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视域中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角色转型的挑战与应答

中国正处于“双减”时代的初始阶段,需要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推动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缓解家长过度焦虑情绪、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实现教育回归其本质初心。部分中小学教师由于思想认识滞后、适应能力不足、专业素养不高以及评价方式失当和对学生家长沟通指导欠缺等原因,使得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角色转型充满挑战。合理应对挑战,回应时代呼唤,教师角色需要由被动的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设计师,由学生的指导引路者转变为学生的生涯规划师,由知识灌输者转变为教育的研究者,由分数商人转变为学生发展的数据分析师,由家长代理人转变为家庭教育的指导师。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负荷”与“减负”治理的实践路径

中小学教师超负荷工作已是常态,其日常工作的基本样态是工作内容面广、工作分散点多、工作时间线长。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样态不仅影响着教师的职业生命力,也影响着我国整个基础教育提质增效和“双减”政策落实的成效。因此,教师“减负”治理迫在眉睫。教师“减负”治理应是政府、学校和家长等多主体联合参与的持续过程,特别是政府应该灵活调配教师编制,补充人力资源供给;明确学校的权责边界,让教学回归主业;为教师提供保障机制,缓解教师工作压力;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家校沟通效率。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问题识别、制度根源与治理方略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是因教师工作量过大、教师资源错误配置和违背教师工作意愿而导致的一种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教师管理现象。从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三个标准考察,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问题具有普遍性、复杂性、风险大等特征,需要引起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造成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普遍偏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缺失,如教师相关法律制度缺失、教师管理行政化、学校管理机制僵化、教育改革的强制性等。治理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需要从国家层面、学校管理层面及教师自身层面进行综合治理:加强顶层治理,完善教师劳动权利保护相关法律体系;严格源头治理,多方协同减少教师非教育性事务;探索精准治理,建立教师工作负担清单管理制度;优化系统治理,建构刚柔相济的教师管理制度;创新校本管理,建立赋能增效的教师支持体系。

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减负效应:一项试验研究

教师负担过重问题日益尖锐,党和国家专门颁布实施了教师减负政策,藉以凸显在教育智能化发展背景里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问题。本研究采用融通型混合方法,考察了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问题和助理AI执教与独自执教两类教师教学减负话语的差异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文化整体论的动态时空融合结构模型观照教师教学减负话语,形成了时间负担、体力负担、情感负担与认知负担的融合型教学负担新概念,为教师教学负担与减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使用文化性话语分析法,在整体层面厘清了AI主讲课程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包括时间减负、体力减负、情感减负和认知减负,其中时间减负成效特别显著,而在具体层面则揭示了助理AI执教和独自执教两类教师对减负效应感受与解释的文化差异并建构了三层环形的“教师教学减负话语结构”整体模型。显然,这些成果对未来教师负担与减负、教师研究者角色发展以及高质量课堂教学创新等课题,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教师工作负荷的生成机理、异化表征及调治向度——基于罗萨“社会加速及共鸣理论”的分析

本文依托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领军人——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的“社会加速及共鸣理论”,从社会母系统的运转现实关怀到教育子系统的生态现状,审视了学校场域内更微观组织单元“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工作负荷问题。在社会大“提升逻辑”下,中小学教师工作负荷的生成呈现三重逻辑——“竞争逻辑、效率逻辑、功利逻辑”;其现实表现为五种“异化表征”——“时间异化、空间异化、权责异化、行动异化、情感异化”。为找到教师工作负荷的有效调节之法,平衡教师工作的工具价值与理想价值,需探寻我国中小学教师与“工作环境、自我身心、职业角色”之间共鸣关系的建立。

以数据驱动教师减负政策完善:英国中小学教师工作量监测

工作量是体现教师工作负担的指标。解决工作负担问题,就要对中小学教师工作量进行监测。作为较早重视中小学教师工作量的国家,英国政府依托政、校、社多元主体,围绕工作时长、个体感受和效能提升,对教师工作量展开持续、系统的调研,在数据驱动中实现了教师减负政策的持续完善。当前,我国正处于“双减”政策持续推进期,“双减”对课堂教学、课后服务等提出的高要求,使中小学教师面临着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如何减轻教师负担,已成为“双减”政策实施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英国教师工作量的监测经验,对我国完善教师工作量监测体系,精准识别教师工作量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双减”政策下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探析——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实地调研等方法,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厘清“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目标、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价值与困境,并提出发展策略。困境:体育教师职业的社会认同有待提升,体育教师所处的区域差异亟须关注,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策略:创设他者承认的社会支持环境,化解专业认同危机;健全因地制宜的配套政策,实现教师群体的协调发展;激发体育教师的内在动力,提高专业发展自主性。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弹性工作制的落地困境及其化解——B市六所学校的案例研究

