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在情人遗赠纠纷中的适用——基于私法与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的二元视角

遗赠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以遗赠本身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遗赠以外之事实为断。同时,情人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尤应考察当事人一方遗赠的动机是否是将性奉献与经济上的对待给付联结起来,抑或是存在其他更值得尊重的动机。但在私法视角下,情人遗赠的效力,总是呈现出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形态。而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权衡的视角下,各基本权利相互较量各自在具体个案中的分量,此种权衡和较量之结果体现在法律行为效力上,即既非完全有效亦非完全无效,而是在两者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因而更能适应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也更具灵活性。

论遗嘱自由的限制

从狭义的角度对我国遗嘱自由的限制进行了比较分析 ,指出其主要缺陷 ,认为我国未来立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应主要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制度等 ,并应借鉴特留份制度等外国立法 。

徘徊在规则与原则之间——评“二奶”受遗赠案的法律论证方法

一夫一妻原则是调整婚姻关系的基本原则 ,本案中遗赠人的重婚行为违反了这一原则 ;根据遗嘱自由原则 ,遗赠人有权依其正当意志处分财产 ,遗嘱自由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原则 ,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都受其约束。在本案中被继承人的遗赠行为非不具有正当目的 ,并不违反公序良俗 ;但被继承人的重婚行为 ,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法院的判决发生原则适用上的错位 ,将约束性行为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原则适用于被继承人的财产行为 ,而该财产行为并无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 ,应直接适用关于遗赠的法律规则。

论遗嘱继承中的特留份法律制度

特留份制度乃为平衡"遗产处分禁止主义"与"遗嘱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产物。特留份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继承权,为法定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所得享有。特留份权因继承开始而发生,也只有在继承人承认继承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特留份权。我国《继承法》中的"必要遗产份额"其性质并非特留份,而是借鉴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继份制度而设。必留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遗嘱人的财产处分自由,但其主要功能是充分发挥家庭养老育幼的职责,以减轻社会负担,而非专为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我国未来民法典继承编应当规定遗嘱继承必留份与遗赠特留份并行的双轨制模式。

对中国现行继承法遗嘱自由过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嘱自由过于放任 ,这与婚姻家庭法养老育幼义务不对应 ,与我国宪法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和整个法律体系不谐 ,与中国传统继承法律、家庭伦理道德不符 ,与国际继承立法冲突过大 ,不好接轨 ,有可能损害我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建议修改我国现行继承法 ,给特留份以应有位置 ,这也是与婚姻家庭法相配套的反对“包二奶”

论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的限制

遗嘱是自然人生前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民事行为。世界各国继承法都毫无例外地承认公民享有遗嘱自由权,从而遗嘱自由成为了各国继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遗嘱自由作为继承法确立的一项原则和制度,也不是绝对的。本文从"泸州遗赠案"引发的争议入手,分析出学术界之所以对这一案件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就在于我国继承立法缺乏对公序良俗原则的明确性规定。通过比较各国立法例中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和我国立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提出我国应当确立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限制的立法建议。

我国《继承法》修改中应着力协调的三种关系

民法学界对《继承法》全面修改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在确定哪些继承法律制度需要修改及修改的幅度时需要相应着重协调三种关系。从民法原理的角度观察,《继承法》修改中应协调遗嘱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关系;应积极回应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之间的关系;还应协调继承国家法与继承习惯法之间的关系。

特留份制度探析

特留份是为保护被继承人的较近的血亲和配偶的利益为一定范围的法定继承人特别保留的一定份额的遗产。特留份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以“不伦遗嘱之诉”为首开始形成了一套限制家父滥用遗嘱自由权的制度,即特留份制度。特留份制度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在其发展过程中日耳曼法对大陆法系,特别是法国法系国家特留份制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已被大多数国家采用。“特留份”与我国继承法中的“必要的遗产份额”相比较有其异同。我国应设立特留份制度。

论意思自治原则在遗嘱继承中的贯彻

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在遗嘱继承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本文在追溯遗嘱自由原则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对意思自治原则在遗嘱继承中的体现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并就完善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原则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国特留份制度之建构研究——基于比较法视角

特留份制度是各国限制遗嘱自由的重要措施,我国《继承法》未作规定,应当在修订《继承法》时引进该项制度,通过对被继承人强制性引导,以平衡继承利益与遗嘱自由,防止因滥用遗嘱自由而违背公序良俗,从而维护社会公益与社会公德。文章以学者制定的已有的民法典草案及继承法草案为研究对象,在比较考察域外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继承法的现状,通过分析特留份制度的理论基础,从"必留份"条文的存废问题、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特留份额的确定、扣减权的行使以及特留份权的丧失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为将来《民法典》继承编的制定尽微薄之力。

遗嘱的自由与限制——论特留份制度

自由与秩序都是法所追求的价值 ,自由成为现代私法发展的动力 ,而秩序则成为法所追求的目标。大量新案例的出现 ,使我们的继承法不得不重新面对自由与秩序的冲突与平衡。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不断受到遗嘱自由的冲击 ,我们如何在遗嘱自由与社会秩序中选择 ?我们如何去借鉴和移植国外的特留份制度 ?

