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日茶器美学观的对比——以宋代建盏为例

通过对中国茶文化在韩日两地传播的溯源与梳理研究,总结出其在韩日都表现出共同的“三大化”特征,即茶文化首先在传播过程产生了交融化,进而在异域进化中产生变异化,最终完成了在异域的差异化构建;而这三大化正是建盏在中日韩三地,所呈现不同美学观的内因。三地建盏美学观具体表现为两宋点茶的实用主义之美、朝鲜茶礼的师法中国之美、幕府斗茶的唐物符号之美。

宋代吉州窑茶盏底足露胎处髤漆的意义探究

宋代社会繁荣、经济发达,斗茶游戏蔚然成风,导致黑釉茶盏盛行。吉州窑作为黑釉釉瓷生产中心之一,在宋代备受追捧。在现存的吉州窑茶盏标本中,有部分茶盏出现底足露胎处有髤漆的现象。笔者从文化背景、工艺机制、功能价值、审美取向等方面入手,分析宋代吉州窑茶盏底足露胎处髤漆的意义。以此,拓宽宋代吉州窑茶盏的研究领域,同时为现代陶瓷产品的设计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人工神经网络在古陶瓷研究中的应用

用人工神经网络算法,构建区分宋代汝瓷和民窑钧瓷的数学模型,该模型可以用于钧瓷的配方设计,判断实际生产中的钧瓷配方是否能产生分相。

利用激光拉曼对宋代官窑青瓷样品釉烧温度的研究

本文利用激光拉曼光谱仪和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21件取自故宫博物院院藏宋代官窑完整器及42件取自杭州老虎洞官窑窑址的青瓷样品表面釉层进行了测量与分析。通过计算瓷釉样品拉曼光谱中位于500cm-1附近宽带与位于1000cm-1附近宽带的面积比值(Ip值)及利用EDXRF分析样品的元素成分,讨论了这些样品的主要助熔剂成分Ca O、K2O含量与Ip值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成分具有两类典型官窑瓷器釉料特征且在不同烧成温度下烧制的模拟釉块进行拉曼分析,对宋官窑青瓷样品的釉烧温度进行了讨论。

宋代分茶、斗茶技艺与建窑黑釉瓷茶盏研究

宋代以建窑盏为代表的茶具以及上品茶色尚白的鉴赏标准,是该时期文化生活中的审美共识。建窑盏的出现,见证了宋代茶艺由唐入宋的文化转型,从器物中也可以考察出宋代独特的饮茶技艺。本文通过对宋代分茶、斗茶技艺和建窑黑釉瓷茶盏关系的考察,揭示建窑黑釉瓷茶盏在宋代兴盛的原因,为"宋式"精致的审美美感类型与生活方式、文化现象提供参考。

浅论宋代建盏与茶文化之关系

中国陶瓷艺术源远流长,而黑釉瓷器在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建窑烧制的建盏更把黑釉瓷推向了厉史的巅峰。而建盏的发展又离不开中国的茶文化,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饮茶的习俗使建盏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而建盏又把中国茶文化推向历史的潮流。本文从建盏的文化渊源、宋代茶文化的内涵、宋代建盏的"器"对"道"的文化承载这三方面探讨宋代建盏与茶文化的关系。

基于禅宗美学的宋代陶瓷茶器研究

宋代堪称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瓷业空前繁荣,因饮茶之风盛行使得陶瓷茶器的发展也达到了相当了得高度。受佛教文化影响所诞生的禅宗美学思想在宋朝时期几乎渗透到了陶瓷发展的各个方面,禅宗美学的意境与韵味流转其中,反映出宋代茶器高古超脱、淳朴天然之美,同时还表现出它自身的一种含蓄空灵之境。本文以茶文化及禅宗美学的融合为基础,借用茶禅文化在陶瓷茶器中的运用及发展,以此探究宋代陶瓷茶器与禅宗美学是怎样融合与体现的。

宋代磁州窑审美特征在当代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传统陶瓷文化中的杰出代表磁州窑,自宋代以来就是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中国茶文化又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饮茶必言器,茶具自然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浅谈宋代磁州窑的工艺手法、形态造型、纹样图案、质地釉色四个方面,探讨如何结合当下对于茶具设计的要求与标准,为具有磁州窑审美特征的茶具设计提供一定的设计思路。

宋代建窑兔毫盏探析

兔毫盏是宋代建窑最具特色的代表性瓷器之一,笔者以福建建窑窑址、窑炉和兔毫盏等实物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宋代建窑兔毫盏的器形、釉面、瓷胎、圈足、底款等,并通过对当时人文环境的介绍分析,阐述了兔毫盏成为一代名瓷的一家之见及当代以宋朝兔毫盏为起点的产品工艺开发现状。

宋代陶瓷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瓷质礼器从宋代开始,取代了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成为国事活动中的主要祭祀用品之一。根据宋代官窑和贡窑的产品来看,仿战、汉之前的青铜器所制作的各式陶瓷礼器不胜枚举。一方面体现了宋代崇古尚礼之风的盛行;另一方面也表明该时期制瓷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跨材质模仿不同的器物。随着经济发展和传统观念的改变,陶瓷礼器又逐渐成为文人雅士陶冶情操、美化居室的一种陈设品。

宋代建窑兔毫盏探析

兔毫盏是宋代建窑最具特色的代表性瓷器之一,本文以福建建窑窑址、窑炉和兔毫盏等实物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宋代建窑兔毫盏的器形、釉面、瓷胎、圈足、底款等特点,并通过对当时人文环境的介绍分析,阐述了兔毫盏能成为一代名瓷的一家之见及当代以宋朝兔毫盏为起点的产品工艺开发现状。

