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选取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13—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研发支出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提出制造业应加快数字化建设,加大研发支出,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等建议。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

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保障。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构建了一个反映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轻(重)污染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理论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有助于引导企业研发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最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主要提高轻污染、非国有和东部地区等样本组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利润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轻污染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促进作用大于重污染企业。因此,面对环境治理压力,企业应当主动承担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通过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

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影响机理实证研究——基于回归分析模型

为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对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收集2014~2023年477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机制。其中,选取数字化转型升级水平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投入为解释变量,选取企业规模、营运能力、成长能力、企业年龄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验证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促进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提升。根据实证结果得出: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应进一步加快对数字化资源的投入,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企业研发产出,从而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

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如何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基于数字化赋能的视角

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制造企业实现创新的重要路径,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学术界对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作用机理缺乏探讨。本研究从数字化赋能视角,基于“数字化转型—研发双元能力—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理论路径,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研发利用能力和研发探索能力,进一步影响中小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理论模型。本研究基于207家湖北省中小医疗器械制造企业的一手调研和档案数据,采用PLS结构方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小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将有利于其新产品开发绩效提升;数字化转型通过研发利用能力和研发探索能力正向影响中小制造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中小制造企业研发利用能力和研发探索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积极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通过进一步的定性比较分析,本研究得出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两大类前因构型。本研究结论对中小制造企业如何有效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北京高技术产业研发转化效率实证研究——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

应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北京高技术产业研发转化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的产出效率较为理想,而研发人员的产出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研发转化效率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各行业间差距明显;从影响北京高技术产业研发转化效率的因素看,产业利润和政府扶持对北京高技术产业研发转化效率都具有正向效应,市场结构对研发转化效率的影响不显著。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针对性提出提升北京高技术产业研发转化效率的若干建议。

论高质量发展及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基于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分析

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将会通过影响国外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活动的效率进而影响后发经济体创新能力主导模式的改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的过程中利用技术后发优势选择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作为实现技术追赶与创新增长的重要渠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的经济体与尚且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相比,关键在于实现了人力资本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型。未来,中国应加强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此实现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

数字化转型、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2011—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探究产品市场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此外,深入研究产权性质差异和地区差异对产品市场竞争调节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产品市场竞争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这一强化作用更多体现在民营企业与东部地区。

转变产品研发体系 推动电信企业转型

企业转型是商业模式的再设计,中国电信企业的传统商业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商业环境,亟需创建成功的新商业模式,实现企业转型。对于当前的中国电信企业来说,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实现从基于产品的研发体系到基于商业模式的产品研发体系的转变。基于商业模式的产品研发体系应与战略紧密结合,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和目标研发管理框架,并以客户为中心设计解决方案。

电信企业新产品研发的流程设计探讨

随着电信业竞争的加剧,电信价格战已不新鲜。面向用户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通过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才是竞争的取胜之道。文章着重探讨电信企业新产品研发生产流程的有关问题。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

加快贸易方式转型,对我国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安全高效稳定实现国际循环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匹配2001—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成本调节和创新激励的影响机制,显著削减加工贸易比重,并提高一般贸易比重,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在不同服务要素投入、不同服务要素来源、不同制造业企业、不同时期中存在差异影响。因此,优化国内制度环境、深化服务业开放以及提升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贸易方式转型效应的重要战略政策。

研发选择、市场拓展与生产率提升——出口企业的转型策略选择与绩效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研究不同出口贸易方式、出口强度对企业研发选择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不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中,一般贸易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混合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混合贸易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加工贸易企业。研究还发现,研发在短期内并不能促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原因是研发存在滞后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对生产率提升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无论哪种类型出口企业,低出口强度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出口强度;高出口强度企业拓展国内市场,降低出口强度都将提高研发概率与绩效。这表明,出口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积极拓展市场范围,充分发挥市场拓展与研发的协同效应,实现转型升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革新了生产要素体系、企业组织架构和生产模式,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从企业自身属性与外部时空差异角度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组别中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及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特别地,当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及自身加大研发强度时,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振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企业管理层应高度保持或提升数字化转型意识,地方政府精准支持数字化转型,培养数字化人才队伍,确保数据安全。

沉淀冗余、研发生产率与核心技术能力——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核心技术能力理论,构建了沉淀冗余、研发生产率、核心技术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以2010—2020年133家智能制造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了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沉淀冗余对企业核心技术能力具有负向影响,研发生产率对核心技术能力具有促进作用;研发生产率在沉淀冗余和核心技术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沉淀冗余通过降低企业研发生产率,进而对核心技术能力产生了消极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负向调节沉淀冗余与研发生产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