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皇”葡萄在广西南宁引种表现及一年两收栽培技术

为解决广西鲜食葡萄栽培品种单一化问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广西葡萄品种种类,引进“黑皇”葡萄进行种植。通过连续2年4个生长周期对其植物学特征进行观察、记录,并研究配套的一年两收栽培技术。结果表明:“黑皇”葡萄在广西南宁地区表现出花芽分化好且整齐,果实着色正常,品质优良,适合在广西南宁避雨栽培条件下进行一年两收栽培。

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彭州竹瓦街出土青铜觯考源

四川彭州竹瓦街曾于1959、1980年两次发现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窖藏,计出青铜器40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为殷人铜器。殷人铜器在成都平原出土,学者以为是蜀人随武王伐纣获得的战利品。其实,也可能是周公东征之后,大规模分割迁徙殷遗民,某个擅长制造青铜器的殷遗家族,不愿接受周人的统治,便不惜翻越崇山峻岭,远为迁徙,最后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到了这里,对所归附的蜀地贵族不仅赠送了原属自己的青铜觯、尊,还帮助仿造了一批既有蜀地特色又与中原铜器相似的青铜容器和兵器。这或许就是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杂有殷人铜器的由来。

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新见十九祀免簋历日与王年考

据新见十九祀免簋铭文“隹王十又九祀,正月既生霸庚戌”之记载,可知该器是一件王年、月份、日干支及月相四要素俱全的西周时期重要青铜器。文章在学界判定该器为西周中期之器的基础上,以月相定点说,采用“四分历”的古天文历术为技术手段,考定免簋所载王年与历日应当是:周穆王十九年(前988)正月十五日,正月初一朔日为乙未,实际用历司历应取为丙申朔。

“文王征伐”故事的叙事转向:从颂扬武功到圣德书写

周文王是周代历史文化遗存中被尊奉的显赫先祖,是儒家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一环,其施行的“文王之政”被后世君王奉为治政标杆。相较于“文王之政”,有关文王征伐之事的书写较为稀少。爬梳文献可知,周原甲骨中已记载有文王征伐之事,至东周,典籍中记载的文王征伐故事以文王德化邦国进行了文饰化处理。至两汉,汉人不仅绍继文王盛德的基调,而且将文王征伐之事融于文王圣德的书写中,以“文王有征伐之法”[1]评判。概言之,“文王征伐”故事书写的变迁展现了周人直至汉人对周文王文德记载的大力改塑过程。

周代“内圣外王之道”系统评析

周代重人轻神,认为人间的幸福最终由人自己决定,于是区别于殷人热衷于探索占卜的“神道”,转而热衷探讨“人道”。周人探讨的“人道”,是围绕着“内圣外王”的思路展开的。“内圣”指自我道德修养,“外王”指经邦济世。对于士大夫而言,“内圣外王”之道要求坚持正道直行,不同流合污,天下有道就出仕济世,兼济天下,天下无道就深藏归隐,独善其身。对于君主而言,“内圣外王”之道要求以身作则,“成己而后成人”,通过“内圣”赢得民心,称王天下。“内圣”是“外王”的依据,“治人”不过是“修身”的延伸。本文依据对周代典籍的全面研究,首次系统梳理、评述、阐释了周代“内圣外王”的“人道”思路与系统。其中强调的“身治而后治人”“内圣而后外王”的思想,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借鉴意义。

周代的“孝道”论与“孝治”观

周代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道德觉醒时代。在周代的道德观念中,“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孝”指对父母、长辈的供养、尊敬。周代继承从上古到夏商祭祖活动中的“孝行”并加以改造,从中抽象出自觉的、理性的“孝道”观念。《尚书·周书》《诗经》明确记载了西周的孝道观念。春秋末期,孔子、曾子对此作了重要发展。在此基础上,《孝经》提出以孝平天下的“孝治”观,孟子对“孝道”涵义作了进一步发展。战国后期,《礼记》《荀子》对“孝道”内涵作了补充和深化。《左传》《战国策》以赞美的态度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孝行,彰显着儒家“孝道”观念在这个时期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综合周代的孝道、孝治思想,提出“务本莫贵于孝”。文章基于对周代典籍的个案研究,对散见于其中的孝道思想做了集中的分析评述,对今天的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A query on the year of King Wu's conquest over King Zhou determined by 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Materials finding and astronomical methods for chron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ies on the event that King Wu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defeated King Zhou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questions on the year in which this event took place determined by researchers of 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of China in 2000.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on how to obtain primordial materials and how to use astronomical methods in the chron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both the new astronomical methods (the Moon Age Calendar Method and the Direct Solving Method) and the calculation based on the confirmed real-time materials, especially scriptures on oracle bones and bronze vessels, this paper obtains a mo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result, putting the event at BC 1040 to BC 1030.

