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引发的伦理争辩

中国科学家利用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首次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编辑,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伦理争辩,这些伦理争辩主要聚焦在与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性关注相关的伦理问题、(代际)权利冲突和社会公平性伦理问题等方面。面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诱惑,科学研究者必须坚守科学道德底线,开展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

人类基因编辑实验的法律规制——兼论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的法律议题

人类胚胎基因实验以人类胚胎或前胚胎为实验对象,在技术上有基因检测、基因诊断、基因筛选、基因编辑(基因改造)等类型,引发了一系列伦理、社会和法律争议。在国际范围内,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被严格禁止或限制,而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则可能为各国接受。对后者进行法律规范的焦点在于风险决策中的权利冲突及其衡平,我国也对其持较为宽容的技术规制立场。未来应坚持全面立法、严格限制、法定许可的政策立场,保持行业主管和审查机构的中立性,提高机构伦理委员会的独立性,实行个案审批制度。就法律体系而言,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应当相互配合,私法上特别要以基因自主权之保护和权利冲突之衡平为中心。在尚不具有个性的前胚胎阶段,在符合法定条件、伦理原则和程序等前提下,可以适度放宽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实验研究的限制。参与者的基因自主权和研究者的研究自由需要得到保障,但必须以尊重人的尊严、公共利益和他人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为前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避免让基因成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新根源。

从阿西洛马会议到华盛顿峰会:专家预警在生物技术治理中的角色与局限

文章的研究对象为两次由科学家主导的对新兴生物技术风险的"共识会议"。通过对这两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与相关争议的讨论,尝试探索专家预警在新兴生物技术治理中的角色及局限性。在1975年阿西洛马会议上,科学家针对如何应对新发现的重组DNA技术及其风险问题进行了讨论,标志着预警性技术治理的开始。但是由于会议制定的风险范围过于狭窄,限制了生物技术治理的范围。2015年的华盛顿峰会讨论了与人类基因编辑有关的科学、伦理与治理问题,最大范围地听取了国际社会的意见,但仍将复杂的全球治理难题的责任与权力分配到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甚至企业之中,这导致各自为政,难以有效治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与不断商业化,专家预警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中只是问题与持续讨论的开始,治理是一个缓慢的、动态的技术与社会契约达成的过程。后基因组时代,更好地理解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伦理、法律等社会变革才有可能理解技术本身,才能更好地完成对技术的治理。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刑法规制

生物安全影响民众健康和生物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疫情全球肆虐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重视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立法。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存在风险以及后续可能引发的道德与社会风险,因此法律需要对该技术的应用予以回应。《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虽然该条款填补了生物科学领域的立法空白,但还存在基因编辑行为入罪类型不够全面、犯罪主体缺失等方面的问题。针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法律规范不足的现状,需要完善涉及基因编辑的相关条款,增设妨害基因管理秩序罪。

CRISPR基因魔剪助力HIV/AIDS治愈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通过高效抑制艾滋(AIDS)患者体内Ⅰ型免疫缺陷病毒(HIV-1)的复制,获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但由于潜伏在患者体内病毒库的存在,艾滋病仍然是不治之症.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以锌指核酸酶(ZFNs)技术、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核酸酶(TALENs)技术和sgRNA(single guide RNA)引导的CRISPR/Cas9技术最为引人注目.利用这些基因手术刀,可以从多个途径预防病毒对体内正常细胞的感染,抑制或阻止其在体内的复制,例如对能被病毒感染的CD4+T细胞的两种辅受体CCR5和CXCR4基因进行突变,或者将整合到被感染的人体细胞中的前病毒DNA切除.其中CRISPR/Cas9技术以其强大的基因编辑和调控转录激活关闭的潜能,加之操作的易行和通用等特点,成为当前治疗艾滋病的最具前景的基因编辑技术.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宪法界限:一个基于尊严的分析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带来的利好与风险令其成为备受争议的生物技术,支持和反对的理据皆落脚于人的尊严。以往围绕基因编辑的尊严之争之所以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论者未在同一层面谈论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可分为个体尊严和物种尊严。个体尊严体现了尊严的赋能面向,要求尊重人的自主;而物种尊严体现了尊严的限制面向,要求维护人的本质。在确保技术安全的情况下,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不违背人的个体尊严,且无损于人的物种尊严,因而不宜禁止;以增强为目的的基因编辑,不论技术安全与否,都违背了被编辑者的个体尊严,且危及人的物种尊严,因而不宜允许。为了维护人的尊严,需要对基因编辑进行法律规制,尤其是区分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和以增强为目的的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技术临床应用的伦理问题与审查制度规制

