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要素流通监管的理念、模式与发展策略

[目的/意义]加强授权运营公共数据要素流通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是其安全、高质量、平等和包容创新利用的重要保障。[方法/过程]文章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阐述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要素流通监管的含义、相关研究以及监管理念,重点构建和分析了其监管模式和发展策略。[结果/结论]提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需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质量管控机制,构建可用不可见与全程可追溯的科技监管模式,促进授权运营公共数据多元共享、严格规制算法垄断行为以及以监管沙盒优化与促进“包容审慎”监管模式的发展策略。

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我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实践进展调查与展望

[目的/意义]对我国各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实践行动展开调查,旨在发现更优的实践策略,并进一步推进数据要素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法/过程]通过分析相关省市的公开信息,实践现状从运营定位包括行动主体、数据对象、运营方式、运营成果在内的行动要素以及政策和平台保障三大方面得到梳理。[结果/结论]基于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各方面的实践分析,进一步提出优化展望: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多维构建与精准定位的平衡、扩展深化创新探索进程中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动要素、强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保障要素配置、推进全国一体化协同体系的建设。

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的危机表征与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日益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擎,其通过技术牵引与场景驱动,正重塑着审计工作的模式和流程。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审计活动能够大幅提升审计效能,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伦理危机。如何治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审计伦理危机,以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审计工作,已成为各类审计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在明晰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内涵的基础之上,从审计主体自身以及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利益相关者、智能审计系统开发者之间关系等视角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表征,并基于伦理原则构建、政策与制度、数据与技术、个人与组织等层面探索了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治理路径,旨在为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预防、监测和控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立法路径

当前,为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成为重要的破局之策。然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立法远落后于实践需求,是否立法以及如何立法仍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在立法条件方面,理论依据的充分、经济条件的具备为授权运营立法提供了可行性,而数据增值、企业利用、政府治理、国家愿景等需求,均证实了立法的必要性。在立法模式方面,权衡中央立法模式和地方立法模式的利弊,应推行“地方先行先试”的立法模式。在具体制度实现方面,地方立法应秉持效率与安全并重的立法理念,采用实用性立法结构,授权主体内容应设计为统一授权模式,运营主体内容应将基本业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设置为准入条件,以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设置退出条件,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内容应遵循以混合分类法分类、以敏感程度分级的标准,安全监督与管理内容应以安全和效益为监督考核标准。

公共数据进入数据要素市场模式研究

公共数据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如何进入数据要素市场以及其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模式分为几类,学界对此少有研究。通过梳理和比较,深入挖掘国内外公共数据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模式类型,归纳得出公共数据进入数据要素市场有两大类、五种模式,包括一级市场(授权运营)+二级市场(场内交易)模式,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场外交易模式,依托数据平台构建公共数据流通市场模式,借助数据经纪商、数据中介的交易模式,以及通过(公共)数据信托参与数据市场模式等。在此归纳基础上,演绎出公共数据进入数据要素市场的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分为数据获取、数据产品生产、数据产品交易三个各有其独特特征的环节,可为我国公共数据进入数据要素市场的策略选择提供参考。

论高空抛物侵权场合公安机关违反调查职责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规定了高空抛物侵权场合中“依法及时调查”属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违反该职责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民法典》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应回到一般法,即在《人民警察法》中予以确定。其中,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可经由《人民警察法》第50条引致到《国家赔偿法》中进行认定。当公安机关违反调查职责导致真正侵权人难以确定时,受害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可以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当符合《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受害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可以向违反调查职责的公安机关主张国家赔偿。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建筑物管理人应承担补充责任的影响,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主张的赔偿责任数额与其承担的补偿责任范围相同,受害人主张的赔偿责任数额是其从真正侵权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与建筑物管理人承担的补充责任数额及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的补偿责任数额相加之后的差额。

面向高性能计算环境的多维自适应授权访问策略

高性能计算能力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是支撑我国科技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随着高性能计算的发展,越来越多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关注并使用高性能计算环境。高性能计算环境目前面临资源有限、用户数目增多等挑战。为保证环境的安全性、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需设置一定的授权访问策略来约束用户的访问行为。本文针对高性能计算环境服务对象用户和应用社区或业务平台,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获取相关属性,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多维自适应授权访问策略(MAAC)。实验表明,MAAC可实现对环境资源有效和灵活访问控制,同时该策略的决策时间可控制在1 ms内,与策略响应时间相比可忽略不计。

