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审思

政策工具是政策文本的表现形式,也是政策目标和政策行动之间的连接机制,通过施用于有关部门与目标团体从而实现相关政策目标。文章基于28份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政策文件,通过工具分类、议题界定、政策编码的手段,遵循“政策工具—政策议题”的二维矩阵分析框架进行统计分析,将我国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的现状予以完整呈现。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可分为“改善基础设施、开发在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改革治理体系、发展师生能力、开展试点案例”六大议题。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存在政策工具整体结构失衡、内部运用失调、选择偏向单一的问题。在未来政策制定上,应调整政策工具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供给、加强试点示范与实践推进、优化政策工具与政策议题配置。

高位推动、注意力配置与中国政策扩散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传统渐进模式和以政策爆发为典型样态的非渐进模式,共同勾绘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整体图景,但鲜有研究对二者的生成机理进行比较阐释。依循注意力基础观的“情境—过程—结果”逻辑进路,注意力视域下的中国政策扩散分析框架包含“高位推动—府际注意力配置—政策扩散”三大核心链条。多案例比较分析结果发现:由高位推动嵌入主导的“吸纳-辐射”过程,是诱致压力型体制下大规模政策扩散的决定性力量;受府际注意力配置机制驱动,地方源创新的竞争性政绩建构,实现了对上级注意力的有效吸引,高层注意力的纵向传导,催化下级潜在采纳者注意力的再分配与聚合,形构出“地方首创—上级吸纳推广—地方跟进采纳”的一般扩散路径。不同高位推动策略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存在结构性差异,约束政策采纳议程设置的响应速度和集中程度,最终形塑出渐进或爆发的差异化政策扩散模式。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中国旅游电商政策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以186份中国旅游电商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综合使用政策计量、数据分析和人工判读等方法,全面梳理了中国旅游电商领域政策发展历程及演变特征,为今后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旅游电商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结果发现:中国旅游电商政策演进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2001—2008年萌芽期、2009—2014年起步期、2015—2019年上升期、2020年至今成长期;旅游电商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在线旅游企业和平台监管、扶贫语境下乡村旅游电商发展、智慧旅游和电商促产业发展等三大类,整体呈现出发文主体多方参与但合力不足、发文主题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等特征。未来需要在电商行业市场秩序监管、数字文旅产业创新、业态融合力促部门深化合作、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支持等方面增加政策关注。

政策工具视角下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基于31份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最为直接的路径。残疾人就业政策是促进和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依据。通过内容分析方法,构建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两个分析维度,使用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31份国务院发布的残疾人就业政策样本进行分析,探讨残疾人就业政策体系的内部逻辑、政策工具分布以及政策工具模糊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残疾人就业政策表现出路径依赖、政策高模糊性和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之下,提出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促进政策精细化和落实社会责任三项建议。

从“法制”到“法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推进路径

家庭教育政策是规范与支持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是推进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经历了以边缘性探索为中心的萌芽发展阶段、以系统性规划为抓手的改革发展阶段和以体系化建设为重点的深入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其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实施过程保障及话语规则均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家庭教育法治化是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家庭教育从“法制”走向“法治”,可采取以下推进路径:形成强化基础建设、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动力机制,秉持兼顾个体与社会、协调多元利益的政策价值取向,深化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建设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体现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反映民意的政策话语规则。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政策主要直接功能存在的差异,对规范性、分配性、导向性等3类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监控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的表现和结果展开分析,从利益逻辑、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动因。要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现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激励相容机制,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目标群体的民主法治监督能力和公共舆论客观理性,在减少政策执行层级的同时加强跨层级治理。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G7成员国数字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基于政策主体、工具与主题的三维分析

教育数字化转型正推动着教育体系变革和劳动力市场重塑,以G7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政策调整以适应这一新形势。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以G7成员国的七份数字教育政策为样本,构建“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主题”分析框架,对文本逐篇编码,多维度分析各国数字教育政策趋势与异同。研究显示:政策主体维度,各国已基本形成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治理结构;政策工具维度,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三种政策工具整体运用相对均衡,但内部结构呈现出重供给型、轻需求型的失衡状态;政策主题维度,各国关注点多样,旨在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来改变教育的组织架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解决教学质量问题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借鉴G7成员国数字教育政策经验,可从推动多主体共同参与、理性挑选政策工具箱、动态性调整政策内容等方面持续优化数字教育政策。

