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园区Na-Tech事件定量风险评价与防控体系评述

Na-Tech(natural-technological)事件是典型的HILP(high-impact low-probability)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危险源高度集中的化工园区。Na-Tech事件演化过程和机理的高度复杂性,使其成为风险评价领域的研究难点。对Na-Tech事件统计文献进行分析,理清最频发的自然灾害类别、最脆弱的设备类型及其致损模式等特性和规律,进一步探究Na-Tech事件演绎过程,包括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对当前文献中Na-Tech事件定量风险评价方法进行深入剖析,指出自然灾害与技术灾害的设备致损概率计算是其核心问题。从土地使用规划,设备完整性、鲁棒性与本质安全工艺,安全防护设施,安全教育、管理与合作,事故应急响应,灾后恢复与重建等六方面探讨了Na-Tech事件防控体系。指出自然灾害条件下的设备易损性和多致灾因子耦合作用是Na-Tech事件研究的突破方向,也是进行定量风险评价的关键环节。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路径研究

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视角,探究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因素组态效应对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路径及机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以201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集为样本进行了fsQCA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结构变化的前置因素存在组态效应,且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投入、工业机器人投入、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智能化水平、适龄劳动力占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均非单独的必要条件;(2)存在4条驱动高技术制造业劳动力占比增加的路径,包含产业转型-人才素质型、产业智能-人口红利型、机器替代-人才稀缺型、机器智能-人口红利型;(3)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以及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劳动力占比增加的两类核心条件组合。为推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从单一视角向多维视角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也为地区管理部门投入人工智能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发展环境和数字应用产出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运用中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制造业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提高了区域创新水平,降低了区域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建设统一大市场视角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从建设统一大市场视角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上促进作用显著;第二,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单重门槛;第三,根据区域异质性检验可知,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较小。基于此,本文针对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通过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并进一步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其作用效果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支持作用,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长期作用效果降低.不同科技金融方式在创新不同阶段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在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起支持作用的主要是财政科技支出和金融机构科技贷款;进入技术推广及产业化阶段,金融机构科技贷款仍具有支持效果,风险投资的作用逐渐显现;在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减让的经济效应

降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是中国践行扩大开放承诺的有力措施,对于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从产业层面考察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减让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税率下调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出口,其效应随降税幅度的提高而递增,且现有关税税率越高,降税的贸易效应越大;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内销额和消费者价格将减少,但生产者价格和产量变化不大;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消费者剩余大幅提高,生产者剩余变化幅度有限,但政府进口关税收入下降明显,所以高新技术产品的社会净福利将减少,其中广播、电视和通讯设备类产品的净福利损失最大,办公、会计和计算机器类产品与航空航天产品的净福利损失较小。研究结果可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关税政策调整提供依据,也能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科技金融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基于知识溢出与生产网络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11年科技部等五部门实施的“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我国21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及其溢出渠道。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省内非试点城市的创新水平。溢出渠道检验表明,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主要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网络两个渠道从试点城市传导到省内非试点城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与试点城市地理距离更近、交通基础设施更完善的省内非试点城市中,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明显。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组态分析

高技术企业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解决中国科技“卡脖子难题”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TOE框架,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技术、组织和环境对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的多重联动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协同创新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高企业协同创新的组态包括“要素聚合型”、“自我发展型”和“内外协同型”3条;同时目前中国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较为均衡,而在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失调。因此,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强化要素协同,推进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要素互动与流通;创新技术平台,赋能低协同创新企业共享资源和技术成果;利用区位优势,助推企业协同创新和区域合作互促互进。

工业科技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数据,利用非导向EBM超效率模型、熵值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工业科技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调节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工业科技金融显著提升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在东部区域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二者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技术多样化对二者的关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考察工业科技金融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发现,工业科技金融发展只对本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促进作用,但对外围地区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为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对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效应的影响

选取2001—2021年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增长核算模型对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检验,并利用TVP-VAR模型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影响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效应。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应呈现下降变动时存在要素配置结构红利;人工智能对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效应存在长期正向冲击响应;人工智能对金融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本发展存在“U”型关系。两者分别为释放高技术产业资本、劳动配置结构红利的中间传导渠道,但影响时期存在差异。对此,应推进人工智能发展进程,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释放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红利,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的研究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需统一于共同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着眼于领跑式创新和全面创新,深入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实践场景。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需首先从创新目标、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四个层面完成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进而明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作用机制。最终在实践路径上,要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制度创新,破除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人才体系,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变为人才优势;构建数字生态,实现创新要素变革和创新体系提质增效;强化开放创新,深度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引导科技向善,建设惠及大众的国家创新体系。