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

西周王巡活动反映了早期王权运作的特点。周王常行至畿内大贵族的宫庙,对隶属于大族的小宗宗子或师氏等中下级贵族加以册命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势力,形成王与大小贵族权力相维的体制。周王频繁巡行于西周多座都邑之间并处理政务,弥补了早期交通条件及管理手段的不足,同时亦是对都邑内贵族势力的制衡。周王亦常巡至畿外,裁决涉及地方族邦的诉讼,召集邦君、诸侯举行宴饮、大射等活动,借此拓展王权的影响及考察诸侯是否忠顺等。春秋以后随着统治制度的完善,君主频繁巡行失去了必要性,巡游逐渐被视为君权任性的表现,开始受到某些道德原则或制度的约束,儒家所提倡的巡守之制正是针对早期王巡活动所做的制度规范。

殷纣“炮烙之刑”释疑

殷商“炮烙之刑”重点在“炮”,原意为烧杀,它与辽的“炮烙之刑”重点在“烙”,即灼伤,是不同的。殷纣的“炮格之法”是殷商“炮烙之刑”的一种具体执行办法,即在用薪或焦炭烧死人前,加入了罪犯在圜木(而非铜格、铜柱)上行走的娱乐成分。殷纣的“炮格之法”,惩罚的并不是自由民,它对外惩罚诸侯反叛者,对内惩罚有怨望的百姓。

周密生平新考

周密是南宋文史巨擘,因史、志记载阙如,故生平事迹不彰。自清万斯同以来,勾稽史料为作谱传者甚多,夏承焘《周草窗年谱》后出转精,详细地梳理了周密的家世、生平。嗣后学者虽续有订补,但仍有未及、未确及错讹之处。本文根据新刊《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珊瑚木难〉》,综合其他各种史料对相关问题辨正驳误、探赜索隐,勾稽出了周密的翔实仕履,以期对其获得更加准确的了解。

周、郑葛之战析论

春秋初年的周、郑“葛之战”是周天子与诸侯国、卿大夫和王权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也是周、郑关系从“晋郑是依”到兵戎相见的矛盾爆发的结果,更是特定历史阶段国家向前演进的重要转捩点。“葛之战”从政治和文化方面昭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

《公羊》学理念与司马迁对厉世政治的书写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周厉王出奔次年为纪年之始,凸显了周厉王在《史记》叙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其在汉代《公羊》学“拨乱世而反诸正”及“大一统”尊王思想的影响下,希望仿照孔子修撰《春秋》的行为,在所撰史著中呈现出由乱达治的历史运动过程。司马迁在凸显周王室“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并忠实记录春秋以来周王室丧失上述地位的历史现实。为缓和观念与事实分离所形成的张力,司马迁又从西汉王朝承秦而来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将春秋战国时期僻居西陲的秦国列为《史记》十二本纪之一,以春秋以来秦国的纪年上接西周王年,从而在历史书写中倡导并践行了“以秦继周”的历史观。

三年■壶历日考

陕西扶风县于1976年12月发现了三年■壶在内的一大批青铜器。学界对此三年■壶所属王世莫衷一是,有共王器、孝王器、懿王器、夷王器及厉王器五种不同的观点。本文在综合考辨上述诸说的基础上,立足四分历,仍持月相定点说,并结合■鼎历日,考定■鼎、三年■壶所载历日与孝王三年历日吻合,即谓■鼎、三年■壶当为孝王三年器。

南方追孝鼎铭文考论

南方鼎为西周中期偏早的铜器,其铭文的姓氏特点及祭祀对象“公仲”等内容表明,南方其人属西周名门南宫家族的南仲氏一支之小宗,所做铜器可揭示了西周世族的分宗特点,并结合相关金文和历史资料分析,不同分支在西周社会的生存发展不仅依赖其在家族的地位,更需自身的自强和努力。

商纣罪恶附会钩沉

对于商纣王的暴君形象,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形重新理性辨析,从而才能接近历史的本象。关于商纣王恶声恶行的记载应该是层累叠加的结果,最早出于周人的宣传,更多的是基于不同族群、不同时空催生的偏差所致。商纣王应该是一个予智予雄的暴君,只是其亡国殒身的悲剧命运负载了敌人与后人太多的附会,而其本身之恶政应该没有传统观点那样极端。

明清瓷器上“文王访贤图像”的设计特征研究

访贤图像在明清陶瓷中大量出现,因其既展现了帝王礼聘贤士的高尚品格,又蕴含着受聘入世、一展抱负的美好愿景,而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同时来自中国画、民间版画、小说也为瓷器图像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本文以瓷上“文王访贤图像”为线索,通过探究其来源、图式的借鉴与强化和图像中主体人物形象、符号元素、叙事情节来分析其设计特征,为陶瓷人物故事图像的解读提供些许思路。

永嘉学人周南交游考略

周南是南宋时期一位声名不显的中下层士人,因师从叶适学习十余年,永嘉之学对其有深刻的影响。活跃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周南所作的《山房集》留有百余篇诗文存世,可从中看到他主要的交游信息。周南一生的交游网络主要包括师长同门、同僚、姻亲及同乡士人,既有宰执官员与名家大儒,也有多位下层士人,他的交游圈对其思想与仕途的影响都颇为深远。从周南一生的经历与交游活动中能在一定程度窥探到南宋中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学术纠葛,这有助于摆脱既有研究对于高官大儒的囿限,揭示低阶士人官僚的经历及作用。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