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福州外销茶盒研究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末“以茶富国”之思想引发热议,带动了我国茶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制箱等下游产业的发展。在往来频繁的茶路当中,茶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期,相关的图案、文字被印制在茶箱之上,使茶箱具有了一定文化内涵,逐渐形成以福建本土文化为主体、西洋文化为辅的内核,承载着近代福建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财富。本文以晚清民国福州及闽东地区的历史及社会情况为基础,分析福州茶盒的起源及木制漆茶盒图示至马口铁茶罐图示的流变,试以研究茶盒的艺术风格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场域互动关系。

海上茶叶贸易视野下福州港茶产业景观的近代形塑

19世纪中叶,福州崛起成为我国茶叶加工、贸易和出口的最大港口,是近代中国由产业驱动城市营建的范例。这一案例也为解读“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城市遗产的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提供了样本。以福州上下杭、泛船浦、仓前三处茶产业街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引入“产业景观”概念,从多学科史料中探寻逸失的城市空间信息,复原城市历史景观结构;进而从茶产业社群活动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生产性、贸易性、生活性及精神性景观的遗存特点和规律;最后借助复原想象图绘重现空间社会交织的城市景象,并对近代中国城市遗产的认知和复原方法做出讨论。

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

近代中国茶埠群生成条件具有多样性,茶源丰富、交通便利、区位优越是主要因素。茶埠群经历了发展、兴盛、衰落阶段,体现出鲜明时代特点。茶埠群以产区茶埠为代表,营茶群体主要有洋行、茶号、茶栈,它们之间有联系也有矛盾。茶埠群对传统茶埠有延续,也有流转与差异。茶埠群是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也是自然地理和经贸地理配置的产物,满足了中国内生性出口需求,推动了世界茶叶市场发展,对中国茶叶经济及地域经济有拉动作用。

五口通商时期之世界“茶港”——福州港的沉寂与兴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因距武夷红茶区径捷,在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中被辟为首批通商口岸之一。福州的茶 叶贸易在经历了开埠初期近十年的沉寂后,到1853年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并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极盛,成为弛名 中外的世界“茶港”。本文拟从福州“茶港”的沉寂与兴盛的原因入手,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福州城市贸易发展的历史轨迹。

近代澳门与内地的茶叶贸易

近代澳门与内地的茶叶贸易以清末为盛,茶源以西江下游沿岸所产红茶为大宗。拱北口是最重要的贸易场,销往澳门的茶叶大部分转输香港,供港人和南洋华侨消费,一部分直接运销欧美市场。清末澳门一度成为粤茶出口之重镇,对于本地及内地的经济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由于茶质疏于改进、洋茶的残酷竞争,以及澳门商务地位日降,至于民初,澳门与内地的茶叶贸易陷于湮没无闻。

论五口通商至清末福建茶叶的发展与进步

本文以五口通商时期为背景,描述了福建通商的口岸(福州、厦门和三都澳)在这一时期的繁荣景象,并就这一时期福建茶区的扩大、产量的增加、茶业加工业的发展和茶类的创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汉口--东方茶叶港

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汉口是万里茶道最大的集散地。汉口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内河航运码头。汉口港从龙王庙延伸至丹水池,长达30华里,沿岸码头林立,每天停泊近千艘茶船。汉口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帮,汇集了来自湘、鄂、赣、皖、闽、川六省的茶叶。从1861年开始,汉口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输出港。西方观察家曾经说;如果不是茶叶贸易,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来到这个东方城市。在西方人眼中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汉水湖北段是万里茶道重要旅程。茶船沿汉水逆水行舟,从汉口至襄阳,行程700多公里,历时20余天,沿线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人文遗迹。

五口通商至清末时期福州港茶叶贸易变迁与启示

福建茶业不仅在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又将迎来自贸区和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两大机遇。文章以福州港茶叶贸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福州港五口通商至清末时期茶叶贸易变迁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分析了该时期影响茶叶贸易的主要因素,并结合福州当前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城市、自贸区所在地等地理优势,展望重塑福州港茶叶贸易辉煌的美好未来。

清末俄国对中国茶叶市场的控制及其影响

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茶叶出口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俄国不断加大对中国茶叶的采购量,使得中国茶叶出口还保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但实际上,由于俄国进口的中国茶叶绝大部分由俄商在中国自行采购生产,其利润几乎为俄国人所独占,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益处。相反,由于俄商的垄断操控,使得中国广大茶农茶商无利可图,众多商户和手工制茶作坊纷纷倒闭破产,致使中国茶叶品质不断下降,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与印锡茶叶竞争的优势,从根本上给中国茶业带来沉重打击。同时,由于俄国对中国茶叶市场及陆路茶业贸易运输的垄断控制,也使得中国官商茶在边疆地区的茶业贸易处于被动地位,加重了边疆危机。