宋代建窑兔毫盏探析

兔毫盏是宋代建窑最具特色的代表性瓷器之一,本文以福建建窑窑址、窑炉和兔毫盏等实物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宋代建窑兔毫盏的器形、釉面、瓷胎、圈足、底款等特点,并通过对当时人文环境的介绍分析,阐述了兔毫盏能成为一代名瓷的一家之见及当代以宋朝兔毫盏为起点的产品工艺开发现状。

EDXRF对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瓷器的无损分析

目前对宋代官窑瓷器的科技研究成果主要是在测试南宋老虎洞窑、郊坛下官窑等窑址瓷片基础上取得的,尚缺乏对宋代官窑完整器的科技分析和研究。本文采用荧光能谱仪(EDXRF)在无损情况下对故宫博物院藏35件宋代官窑瓷器青釉的化学组成进行了测试,并结合文献资料,系统地研究了宋代官窑瓷器青釉成分的组成特点及规律,为进一步揭示宋代官窑特征、深入探讨北宋官窑是否存在的问题、研究明清仿官窑以及区分宋官与仿官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江西萍乡南坑窑调查

本文是2020年萍乡南坑窑考古调查的概述和主要收获。本次共调查了18处窑址,根据各地点发现的器物,可大致分为三组。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南坑窑创烧,采用支圈组合覆烧工艺大量生产青白瓷;元代中期青白瓷生产减少,质量下降,多使用涩圈叠烧法生产灰青釉、青釉、酱釉和黑釉瓷;元代晚期以生产青瓷为主,主要生产仿龙泉青瓷。本次调查发现窑炉遗迹4座,皆为砖砌龙窑,与南宋以来龙窑向宽短变化的趋势相符,并存在多次修建使用现象;发现的矿洞与码头遗迹,反映了南坑窑系统生产过程。从采集标本看,景德镇青白瓷技术可以通过南坑窑向湖南传播;南坑窑仿龙泉窑青瓷是基于本地窑业技术对龙泉青瓷进行的表面模仿。

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结合古代文献对钧窑研究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考证。第一,今人多将钧窑视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实际上钧窑在宋至明初大体默默无闻,明后期的文献中始对其记载,但直到民国时期仍未能列入“五大名窑”,20世纪后半叶钧窑才名列“五大名窑”,前提是“钧官窑”概念的确立,是建立在某些推论基础上的产物。第二,古代文献中所指的钧窑,除了指今之钧窑的一些特殊产品外,还可能指古钧州境内其他窑场的产品,现所称的钧釉瓷可能是某些文献所记之汝窑器。第三,《清波杂志》中关于窑变朱砂红瓷的记载,应指北宋末钧窑生产的红釉瓷。

“澄泥为范”说汝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和发掘,可谓中国陶瓷考古学史上一件大事。现在,即便掌握了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谓的"北宋官窑"仍是未解之谜,但是对于重新讨论,则是个很好的时机。作者将关注点置于清凉寺汝窑出土品中的陶范。它们制作极为精致,马上令人联想起关于南宋官窑"澄泥为范"的著名描述。作者认为,南宋官窑"澄泥为范"的目的不单是实现产品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满足朝廷制定的规格——"样"(官窑)。"澄泥为范"应该作为考量官窑的一项重要指标。若看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陶范,以碗、盘等器种的外模为代表,泥料极为致密,表面相当光滑,做工精细,生动诠释着"澄泥为范"的含义。实际上,南宋官窑的"澄泥为范"在北宋末期已经现身于汝窑,也就是说从汝窑开始到之后的官窑,构成了一个"澄泥为范"的谱系。汝窑窑址的发掘说明了当时生产不仅有陶范成型,还存在素烧成型、制品单一、满釉支烧、次品瘞埋(次品集中处理)等,都体现后世官窑的主要特征。《负暄杂录》、《坦斋笔衡》所记的北宋"官窑"仍是未解之谜,目前也无法结论,暂先不说北宋官窑的问题,重要的是,单看以上分析,汝窑实质上已经具足了作为官窑的条件。目前,虽无法断言汝窑的性质,但从本文所选的"澄泥为范"这一视角来看,至少可以确信,汝窑是宋代官窑青瓷谱系中应该靠前定位的一处重要窑场,真正意义上的宋代官窑青瓷发端于汝窑。

北宋官窑与“京师”及“惟用汝器”--北宋官窑研究序说

有关北宋官窑的研究,目前最为紧要的课题是证明北宋官窑的所在地。对此,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北宋官窑位于北宋时期的京都汴京,这种说法从北宋官窑研究初期开始就成为了主流;另一种说法则否定了北宋官窑在汴京的说法,指出北宋官窑在当时的汝州。其中,第二种观点的核心依据是《坦斋笔衡》中提及的"京师"与《老学庵笔记》中的"惟用汝器"的解释。作者在本文中对持有第二种观点的依据进行仔细分析,从理论上看,这一观点并不符合逻辑。因此,作者仍然支持北宋官窑位于汴京的观点。

浙江窑址出土青白瓷器的类型、年代与渊源初探

浙江地区是中国古代青瓷的核心产区,著名窑场有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从北宋中晚期开始,这一传统青瓷产区增烧了青白瓷。1958年至今,浙江已发现45处生产青白瓷的窑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整合窑址调查和发掘资料,厘清浙江窑址青白瓷器产品的类型、年代与工艺渊源,以期进一步明了宋元时期青白瓷器生产的扩张过程以及区域间窑业技术的互动。

河南舞钢宋墓发掘简报

2005年11月,为配合舞钢市奥瑞特矿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抢救性发掘两座墓葬,出土器物有瓷器、金、银、铜钱、墓志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为北宋晚期墓葬,其中出土的墓志,为研究韩姓家族迁徙分布情况提供了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