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权保护研究

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权在保障个人信用信息权益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权的立法中存在异议处理程序不完善、不良信息保存规则不合理、信息处理者事先告知义务缺失以及举证责任规定不一致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完善异议处理程序,细化异议处理机制,确保个人信息主体能够充分行使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权。

地区失信环境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构建相互信任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法人数据,实证检验地区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并揭示其主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失信被执行人越多,其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机制检验发现,失信环境能够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增加费用支出和降低经营绩效,内外部资金来源受限以及增加的费用支出迫使企业出于预防性动机持有更高水平的现金;进一步检验发现,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较差、规模较小时,失信环境中的企业需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应对潜在风险。这些结论从现金持有的角度丰富了对失信环境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借鉴思路。

不愿向银行借贷的家庭更不愿消费吗?——基于扩展短视消费模型的分析

从需求侧信贷约束视角出发,构建“扩展短视消费模型”,分析了主观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使用Logit、Probit方法对该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主观流动性约束通过降低家庭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规模,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减少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在主观流动性约束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过程中,金融素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家庭拥有资产越多,其金融素养提升就越能缓解主观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支出的抑制。但在低资产组家庭中,家庭的处境并没有因为金融素养的提高而获得改善。第三,家庭主观流动性约束也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支出对家庭收入变化的敏感程度,降低了家庭平滑消费的能力。在当前“扩消费、稳增长”过程中,应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资产家庭的收入,同时积极推进金融教育的普及,并加大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力度,通过缓解家庭面临的主观流动性约束来促进消费支出。

信贷可得何以提升返乡创业者幸福感

支持和促进返乡创业是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的关键,如何提升返乡创业者幸福感值得关注。本文利用全国返乡创业者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信贷可得对返乡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可得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创业者的幸福水平,相较于未获得信贷者,获得信贷支持能够让返乡创业者的幸福水平提升0.3837个单位。机制分析表明,信贷可得通过增加创业绩效、增强创业预期来提升返乡创业者幸福感。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信贷可得的幸福效应在男性、有高层次职业经历、收入较低和中东部地区的返乡创业者中更明显。本文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幸福经济学在返乡创业情景中的微观发现,结论对于增加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促进返乡创业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

新发展理念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务资信体系创新实践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基于我国新发展理念的视角,探索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务资信体系,并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务资信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平台的应用,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困境、担保困境、抵押困境、保险困境和企业信用评价困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吗?——基于微观专利数据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其对农业创新的影响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对新型主体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增强信贷支持力度、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和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来激发新型主体创新活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东部地区和高数字技术水平地区的新型主体创新影响显著,而对于西部地区和低数字技术水平地区则并未发挥显著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企业的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则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主体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对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基于数据治理的中国征信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研究

征信市场准入监管作为实现征信市场数据治理目标的事前监管,应充分发挥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征信数据安全流通和高效利用的制度价值。在中国市场化征信体系建设的进程中,征信市场准入监管的制度问题主要有三:征信市场筛选“合格者”和“最优者”的准入条件尚不明确,企业难以达到独立第三方的合规标准,以及征信数据权利的分配和行使机制尚不完善。此三类问题均可通过监管制度的合理设计予以缓解和解决。立足分级分类的监管思路,可从征信市场的数据治理层面优化主体资格管理制度,进而完善我国征信市场准入监管,包括在现阶段由政府统一根据征信数据的风险类型分类设置准入门槛、分级制定行为监管标准以及明确审慎地配置征信数据的各项权利。

创新战略下中国科研信用管理机制设计研究——基于多主体演化博弈均衡的仿真分析

信用管理在信任放权、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和放管结合的新型监管制度探索建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一般领域中将信用管理作为行政管理抓手的做法并不适用于科研管理,中国的科研领域仍亟待进行信用管理制度改革创新。首先界定科研信用管理的内涵:是基于信息整合处理的智能管理、分级分类的精准化管理、多部门联合奖惩管理以实现科研诚信和创新目标;并提出根据科研工作的独特性质和规律,在构建科研信用管理制度时应注意遵循实行以信任、放权、自律为导向的制度变革,以及构建不同措施组合应用的政策实现管理目标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基于中国科研信用管理实践提出科研信用管理流程机制,通过建立包括政府、科研单位和科研个体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博弈均衡状态下各方的行为策略选择,验证不同政策组合对诚信科研的作用和影响。所设计构建的科研信用管理流程运行机制包括平台整合、资源整合、机制整合、动力整合、运行整合和监管整合六大环节,通过建立系统性管理平台为放权提供基础保障,通过整合数据、机制、监管力量为实现全过程严管提供现实条件,实现“放出活力与效率,管好底线与秩序”的目标。仿真结果发现,科研失信被发现概率和科研个体科研诚信努力所得声誉收益这两个政策变量的调整所带来的系统演化速度与不同主体行为影响的边际变化最为显著,因此,科研管理中应注重将同行评议、科学共同体等内部特殊治理机制与一般的信用管理机制进行有机整合。接下来,中国的科研信用管理制度建设,应重点加快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强科研领域“黑名单”制度、内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等的建立。

基于主客观赋权结合法的公共信用评价模型优化路径研究

本文聚焦现阶段各地方、各领域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升级改造需求,提出运用主客观结合法优化公共信用评价模型的路径,阐述评价指标数据处理、评价指标权重确定、评价结果测算的方法,并对未来公共信用评价标准研究及实施方向给出建议。