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韧性的影响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数字经济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强、灵活度高、渗透速度快等特点有助于我国在面对市场波动、技术钳制等冲击时提升高技术产业韧性。选取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高技术产业韧性的直接影响、非线性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韧性提升具有直接提升效应与倒U的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并对相邻省份的高技术产业韧性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能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提升高技术产业的韧性;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韧性的影响最为显著;在产业结构升级程度更高与全要素生产率更高的地区,高技术产业韧性对于数字经济的刺激反应更加明显。

互联网发展对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市场化影响评价——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

本文理论分析互联网发展对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市场化的影响效应和门槛效应,并利用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市场化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互联网普及率为门槛变量时,互联网发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存在门槛效应,当互联网普及率跨越门槛值时,互联网普及率对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边际效应呈非线性递增特点。以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互联网发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市场化都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值时,互联网普及率对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其市场化的边际效应都呈非线性递增特点。并且,互联网发展对科技创新成果的促进作用效应因区域互联网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探讨及其实证检验

“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笔者依据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在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在“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中介作用;“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并予以实证检验,揭示了当下“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拓展了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的应用边界,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培育科技型企业的作用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视角

科技型企业是科技与经济最紧密的结合点,是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培育科技型企业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举措,可以提升创新链和产业链水平,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赶超式发展。溯源科技型企业培育的理论基础,宏观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要求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微观企业成长存在内部资源与能力约束,仅依靠市场导向也会导致企业缺少持续创新动力,因此培育科技型企业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也应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从二者协同视角,研究培育科技型企业的作用机理,探索“战略导向+市场导向”的科技领军企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元培育路径,加强创新引领与协同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以2010~2022年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面板数据为基础,就国际直接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门限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分析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技术投入资金反向抑制其自主创新,而国际直接投资、研发人力资本、研发人员报酬、企业规模、国家研发补贴、市场经营状况、对外开放水平正向促进其自主创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技术投入资金之间存在一对协整关系,与国际直接投资、研发人力资本、企业规模、研发人员报酬、国家研发补贴、市场经营状况、对外开放水平均存在两对协整关系,且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国际直接投资可正向促进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并随着研发人力资本门限值的增大,促进作用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将研发人力资本的门限值设定为小于11.364,可更好发挥国际直接投资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促进作用。基于实证结果得出,要进一步发挥国际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从改善投资环境、引进研发人员、加大投入资金、营造自主创新氛围、加强行业对外开放、开展良性行业竞争等对策入手。

科技期刊编辑部与青年编委间增强有效互动的途径

随着我国科技期刊的蓬勃发展,对高质量稿源、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愈加激烈,拥有一支高效且尽职的青年编委队伍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优势,但这一优势的保持取决于编辑部与青年编委间的有效互动,只有青年编委对科技期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提高青年编委参与办刊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期刊可持续发展。《工业水处理》编辑部通过借鉴他刊经验,分析了青年编委会现存问题,提出了实行动态管理制度、按学科分组管理、打造青年编委特色专栏、建立激励机制和提供更优质的服务5项策略,增强科技期刊编辑部与青年编委间的有效互动,取得双赢互利的实效。

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创新

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加工贸易企业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典型事实。加工贸易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低研发创新的代名词,而大量现实案例表明开展加工贸易在企业创新升级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将关注点从企业类型转向贸易行为本身,研究企业从不从事加工贸易转向从事加工贸易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基于2000—2006年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发现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使用PSM-DID模型和以2004年出口退税率调整作为准实验等多种识别策略控制加工贸易的自选择效应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成立。本文进一步依照参照组类型将加工贸易行为分为三类:从不贸易转向纯加工贸易、从不贸易转向混合贸易、从一般贸易转向混合贸易。本文发现后两种类型是加工贸易行为创新增进效应的主要来源。此外,从不贸易转向混合贸易的企业的创新来源于两种贸易模式的协同效应,表现为贸易模式协同机制;从一般贸易转向混合贸易则更多体现为加工贸易对新市场和新产品的拓展效应,表现为质量技术标准机制。本文认为,加工贸易作为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渠道,仍然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总体创新水平。

基于新质战斗力生成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从新质战斗力生成与科技创新人才的内在关系出发,深入分析科技创新人才对生成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重要推动作用,针对新质战斗力内涵特征,阐述分析对科技创新人才能力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把握人才建设一般规律和新质战斗力科技创新人才建设特殊规律,从宏观规划布局、引进集聚、培养强能、激励保障等多个层面,提出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和举措。新兴领域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生成和发展新质战斗力提供了可能和动能。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新质战斗力由科技创新突破和运用来赋能提质。加快生成和发展新质战斗力,赢得未来军事竞争新优势,科技创新人才的驱动和支撑是关键。

高技术产业创新、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动态面板GMM估计与面板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09—2016年8年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高技术产业数据,研究高技术产业创新、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面板门槛回归等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高技术产业创新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短期内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减缓可能存在单门槛效应,大于门槛值的区域减缓幅度大于低于门槛值的区域;采用各省份机器人密度作为市场水平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最后,分析了实践启示、政策建议,并提出了研究不足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