针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暴露出的我国伦理监管体系漏洞,尤其是伦理审查制度的缺陷,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构建对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初次审查进行两次独立复审的行政监管制度,即"地方-国家"二级独立伦理审查制度。该制度由医疗机构等基层单位的伦理委员会进行初次审查,然后由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的伦理委员会进行第一次独立审查,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伦理委员会进行第二次独立审查。二级独立伦理审查制度较为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助于规范生物医学研究活动秩序,实现基因编辑技术与伦理监管体系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价值反思

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为人类治疗遗传性疾病带来了希望,同时也满足了患病夫妇生育健康后代的权利。但目前技术尚不成熟,贸然将其运用于人类,不仅面临着脱靶及人类基因多样性减少的风险,还存在着代际关系、社会公平及胚胎交易的伦理问题。为促进基因编辑技术健康发展,我国有必要对该技术采取规范措施,主要包括:重视技术的基础和临床前研究,禁止临床运用;完善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对基因编辑技术运用的审查监管;合理的科研导向与管理,并加强科研人员的责任和伦理意识。

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新兴科技风险的反身性治理——以人类基因编辑风险为例

如何对新兴科技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已经成为重要且紧迫的现实问题。以人类基因编辑风险为例进行的考察发现,当前风险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基于科学理性的“技术治理”范式,科学专家处于支配地位,非科学主体的参与弱化甚至缺位。然而,人类基因编辑领域存在技术、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使得技术治理面临知识困境、责任困境与信任困境。为此需要进行一种“反身性治理”的范式变革,它以科学不确定性的存在作为治理改革的前提,强调以风险理性作为理性基础,以包容性审议作为实践模式,并以信任的重建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的保护法益证成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系《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正确适用本罪的前提在于明确其保护的法益。生命权与健康权、人类尊严、基因安全与遗传安全、人类基因科学技术应用的伦理性和安全性均无法作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其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无法起到具体规制机能。结合本罪的体系定位和构成要件行为,本罪应具有双层保护法益,表层法益体现为公共卫生管理秩序,深层法益体现为人类自然生殖利益。基于这一双层法益可以明确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的性质与具体构成要件要素的本质,并且能够说明立法者未对特定基因编辑行为犯罪化的原因,因而具有合理性。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引发的伦理关注和规制策略

中国科学家发表的有关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的成果在世界科学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关注,国际科学界很快对此做出预警性反应,并通过国际会议和联合声明等形式划定相关的研究"底线",禁止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探讨负责任地开展人类胚胎编辑研究的规制框架。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考究——基于人的完整性视域

人的完整性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标识"。为保持人类的存在与延续,人类有责任去尊重和保护自身的完整性。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作为一种直接操纵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其对人的干预能否获得伦理上的辩护与包容,只有借助人的完整性概念才能做出明晰的界定。一方面,成熟的治疗性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对人之身体完整性与精神完整性具有一定的守护性,在伦理上是可辩护的,而增强性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与颠覆性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则与之相反,应伦理地拒斥。另一方面,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如未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物种完整性,在伦理上是可包容的,反之则会导致人类物种日趋衰退甚至不复存在,因而是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与监管对策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为患不治之症的孩子带来了希望,它促进了人类的生命健康,但也对现有的社会伦理体系产生了冲突,引起了技术风险、权利责任、社会平等等方面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对人类胚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进行思考,目的是有效化解科研活动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使该技术能够更好地改善人类生命健康。解决这些伦理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应有针对性,可通过制定伦理规范准则,加强科研人员、医疗工作者伦理道德修养,设立独立的伦理审查机构,重点支持技术革新,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等,来加强对此项技术的监管,确保该技术的安全应用。鉴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成熟,目前只能允许有限使用,待技术成熟之后方可开展临床试验。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困境与规范路径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引起来自各界的高度关注和伦理性探讨。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分析21世纪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结果带来目的“善”与结果“恶”、科学价值与社会不公平、社会需求与价值扭曲、部分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等困境。阐释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规范路径,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有区别地促进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坚持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提高为人类服务水平;增强科研人员和医疗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求真”与“至善”统一;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规范建设,提高监督管理水平,以便促进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合理高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