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的比较研究——以中韩法律为例

特留份制度是各国限制遗嘱自由的主要措施。而我国继承法没有设立特留份制度,只规定了必留份制度。韩国法律规定的特留份制度的内容比较全面与完善。我国必留份制度与韩国特留份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构建我国特留份制度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简析《圣经》中的自由观念

《圣经》中的自由观念十分丰富。其中,《旧约》在论及自由时更为偏重其政治或社会学方面的含义,《新约》则更为注重其内在层面,往往把自由与罪性、死亡以及上帝信仰的实现综而论之。《圣经》对于自由的关注代表着人类思想探索的起步,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论我国内地继承法特留份制度之构建——以澳门地区立法为鉴

特留份制度源于罗马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对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和社会利益有积极作用,亦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地区继承立法的大势所趋。澳门特留份制度立法比较完善、颇具特色,对我国内地立法构建特留份制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民法典编撰之下我国夫妻共同遗嘱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随着人民法院审理夫妻共同遗嘱纠纷案件的激增,突显了共同遗嘱在实务中日益增加的现实需求。然而我国《继承法》对共同遗嘱制度一直缺乏相应的规制,导致各地法院对共同遗嘱纠纷案件的效力认定莫衷一是,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值此我国民法典编撰之际,有必要探讨我国夫妻共同遗嘱制度的构建,以期为人民法院审理共同遗嘱纠纷案件提供明确的裁判依据。

我国特留份制度构建范式的新思考

“特留份”制度的产生源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而且从立法上规定被继承人应当为配偶 和其他近亲属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已成为当今各国继承立法的大势所趋。目前我国特留份制度 仍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迫切需要加以完善。我国应借鉴两大法系有关特留份制度的先进立法经 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继承法中特留份制度的新范式。

论遗嘱自由与限制的平衡

遗嘱自由是继承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并为现代各国私法立法所普遍采用。在坚持遗嘱自由原则的同时,加强对这一原则的监督和限制,以完善继承法体系。建立专门机构管理有关继承和遗嘱事项,同时学习外国先进的特留份制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留份制度。对破坏家庭和谐且违反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的人,禁止遗嘱人遗赠财产给这些人。从而使遗嘱自由原则在限制中发展,做到遗嘱自由与限制的平衡。

浅析我国继承法之遗嘱自由

遗嘱自由作为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原本无可厚非 ,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各种价值观、伦理观激烈冲撞 ,在尚未形成稳定的体系之前各种社会矛盾大量涌现。为此 ,该种理所当然的“自由”必须受到适当的限制。本文从遗嘱自由限制的历史起源 ,各国立法状况及对我国现行继承法缺陷的分析入手 ,阐述了遗嘱继承中引入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特留份制度——社会本位的选择

不受限制的遗嘱自由会导致自由的滥用 ,使每个人都成为该滥用行为的潜在的受害者。所以从社会本位角度考虑 ,我国应当采用特留份制度代替现在的必留份制度来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

遗嘱与当代华北乡村家产制的变迁——财产自由处分和赡养的再结合

本文利用河北省李镇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司法所档案,及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所载的其中一个村庄——侯家营村的六次回访调查。借助档案中的遗嘱文书、问答记录和田野材料,考察了遗嘱继承在当代华北乡村的逐渐生成,以及遗嘱—赡养的结合。遗嘱文书显现出父母对财产自由处分的形成,而问答记录恰好提供了审视遗嘱生成背后的赡养问题,田野材料则为两者的连接提供了背景材料和相关事实,显示了遗嘱(财产自由处分)—赡养的相互勾连这一全新的经验事实,遗嘱—赡养的结合又进一步证实了村民普遍将赡养作为财产继承的前提。遗嘱代表着不同于清代和民国时期乡村的财产处分和继承形式,但是它却与赡养极好地结合在一起。民国至今,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变迁,法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财产继承上不变的是,财产和赡养的紧密缠绕关系。这既不能为继承习惯延续一说所概括,也不能被现代的“个人财产权”所解释。至于其未来变化的趋势,还有待于材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持续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