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对B市六所中小学校的42名校长和教师进行了案例研究,重点探讨教师弹性工作制难以落地的原因。结果发现:有关中小学教师弹性工作制的政策仍处于摸索阶段,政策细化程度和监管激励不够;部分学校的现行发展定位导致学校对教师弹性工作制的需求不同;学校资源条件的有限让弹性工作制难以有效实行;教师因职责和所教科目的不同等导致弹性工作制充满复杂性。因此,政府应完善教师弹性工作制的顶层设计,制定更为明晰可行的政策;中小学校要建立调研和反馈机制,构建弹性工作制度体系;引入第三方资源参与课后服务工作以减轻教师负担,给教师创造更大弹性空间;落实课后服务补贴,给予班主任等较难实现弹性工作的教师相应的经济补偿,化解中小学教师弹性工作制的落地困境。

我国现行公立中小学教师轮岗制的实践、困境及对策

教师轮岗制是以实现教育公平,解决地区间基础教育师资水平差异问题而设置的。目前我国各城市的试点实践中存在城乡之间教学设施差距大、“单向流动”模式无法满足需求、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经济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对轮岗教师意愿关注度不足等问题。建议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改善城乡差距、完善“双向流动”模式、完善监督措施和经济保障制度、加强对教师意愿的关注度以及统筹安排教师资源等措施,促进中国基础教育公平的实现。

“双减”背景下教师工作负担与教学热情的关系研究——基于身心健康的中介作用

基于2210位教师的截面数据调查,从教育政策执行“自下而上”成效反馈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双减”改革背景下教师工作负担对教学热情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其一,不同性别、年龄、职称、教龄、职务、学科教师的教学热情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担任班主任、学历、户籍地等维度上,教师教学热情无显著差异。其二,较高的工作负担会对教师教学热情产生抑制作用,但不同类型的教师工作负担对教学热情影响有所差异,行政负担显著负向影响教学热情,角色负担显著正向影响教师工作负担,而技术负担对教学热情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其三,机制检验表明,心理健康在行政负担和教学热情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身体健康在行政负担和教学热情之间不发挥中介作用,身体健康在角色负担和教学热情间发挥遮掩作用,身体健康在技术负担和教学热情间发挥遮掩作用。为促进“双减”政策深入推进,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积极消解教师行政负担存量,扩大多元服务供给增量;重视教师身心健康,为教师赋权增能;关注不同类型教师的教学热情差异,精准发力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生态化发展路径研究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核心素养生态化发展路径进行探究。通过分析中小学体育教师核心素养内涵,剖析“双减”政策对其发展的影响,提出生态化发展路径,并探讨其实现机制和途径。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以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为基础,对594位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的路径影响,同时利用多群组分析探究人口学变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施“双减”政策以来,体育教师的工作要求增加,工作资源和工作投入降低;工作要求正向影响工作投入,工作资源正向预测工作投入;心理资本在工作资源和工作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性别、地区、学校类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而年龄、学段、婚姻状况和学历显著调节心理资本在工作资源和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认为,学校应根据体育教师的不同人口特征,在适当提高工作要求的同时,重点增加体育教师工作意义、硬件条件等工作资源,从而提升心理资本水平,促进其形成积极工作投入状态。

校园地震预警科普宣传现状及展望

随着山西省地震预警服务的开通应用,及时广泛开展地震预警科普宣传已成为地震宣传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为进一步做好校园地震预警科普宣传工作,从现阶段校园地震预警科普宣传现状和意义入手,以地震工作者的角度阐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以更好地引导校园师生掌握地震预警知识、提高应急避险技能,切实发挥校园地震预警实效,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损失。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课后服务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是推动我国中小学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重要战略。调查发现:(1)当前中小学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意愿总体水平一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中小学教师课后服务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2)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通过主观规范间接作用于中小学教师课后服务参与意愿。据此提出建议:一是价值引导与激励并重,促成中小学教师形成积极的课后服务参与态度;二是关注人文关怀,增强中小学教师所感知到的课后服务参与主观规范;三是构建专业支持体系,增强中小学教师课后服务参与的知觉行为控制。