短视频平台公共政策传播的信息框架效应——基于“双减”政策的视频内容分析与实验

[目的/意义]短视频作为新兴的互联网信息表达方式,已逐渐成为政策传播的重要工具。探索短视频平台在公共政策信息传播中的效力以及受众采纳意愿,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研究设计/方法]以“双减”政策为例,根据框架效应理论和信息采纳理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归纳总结短视频平台中“双减”政策信息框架的组织方式,同时分析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此外,采用在线控制实验法验证了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受众采纳意愿的影响。[结论/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中有近四成的信息使用了目标框架,其中损失框架居多,多数采用集体主义视角和非叙事陈述方式;目标框架、文化框架、叙事框架对受众的评论、转发、点赞意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双减政策信息中,损失、收益框架,集体、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叙事和非叙事要素都能增强受众的采纳意愿,并且目标框架与文化框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创新/价值]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宣传部门及相关政府机构优化政策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效果具有启示作用。

政策衔接: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

政策衔接作为公共政策实践中的常见现象,是不同政策间相互连接和协调的政策过程,旨在确保关联政策的连贯性、互补性和协同性,呈现结果与行动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融合的特征。在现实场景中,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公共政策常常面临一定程度的分立与冲突,导致政策执行者往往面临工具不统一、目标不一致等难题。为了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效能,在多重任务导向下,政策衔接成为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首先,在政策衔接功能上,关联政策的目标弥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方向的明确性、工具组合使用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手段的合理性、资源整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资源的匹配度。其次,在政策衔接过程上,通过政策转译实现与上级政策的衔接,延展政策的情境适用性;通过政策协同实现与同层级政策的衔接,提高政策的系统整合性;新政策通过政策接续实现与旧政策的衔接,增强政策更迭的稳定性。最后,在政策衔接的结构保障上,为消除治理结构中的不利干扰,采取赋能正向行动的可行性建构,提升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政策的合意性与稳定性;借助程序与结果的合法性建构,确保政策衔接过程符合制度规范和社会规范、衔接结果获得内部认同和社会认同,避免政策制定者的偏离行为破坏政策有效性。总之,政策衔接的三种样态及其相互交叠,有助于缓和科层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张力、缓和专业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张力、缝补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裂隙,共同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与时间命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我国融合教育政策变迁的三维审视与展望

融合教育保障了残疾学生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位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融合教育改革与发展受政策推动、引导和调整,政策反映了社会中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假设。运用“工具—要素—时间”三维分析框架对我国融合教育政策变迁历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融合教育政策经历了解决残疾儿童入普通学校难的问题、扩大融合教育规模、兼顾规模与质量、向高质量融合教育发展迈进四个阶段。伴随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融合教育发展,融合教育政策中的工具选择及其组合更为科学有效,融合教育政策中的支持要素也更加适应残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为实现高质量融合教育发展目标,未来的融合教育政策应做好顶层设计以推进融合教育法治化建设,合理组合多种政策工具以解决融合教育发展困境,完善融合教育政策内容以优化融合教育支持要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支农政策的演进特征与发展趋势

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层面颁布的324份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发文变迁、发文类型、发文部门、主题演化、作用对象共五个维度分析我国金融支农政策的演进特征与发展趋势,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支农政策文件在数量上整体呈现递增趋势,绝大多数以意见和通知的形式颁发;政策发文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跨部门联合决策程度较高,但部门间协同性有待提高;政策着力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政策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精准脱贫阶段,政策聚焦于创新金融扶贫机制,以促进农户脱贫增收;乡村振兴阶段,政策聚焦于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焦点变迁与演进规律

中国为发展数字经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前已形成较完备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规范与引导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为了揭示不同时期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变迁的演进路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本文在构建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对1977—2023年国家层面颁布的数字经济政策展开文本挖掘与政策梳理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历经萌芽、信息化、“互联网+”、数字经济四个演进阶段;②政策发布数量阶段性差异明显,总体呈现波动性增长,政策发布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③政策焦点具有阶段演化性,随着国内外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在关键历史事件推动下,数字经济政策重点从基础生产制造逐渐转向研发与应用。

从技术发展到政策创新:体育科技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体育领域中的融合发展,体育科技创新逐步成为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和世界体育国别竞争的核心要素。从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视角分析体育科技创新的内涵与要素。认为:体育科技创新要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人民为中心”“双轮驱动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发挥技术发展、政策创新、体育科技需求等核心要素的驱动作用,提升国际体育科技竞争水平,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基于当前我国体育科技创新存在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发展水平滞后等困境,提出提高基础性科学研究水平、抓好体育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体育科技人才体系、推动体育科技创新协调发展、深化体育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体育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生态体系等驱动体育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逻辑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党和政府为此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断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机制。我国留守儿童政策经历了萌芽期(1996—2007年)、形成期(2007—2016年)和深化期(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留守儿童政策制定有其内在逻辑,从关注留守儿童基本教育保障到关心弱势群体教育,维护教育公平,再到促进教育脱贫与实现乡村振兴,政策制定的立意持续深化,内容不断丰富,成效日益突出。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寄宿制学校新型教育模式,设置留守儿童专项经济资助经费,进一步健全社会关爱体系,构建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评价机制,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政策工具和政策特性视角下《数据安全法》内容解析

