力较小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留抵退税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此外,留抵退税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具备转型意向和行为的“知行合一”。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一轮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综合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的模拟测算

新一轮个税改革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效应是目前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2018年CFPS相关数据,运用MT指数及其数学分解,对新一轮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综合效应进行测算。研究结果显示:新一轮个税改革减税效应显著,但平均税负的下降普遍高于税制累进性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且在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收入群体中这一弱化效应更为明显;同时新一轮个税改革还扩大了东中西部地区与不同收入群体的组间收入差距。今后可进一步扩大综合计征范围、提升税制的累进性,同时建立与经济发展更协调的动态计税扣除标准,合理调整平均税负;此外还应适当调整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及构成,实施差异化专项附加扣除,以更充分地体现支出成本的差异。

地方财政压力会抑制减税降费的研发激励吗?

基于2008—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并结合政策文本分析法,从政策的执行主体——地方政府的视角,考察减税降费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压力抑制了减税降费政策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地方政府会通过减少研发补助、增强税收征管、扩大非税收入等策略性“被动”行为来缓解财政压力。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政策执行的研发激励效应比中部、西部地区更强,而财政压力对政策效果的抑制作用在西部最强,即西部地区对财政状况的变化更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导向性作用,其较强的创新偏好性、竞争度、开放度的“积极”行为特征有利于降低财政压力所致的“冲抵效应”。

减税降费、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基于中部六省地市级政府财政空间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2-2020年中部六省82个地市的面板数据,以“有效财政空间”量化财政可持续性,采用系统GMM方法考察减税降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虽然出现“财政疲劳”现象,但总体风险可控;总体上转移支付扭曲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不利于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而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则表现出异质性,而且转移支付对减税降费还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因此,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一方面要引导、改变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完善官员考评体系和转移支付制度;另一方面要考虑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因地施策,充分发挥政策的联动效应。

减税降费与宏观政策搭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减税降费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挖掘提升其效果的最优策略和政策搭配措施。研究发现,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效果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度相关,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减税降费改善了企业净值和借贷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撬动了企业投资和产出提升,而对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作用则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依靠政府债务来支撑,减税降费可能会抬高市场利率、挤出企业投资。为了减缓这种挤出效应,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或者对金融机构财政注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减税降费、政府支出与企业利润

通过构建一个嵌入增值税和政府支出的空间均衡模型,本文在考虑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支出作用的同时,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5—2020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但减税降费政策同时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并通过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冲击。地方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增值税税收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政策效果。此外,劳动力供给条件和工资水平的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减税降费政策要根据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而且政府在制定减税降费政策时需要将区域内劳动力市场条件考虑在内,以便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我国宏观税负倒U型演变主导因素的变迁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宏观税负呈现倒U型特征,将研究期分为1994—2012年和2012—2020年两个阶段,构建贝叶斯LASSO模型实证分析两个阶段宏观税负主导因素的变化。结果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经济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经济增长驱动转为产业结构引领,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宏观税负的拉动作用更为强劲。税收征管因素成为影响宏观税负的最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营改增政策和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下,营业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效应逐渐缩小,增值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调控作用开始凸显,不同区域税收结构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程度不同。我国应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潜力,加强税收征管,聚焦制度性减税和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保持宏观税负的总体稳定,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和税收协调发展。

持久性减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动态效应研究

持久性减税可能对地方财政造成动态冲击,合理施策有利于保障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为此,选取我国2010—2019年251个地级市数据,使用熵值法从财源结构、支出效益、治理目标和区域协调四个方面构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指标,系统考察持久性减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短期与长期动态效应。研究发现:持久性减税短期内不利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但从长期来看,将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短期内减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财政自给率更高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更强的地级市更明显,因此要更加注意施策力度。

我国减税降费的理论内涵、演进逻辑及基本特征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现代财税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具体阐述了我国减税降费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落实税收中性原则的理论内涵。结合政策关键节点和具体实践,分析了我国减税降费改革从结构性减税到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再到组合式税费的演进模式。在厘清减税降费演进模式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减税降费具有税率税基双管齐降、税费红利惠及各行各业、减税降费政策行之有效的基本特征,系统总结了减税降费工作的实践成效与理论内涵,以期为完善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的税收理论提供注解。

所得税税负对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研究

“减税降费”是近年来我国采取的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税负的高低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探究所得税税负与企业成本结构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所得税税负越低,企业的成本结构弹性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所得税税负与成本结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创新投入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该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税负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也为成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同时为政府和企业了解所得税税负对企业成本管理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减税降费政策对山西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减税降费政策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山西省政府持续实施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为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寻求发展保驾护航。政府争取用财政收入的减法,换取山西中小企业市场活力的加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乘法。在山西市场发展下的中小企业要认真研读减税降费相关政策,结合自身企业特点,改革企业财务管理策略,积极享受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红利,探索自身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支农支小背景下福建省减税降费与普惠金融政策协调机制

现行对普惠金融和减税降费的研究主要探求单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忽略了两项政策的联动关系及效果。通过梳理福建省在支农支小领域的现状,设计减税降费与普惠金融的政策协调机制,通过相关模型研究协调机制的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重点挖掘减税降费助力普惠金融即增加银行对农小普惠贷款额度的功能,最后对比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文献综述

科技创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也是助力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从创新、企业创新绩效具体定义、指标选取、评价方法四个角度梳理企业的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深入研究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绩效,最后聚焦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减税降费背景下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CFO专业胜任能力对企业税负影响的机理及经济后果

如何合理有效地降低企业税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CFO专业胜任能力对企业税负影响的作用机理及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CFO专业胜任能力会降低企业税负,且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效应在企业所在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较大、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较低和非国有上市企业中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CFO会提高研发投入以获得更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税基优惠,同时收到的税收返还也更多。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当CFO具有专业胜任能力且企业税负更低时,企业未来价值更高。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CFO会通过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最终提高企业价值。本文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有关CFO专业胜任能力与企业税负的研究文献,而且在实践中也有助于为上市企业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以降低企业税负提供指导性建议。

中国“减税降费”政策比较研究:2016-2021

近年来中国持续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其中哪些政策有效、哪些企业获益,本文使用2016-2021年大企业数据回答这些问题。通过梳理近年来主要减税降费政策,并基于大企业税收数据考察政策的落实成效,本文研究发现“减税降费”的力度逐年增大,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位列首位,减免额度大、增速快。政策落实情况因企业的税收信用等级、利润率和所属行业等因素存在显著差异:高纳税信用等级企业在所有税收优惠政策中占有绝对优势;高利润率企业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政策优惠中处于优势,低利润率企业在增值税减免、其他减免政策落实中占有优势;制造业企业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优惠中处于优势,非制造业企业在税率优惠和增值税减免政策中占优势。

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税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减税降费是保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本文以企业金融化为切入点,利用我国2008—2020年非金融企业的数据,考察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税负对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税负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税负的下降对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在税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察公司治理和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增加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将放大税负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税负对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区分不同金融资产类型来看,在税负增加的情形下,企业更偏向于配置流动性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因此,应继续深化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