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庙会文化及其当代变迁

庙会是我国传统的民众节日形式之一。本文以河南周口地区的庙会为例 ,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有关理论 ,探讨了河南庙会的文化变迁。文章指出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河南庙会的活动内容已从传统的以祀神、娱神为主发展为以娱人、经贸为主 。

公允价值变动、列报位置与高管薪酬契约

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以来,如何列报公允价值变动及其可能的经济后果始终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为此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2年间披露的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与高管薪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列报位置由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列入利润表之后,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有所降低;且与计入利润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壮族歌圩当代流变论

壮族歌圩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壮民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对歌圩在当代的流变态势、流变规律、流变原因作整体把握 ,从文化自觉、审美多元化的角度探讨歌圩流变的深层意义。

从“市”到“场”——唐代长安庙会的兴起与坊市制度的破坏

寺庙或道观中进行的法事、斋会、祭祀等宗教活动渐渐与文化娱乐以及经济活动相结合,形成所谓"庙会"。在中国历史上城市格局的变动中,庙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格局来看,在唐前期形成严密封闭的坊市制度,但到唐中后期坊市逐渐被突破,进而向街市格局转变。唐朝中后期,长安城内佛道宗教活动日渐兴盛,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庙会开始兴起,寺庙和道观等地成为长安城内便利的经济交流场所,进而成为官府开场的便要处。长安城内一部分大规模经济活动也从"市"转移到"场",从而构成中古都城布局从坊市到街市的动态而有序的变化。

清末民初晋西北庙会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影响——以河曲树儿梁、山庄头等四村为例

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清末民初晋西北庙会既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又加强了乡民的社会交往,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文章采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庙会与乡村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究清末民初晋西北庙会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影响。

明清至民国时期任丘鄚州镇庙会变迁初探

州镇庙会兴起于明万历年间,清康乾时期达鼎盛,近代以后总势趋衰。前近代州庙会的酬神、娱乐、商贸功能并重;近代以后各功能皆有所弱化。该镇庙会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晚清、民国政府对州大庙、庙会政策与明、前清时期相比骤变,这是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区庙会变迁的显著特点。

庙会:对神的祈祀与乡民的休闲——陕北鱼河堡城隍庙会个案

以对神的崇拜为纽带的庙会不仅是乡民的心理空间更是乡民生活的公共空间。通过参与庙会,乡民将其民间信仰、社会交往、公共生活、休闲娱乐等融为一体,在农忙和闲暇之余充分享受这一独有的休闲生活。陕北鱼河堡城隍庙庙会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湘南庙会的变迁及其动因研究——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

对湖南永兴汉三侯祠庙会变迁的动因来说,总的社会环境是庙会变迁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是庙会变迁重要的推动力,地方非正式权力是庙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唐长安城胡人居所分布研究

唐王朝曾以其强大的经济、开明的政治以及包容的文化吸引了大规模的四夷入朝,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其中以踏着丝绸之路前来的胡人为甚,胡人在唐长安城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唐王朝社会文化风尚。以现存文献、新出土墓志和唐诗为研究资料,探析唐长安城胡人居所的分布规律和迁移轨迹,探明唐前期形成了以西市为核心、以胡商为主体的街西胡人聚居区和以东市为核心、以入仕唐廷的官员为主体的街东胡人聚居区,其中街西胡人圈在唐长安城胡人圈中发挥着主导力量;"安史之乱"后,胡人大规模自西向东迁移,唐中后期街东胡人圈更具群体话语权;此外,以祆祠为中心的胡人居所辐射分布规律长期稳定,投射出胡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变迁中的庙会文化与乡土重建——以川南林村天心庙会为例

与全国大多庙会相异,川南天心庙会应其福泽范围有限,并不具备商业性质,故而更为传统。通过对川南天心庙会前世今生历史变迁的回顾以及庙会场景的展示,得出庙会生死与乡村共同体繁荣与式微之间的互构关系,归纳出林村天心庙会的三大特征,并认为复兴庙会文化本身就是乡村公共性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之路。

日本庙会活动及其在高密度都市空间的适应性策略——以高円寺阿波舞节为例

伴随着宗教民俗功能的弱化,商业交流的式微,中国庙会在当代语境下逐渐衰落。反观日本,庙会祭祀活动经历过相似的窘境而后发扬光大,成为当代日本社会的重要文化活动,市民公共生活纽带,旅游参观热点和城市间软实力竞争的舞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从宏观角度简单介绍丰富多彩的日本当代庙会活动,并配合一个微观案例讲述庙会在当代高密度城市空间中的活动策略。

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

在历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存世画像较多,且一人拥有一正一异两种面孔,十分奇特。就朱元璋相貌变迁之政治文化动因而言,信奉相术的明成祖朱棣是其相貌的第一个"整容师",这是他试图用相学理论重新阐释开国历史的一部分,从而启动了朱元璋容貌变异的进程。其后,朱元璋的脸上被逐渐添加了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他的形象与故事在传播中愈传愈奇。在明代中前期,朱元璋相貌已由"奇貌"发展为"奇骨",却还未化作一副"猪龙"之形;但到了嘉、万年间,已完成"龙形虬髯"的转化。在朱元璋新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各自追求自己的"真实",并积极互动,从而在特定的叙事框架中形成一个奇异多变的朱元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