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主体的适格性法理

评价主体适格性是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基础性法律问题。现有规范规定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的主体是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作为评价主体是否适格,理论及实践中一直存有疑虑,但既有成果仅限于基本判断,尚缺乏逻辑自洽的法理论证。生态环境部门作为评价主体实施的评价行为在行政法上定性困难,既有的非强制行政手段说、非行政许可审批说、行政确认说等均不能周延解释生态环境部门评价行政行为的定性问题。第三方机构作为环保信用评价主体存在正当的评价权源,即第三方的评价权利具有明确的社会利益需求来源,同时也具备权利来源的认识论基础。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主体从生态环境部门向第三方机构的转向具有域外法移植的基础,解决了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活动中权力-权利配置错位问题,妥当厘清了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行使的适宜边界。环保信用评价主体适格性的保障规范应从第三方机构的权利配置与义务设定、外部行政监管与内部自我规制协同、法律责任承担规范补强等方面展开。

我国征信投诉处理工作问题探讨

随着征信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征信投诉事项也呈逐年上升态势。选取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办理的征信投诉典型案例,针对我国现行征信投诉处理配套制度在征信信息报送标准、不良信息告知、征信投诉受理范围、征信投诉核查处理期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完善征信授权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不良信息报送事先告知义务的核查范围、明确征信信息采集与报送标准、完善征信投诉办理机制、优化征信工作机制等,妥善处置各类侵害信息主体权益的征信投诉事项,维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农村信用救助工作的有效性与持续性思考——以四川省广元市为例

信用救助是对非恶意失信主体实施特殊金融扶持政策的一系列救助措施,旨在帮助各类经济主体重建信用、重获贷款、发展生产。四川省广元市基于脱贫攻坚过程中农户信用救助实际,探索“六个聚焦”的信用救助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发现存在救助主体涵盖范围不足、救助主体识别有难度、金融机构救助动力不足、救助主体参与意愿不足等问题。提出深化部门协作形成长效工作合力、完善救助流程进一步适应新发展要求、加大信息共享精准识别救助主体等政策建议,期望通过完善农村信用救助机制破解农村非恶意失信经济主体获贷困境。

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尽管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多重意义,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首先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最后在程序方面也存在失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对策:第一,科学界定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第二,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第三,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

论电商刷单炒信行为治理路径——以电商平台为视角

针对治理机制较为完善但依然猖獗的刷单炒信行为,以电商平台商品权重机制的销量—评价导向以及平台—商家决策的成本收益逻辑为框架分析刷单炒信行为成因。对比剖析平台处理规则以及法律法规,指出存在法律规制作用范围不定、处罚严厉但层级相对集中、平台规则介入见效及时但处罚不力等问题。进而提出以平台基础治理为主,发挥政策法规支撑作用,构建完善消费信誉机制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

数字信贷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嘉兴南汇镇“惠农e贷”的案例分析

数字信贷作为农村金融供给和推进普惠金融的“助推剂”,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数字信贷对小微企业、个人信贷产生的影响,较少探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本文以嘉兴南汇镇“惠农e贷”为例,详细分析数字信贷如何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信息不对称,支付能力差,贷款可及性弱的问题。数字信贷可以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改善金融可及性、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据此,本文提出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素养、加速征信体系完善以及推动数字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建议。

信用信息服务主客体关系研究

信用信息是反应信用交易各方信用行为的信息,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本文系统研究了信用及信用信息的概念及联系,并从信用信息服务中的主客体关系入手,对信用信息服务的流程及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

基于无标度网络的关联信用风险传染延迟效应

关联信用风险是现代信用风险管理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的平均场理论和传染病模型,研究了在资产关联情景下关联信用主体之间信用风险的传染延迟效应.通过建立基于无标度网络的关联信用风险传染D-SIS模型,分析网络中关联信用主体之间关联信用风险传染的均衡状态.研究表明:关联信用主体之间的资产关联有助于风险分担,从而延缓关联信用风险的爆发;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具有延迟效应,且延迟时间越长,关联信用风险的传染强度越强.

企业征信体系的构建与法律规制——以北京市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建设情况为分析基础

借鉴欧美以及日本等征信国家在信用管理、立法上的经验,我们在企业征信体系的构建中要解决路径选择和法律支撑问题,要就企业信用信息的公开和收集、征信主体的法制化运营、企业征信与商业秘密保护协调等方面给出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

纳税信用修复制度的理论解析与优化路径

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允许失信纳税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恢复正常纳税信用,契合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收效率提升、征纳秩序优化的法益目标。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失信惩罚与修复激励、行为修复与信息修复、纳税人纠错与政府认可的统一。当前我国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在立法方面位阶较低且相关立法衔接不畅,在申请方面主体范围偏小、实体条件较低且程序条件不明,在处理方面主体单一且期限规定、异议处理机制缺失,在结果公示方面程度偏低且自主解释说明机制缺失,在监督方面对税务机关的事中监督不力且对纳税人的事后监督缺失。因此,应完善纳税信用修复法律体系,健全纳税信用修复申请机制,规范纳税信用修复的处理机制与公示机制,加强对税务机关的事中监督与对纳税人的事后监督,扭转税务机关与失信纳税人因失信惩罚而陷入的"双输"困境为"双赢"状态。

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制度及其实施研究

信用承诺是一项重要的信用制度,也是信用建设的重要环节。如何在各行各业、各领域全面深入推行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学界对此尚缺乏应有的关注。从开展领域、监管方式等视角对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可以发现覆盖领域不全、过于重视事前监管等问题。从监管主体和监管时序两个维度进行深层探析,可以进一步厘清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覆盖的事项。市场主体信用承诺监管制度的有效实施还需要理论补强,包括重新构造多层次的信用法理念、实现行业监管法与领域监管法的理论分野、完善信用监管主体理论等。同时,要对告知承诺、“X+”承诺、退出信用承诺、信用修复承诺、信用承诺参与主体等制度进行创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