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议程探析

减轻教师负担是国家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运用多源流理论探析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议程可知,其顺利出台主要源自三重动力:由中小学教师负担数据指标与系列焦点事件构成的“问题源流”,由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政策共同体群策群言组成的“政策源流”,由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力戒形式主义的重要指示以及公众舆论推动形成的“政治源流”。三大源流汇聚并产生耦合效应,教师减负的“政策之窗”得以开启。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应增强对问题源流的敏感性,重视公共问题的政策驱动效力;持续优化政策源流,切实发挥不同利益主体的政策构建功能;充分利用政治源流,凸显国家的政策引领作用。

“双减”背景下四川中小学教师“5+2”课后延时服务研究

通过问卷对四川中小学教师“5+2”课后延时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并实施访谈。从教师对“5+2”课后延时服务的认知、参与情况、实施情况、效果评价等方面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在“5+2”课后延时服务认知中处于矛盾阶段,学校服务内容和形式较单一,学校缺少对第三方机构的有效管理。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优化策略:明确“5+2”课后延时服务意义,调整教师认知;落实“弹性工作制”,保障教师各项权益;多元主体协同服务,加强第三方机构的管理;促进主科教师多学科、专业化发展;课程连贯多样化,满足学生需求;加强与高校协作,丰富师资配置;建立激励政策,提高教师幸福感;建设良好的服务环境,拓展教师服务场地。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新手教师工作负担生成模型探究

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新手教师进行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得到中小学新手教师工作负担的生成模型。研究发现,新手教师工作负担生成包括工作压力、自我控制和外界支持三个核心概念。新手教师面临的工作压力,并不会直接导致工作负担的生成;而是在通过自我控制与外界支持互相作用的过滤网后,最终形成工作负担。基于工作负担的生成特点,职前教师教育层面加强应对教学实际问题的师范教育,职初学校层面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及创设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对新手教师减负有实质性帮助。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研究述评——基于2013—2023年CNKI文献的元分析研究

2013—2023年,CNKI数据库中关于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日益丰富。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研究范式,从研究趋势、主题、对象与方法四个维度对此间关于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进行分析。关于教师工作负担的定义与特征主要存在于思辨类的政策文本类研究中;聚焦城市、县域、乡村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以实证调查类研究为主;关于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范式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未来应注重研究的针对性与适切性,切实推动广大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的有效开展,真正实现政策目标意义上的减负增效。

回归平衡态:英国中小学新手教师减负政策探析

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发现,英国中小学新手教师负担过载本质是新手教师出现了生态失衡的状况,该群体的生态失衡又将作用于该群体的离职率进而影响到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根据英国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系统调研结果发现,课程规划与评估、非教学任务、外部的检查和评估任务量过载超过了新手教师的生态阈值,教学经验和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不足则导致新手教师生态阈值不高难以承受较大的工作量,同时课程规划与评估、非教学任务、外部的检查和评估任务过载还会限制教学经验和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发展。为帮助新手教师和教育生态系统回归平衡态,英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倡导课程规划资源共享行为、推行教学评估方式改革计划、提出非教学任务治理策略帮助新手教师减轻工作任务,促使工作量落在其生态阈值之内,另一方面采取制定新教师职业培训制度以及推动健康和福祉体系建设的措施提高新手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专业知识丰富度,有效提高其生态阈值。如今英国新手教师减负政策初步取得成效,我国可以从中汲取经验以优化中小学新手教师减负行动策略。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职业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云贵两省2892位教师的调查数据

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之一.采用问卷和访谈调查了云贵两省2892位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在“双减”政策背景下的职业认同感,结果显示:“双减”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总体水平处于新高;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可以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的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教师的职业认同具有性别、任教学段、学历和职称上的显著差异,而在城乡、地区上差异不显著;是否师范院校毕业对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的职业认同不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