外茶挑战与本土化应对：清末（1894—1910）西藏茶业本土化的考察——基于亚东口岸茶叶贸易的视角

清末时期(1894—1910),工业化生产的英印进口茶叶依托亚东口岸以及中英不平等条约的贸易特权逐步打开西藏市场,印茶销售量持续增加,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面对优势显而易见的英印茶叶的竞争与冲击,中国传统边茶贸易中入藏成本、生产成本较高等弊端被充分暴露出来。严峻形势下,为了维持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政治、经济联系,茶业界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以西藏茶业种植本土化为目标的改良运动,以便在印茶的压力下争取到更多茶叶客户。改良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从历史层面证明了西藏本土生产茶业的可能性。

宁波茶港文化及对日交流

宁波是中日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也是茶叶产地以及茶叶贸易集散地,更是日僧来华参访求学的"圣地"。唐代,伴随日本学问僧归国,日本掀起茶文化的第一次高峰,随后衰落;宋代,伴随日本僧人访学归国,日本掀起茶文化的第二次高峰,并逐渐形成日本茶道。这些僧人不仅经由宁波登岸或返程,更有在宁波参学、生活的经历。在中日茶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宁波一直是重要的节点城市,这也是宁波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资源优势所在。

1842年-1853年福州商埠发展的困境——近代福州茶市形成初期的挑战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被确定为五口商埠之一。英政府将福州视为进口武夷茶的最佳口岸,试图将其开辟成茶市。但在1844年至1853年九年间,福州开埠后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滞。直到1853年才开始有大量茶叶从福州出口,此后数十年间茶叶出口占到福州出口货物的90%以上,遂成为举世瞩目的茶市。本文从清政府初期不肯将福州开辟成商埠、英政府坚持福州必须开辟为商埠和福州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等三个问题入手研究讨论,力图比较全面客观地论述福州茶市形成初期面对的挑战。

六堡茶外贸转口港的兴起与更替——以清代为考察中心

一直以来,业界对六堡茶转口港的研究大多停留于清代“十三行”垄断贸易这个“辉煌”时期。其实,六堡茶外贸转口港在历史上经历了较多的变迁与更替。在六堡茶外贸转口的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海禁、时局、鸦片战争条约、通商口岸以及出口关税等原因,先后出现了澳门、广州、香港三大转口港。作为中国茶叶最早外贸转口港的澳门,现在几乎被人遗忘。而在清代,曾经一度作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的广州,凭借着垄断经营的特殊优势,迅速崛起,却又在短短八十多年后迅速陨落,令人唏嘘。后来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在被确立为自由港之后,凭借自身发达的资讯、规范的市场、发达的物流吸引了大量茶叶经过本港转口,确立了她在近代茶叶外贸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从茶文化视角看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或为江南底层文人,或为名士仕宦之后,但均因生活窘迫、社会动荡不得不佣事西人。他们是中国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嬗替的重要环节。本文借鉴新文化史研究范式,从茶文化视角探究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人际交往情况、价值观念及精神诉求,揭示了晚清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世界的进退失据。

城陵矶早期(远古-公元1839年)港口活动研究

陵矶港口早期(远古-公元1839年)就存在活动。水运事业迅速发展促进了岳州商路的兴起,而岳阳的风景名胜也扩大了城陵矶港口的影响。随着船舶进出口量的扩大,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湖南道行营慕容延钊攻占岳州后,正式在城陵矶设立巡检,城陵矶港成为宋代荆湖南北路茶叶运输的主要通道。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在湖广行省的长江设有江水站十二个,城陵矶站便是其中之一。明太祖元年(公元1368年)三月,湖广行省参政杨景定岳州后,屯兵城陵矶。另设岳州递运所和水驿于城陵矶,岳州递运所和水驿在城陵矶设有固定船只与夫役,使城陵矶港一跃而为岳州的中心港口,随后又成为荆湘漕粮的中转港。至此,城陵矶港的经济地位日臻突出。

清代一口通商时期西方贸易公司在华茶叶采购探析——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

清代一口通商时期,西方各国贸易公司在华最大宗的进口货物是茶叶,主要为产自福建、江西两省交接的武夷山区与福建安溪县之红茶以及安徽东南部之绿茶。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其在广州的茶叶供应商为行商,分为公司保商与非保商,其中公司保商为首要供应商。荷印公司向茶叶供应商采购茶叶的途径有三种:与供应商订立合同采购新茶,向供应商散购陈茶,以及从自由市场补购新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