数据安全是数据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政策文本为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分别从政策工具和政策特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在政策工具视角下,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大,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则相对缺乏;从政策特性角度看,具有数据保护的义务性、数据获取的规范性、数据应用的需求性、数据责任的具体化四个特性。

科技助力体育的时代背景、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在科技赋能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已成为体育领域优化和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理清科技助力体育领域的外在条件与内生需求,科技推动体育发展变化的动力逻辑、运动场景需要的应用逻辑及体育产业转型的变革逻辑;着重以透过客观事实探究问题本原,剖析体育科技研究与应用困境的主要表现、重要问题和本质原因;在紧抓自身治理与侧重社会协同的内外路径下,结合政策手段提出综合思路对策,以此引导支持科技助力体育,持续推进体育发展。目前,体育科技战略体系在依托现有社会经济基础与分配关系上,无法支撑其克服研发应用的粗放局面,以实现长效稳态运行,这一问题解决对于体育领域各项工作能否有效实现社会化与市场化亦至关重要。在治本上,应加强民生建设,壮大实体经济,完善分配机制,合理制度安排,实现体育与民生联动发展;在治标上,集中体育科研力量于专门分工具体领域,再过渡覆盖到整个体育领域,研发体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完善成果转化和人才绩效的评价机制。

世界一流大学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框架及内容要素研究

[目的/意义]针对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展开调研分析,以期为国内科研机构制定与完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提出政策建议。[方法/过程]本研究首先调研了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其次归纳了其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所包含的政策类型及涉及的相关政策法规,然后分析了各个政策类型应涵盖的与开放科学数据相关的政策内容要素,最后针对我国科研机构制定与完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结果/结论]建议国内科研机构参考与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政策实践,尽快制定涵盖个人数据保护、科研档案管理、科研诚信管理、科研伦理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在政策制定层面支持科学数据、原始资料、科研档案的协同管理,以期确保在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内遵守近年来持续调整的各类相关政策法规,并关注科研机构与资助机构、出版机构、数据知识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之间的政策协同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肺结核主动筛查+全疗程住院治疗”模式对患者发现的效果

目的:定量评价“肺结核主动筛查+全疗程住院治疗”模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和田地区肺结核患者发现中的实施效果,为新疆肺结核防治工作的稳步推进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2012年1月至2021年12月新疆和田地区及未实施全疗程住院治疗策略的新疆其他地州肺结核报告发病数据。利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肺结核报告发病率的时间趋势。以2018年7月作为“肺结核主动筛查+全疗程住院治疗”模式干预时间点,根据是否设置对照地区,分别构建单组中断时间序列(interrupted time series, ITS)模型和设置对照的ITS模型(controlled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CITS)分析政策干预效果。结果:2012—2021年新疆和田地区肺结核报告发病率最高为2018年的465.10/10万(10 278例),最低为2021年的129.40/10万(3241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AAPC=-4.5%,P<0.05);2012—2018年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APC=10.8%,P<0.05),2018—2021年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呈快速下降趋势(APC=-29.0%,P<0.05)。ITS模型分析显示,和田地区实施“肺结核主动筛查+全疗程住院治疗”模式后1个月(2018年7月),报告发病率增加16.859/10万(P=0.001),新型模式实施后的长期效果为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β3=-1.098,P<0.001)。CITS模型分析显示,和田地区在新型模式实施后1个月(2018年7月),肺结核报告发病率明显增加,增加量比对照地区高14.751/10万(P<0.001),新型模式实施后长期效果为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平均每月下降0.815/10万(β5+β7=-0.815,P<0.001),下降速度大于对照地区(β7=-0.931,P<0.001)。结论:新疆和田地区实施“肺结核主动筛查+全疗程住院治疗”模式与肺结核报告发病率之间存在动态因果关系,该模式促使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在短暂地上升后呈现下降的长期趋势。实施该模式对控制结核病高负担地区肺结核疫情具有明显优势。

试点:一种重要的中国公共政策机制

试点是根植于中国的公共政策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之一。试点显著区别于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策过程,它越过了大量有关议程设置与方案选择的政策讨论。政府通过试点在正式实施一项政策之前授意少部分地方先行实践,检验模糊政策目标的适切性或探索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与路径。试点降低了政策争论导致悬而未决的可能,减少了直接推行一项政策的调适成本和潜在风险,是中国公共政策适应性的重要来源。试点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当代中国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较好地支撑了试点在总体上的有效性。面向建构中国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目标,有关试点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试点概念,揭示试点背后的多重逻辑,抽象开展试点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