19世纪中期英格兰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转变——以公共健康为视角

自中世纪起,英格兰就确立了地方自治传统,地方一直抗拒中央对其管辖。19世纪30年代随着公共健康运动的发展,英格兰涌现大量关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讨论,既有支持地方自治的呼声,也有支持中央集权的号召,当然也有希望双方合作的倡议。1858年的《公共健康法》和《地方政府法》对地方做出让步,但由于地方缺乏改善公共健康措施的资金和专业知识、1866年《卫生法》规定民众可以直接向中央投诉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以及现实的压力等原因,到1875年地方逐渐有限度地接受中央的介入。英格兰公共健康的发展促进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改变,推动了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

放射性药品的药物警戒

放射性药品在医疗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安全隐患。医疗机构实行药物警戒,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包括放射性药品的药物使用安全。美国和欧盟药物警戒体系的运行及管理等方面较为成熟,中国可以借鉴其先进理念,建立适合自己的放射性药物警戒体系。

我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进展解析——兼论对数据要素化导向下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启示

解析我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践进展,旨在明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行动要素与实践特质,为数据要素化导向下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文章从目标、对象、主体、方式方面梳理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参照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适用性,并进一步解析我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践,发现其行动要素呈现为:多重的运营定位、渐为多元的行动主体、面向场景的共享数据对象、求同存异的运营方式、逐显成效的运营成果和政策平台并举的授权运营保障。最后针对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提出启示:在定位、主体、数据对象、政策与平台保障层面有效参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各要素的设定;在共进视角下由档案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提供优化思路。

预算的法律保留:理论证成与规范分析

预算的法律保留是指预算立法权的法律保留,其并非传统的“侵害保留”,也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以及“绝对保留”。我国《立法法》第11条关于“专属立法权”条款实质上确立了法律保留的原则,因而其中包括预算在内的“财政基本制度”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并不排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些事项的授权立法。当然,“专属立法权”属于立法权的保留,我国《宪法》规定的有关预算条款却是国家机关的事项权。因此,《宪法》有关预算条款不能成为预算立法权法律保留的宪法依据。《预算法》第98条关于“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的规定不符合《立法法》规定的授权明确性要件,从根本上解决预算法律保留及其授权立法的明确性问题还要诉诸宪法,并在《立法法》授权明确性规范基准上,由《预算法》在授权立法条款中予以具体规定。

政务数据开放运营制度的目标偏离及纠偏

政务数据开放之价值目标,应定位于在公平合理条件下保障多元的市场和社会主体获取和利用公共数据,从而推动政务数据利用的经济、政治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整体增长。国家应协调政务数据开放的多元价值目标,为社会主体公平利用政务数据提供实质条件,形成一套兼顾多元利益、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开放、运营和管理体制。当前一些地方规定政务数据归政府所有,进而采取“国有资产管理式”策略进行授权运营的做法,缺乏法理层面的依据,在制度功能上也将引发“与民争利”和“地方数据壁垒”的双重负面效果,亟需予以纠偏。政务数据授权运营制度的再建构,需要考虑政务数据开放的价值目标,从而匹配相应的手段选择。应考虑建立“二元授权运营机制”:一是在数据基础设施层面,完善“公私合作履职式”的授权运营模式,避免过度商业导向和政务数据资产化的法律风险,增强政务数据开放的便捷性与数据生态的构建;二是在具体政务数据的管制策略层面,将侧重政务数据资源资产化思路的“国有资产管理式授权运营”,转变为基于风险防控与市场秩序而审慎限定数据利用主体资格的授权运营模式,从而保障政务数据利用的公平竞争,提升政务数据利用的社会效益。

以成果为导向的计算机创新实验室管理

为了提高高校计算机创新实验室的利用率,我们坚持以成果导向的理念开展实验室管理。在实验室场地申请初期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使用过程中结合管理制度、准入授权、门禁系统、智能监控、信息化网络和流控等管理措施,建立多部门合作的消防安全监管机制;在学校职能部门、二级学院、实验中心和团队负责人四级管理的有效结合下,达到创新实验室资源公平、分配合理,过程管理到位,确保实验室安全高效使用;最后严格按照产出成果进行对照考核。学校—学院—双创学院三级奖励机制激发创新实验室师生多出成果和出高水平成果,形成高效成果产出的良性循环,为高校计算机创新实验室使用和管理提供借鉴作用。

融合大数据的校园公权力监督机制研究与模型构建

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了一种校园公权力监督模型(CPASM),旨在提升教育资源配置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以及优化教学与行政决策。利用案例分析法,聚焦于A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探讨了大数据在财务管理、教学质量评估和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应用。CPASM模型结合时间序列分析和外部因素分析,应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RIMA)模型处理数据,同时将校园公权力动态变化纳入考量。CPASM模型的拟合与验证结果表明,其预测的均方误差(MSE)、均方根误差(RMSE)较低,确定系数(R^(2))接近1,准确地描绘了财务趋势,有助于管理层进行财务规划和资源配置。

新时期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职业意识培养研究

职业意识是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行为等职业要素的总和,开展学生职业意识培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有利于促进学生职后顺利发展、有利于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效益、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改革成效。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职业意识培养面临学校重视不足、教师能力不足、学生认知有限、家长引导错位等困境,解决对策为:搭建平台,增强学生职业认同感;强化标签,增强学生职业自豪感;按类培养,赋予学生成才选择权;提升能力,发挥教师立德树人作用;转变意识,有效发挥家长的引导功能。

碳配额分配方法对授权再制造影响研究

不同碳配额分配方法直接影响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以及碳交易市场运营产生不同影响.为分析不同碳配额分配方法对制造/再制造影响,基于两种典型碳配额分配方法(历史排放分配法和基准分配法)构建碳交易下原始制造商与授权再制造商博弈模型.研究主要得到:1)在单位新产品碳排放量、碳交易价格与基准碳配额满足一定条件时,原始制造商会选择碳减排投资,且基准分配法更能提高原始制造商碳减排积极性;2)当碳配额以及碳交易价格满足一定条件时,碳交易能够同时促进各方收益增加;3)适当提高碳交易价格能推动减排工作顺利进行,但两种碳配额分配方法下的总环境影响与原始制造商减排投资水平、碳交易价格等相关.

不同回收和转移模式下再制造供应链生产决策研究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增强,许多制造企业出于社会形象和成本考虑选择将再制造业务转移给第三方企业。针对由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和第三方再制造商(TPR)组成的再制造供应链,根据不同回收主体(OEM和TPR)和转移模式(外包和授权)构建4种再制造供应链决策模型,对比分析4种模式下最优生产决策、利润、环境影响、消费者剩余和政府基金政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EM青睐制造商回收外包模式,TPR在不同研发效率下有不同偏好;在不同模式下,提升环境税或补贴均会不同程度提高产品可再制造性水平并激励再制造。但提高补贴不一定有利于环境,环境税过高不利于社会总福利,因此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设置适当的环境税和补贴。

授权改革试点明确性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授权改革试点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种授权类型,理应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目前,存在照搬一般明确性原则的误区,忽视了授权改革试点作为一项独特授权的特殊性。授权改革试点所遵循的明确性原则,须在授权目的、授权内容、授权范围三要素要求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独特性进一步展开。授权改革试点包括授权暂时调整法律适用和授权试点工作两种类型,二者应对授权目的、对象、期限、地域和请示报告义务进行细化规定。授权范围的明确程度应根据不同类型而有所不同,前者应明确调整的具体法律条款和调整内容,后者应以授权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作出宽严相济的授权范围规定,以协调改革与法治的内在矛盾。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一种理解框架重构的视角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当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虽然形成了精英权威、社会资本、双重代理及核心行动者等4种典型解释模型,但其在理解框架层面存在国家与社会对立、嵌入性支配、现成性结果和割裂化分析等问题,需要构建一种私人—共同—公共领域转型互塑的理解框架来重新把握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问题。在这一新的理解框架下,应坚持整体融合、互塑共生、合作共治等基本原则,增强新乡贤的角色自觉性与自主性,推动多种类型新乡贤形成治理合力,优化完善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治理的机制,健全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制度规范,构建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监督反馈体系,从而推动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