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悉具书”与“《春秋》遗意”: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之再比较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均记载了云南地区史事,且表现出不同的史学特征。内容方面,《旧唐书》的记载丰富、翔实,却有“委悉具书,语多支蔓”的问题;《新唐书》叙事简略,但亦“删削过甚”,有害于史书意涵的准确表达。义例方面,《新唐书》较之《旧唐书》更能体现出“《春秋》遗意”,但并未完全落实于史书内容。总体来说,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保存了云南地区相关史料,反映出唐廷与西南割据势力的客观历史关系及深沉的时代气息。

从两《唐书·韩愈传》的比较看韩愈形象演变

《新唐书》与《旧唐书》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历史文献,二者皆为韩愈立传。但两篇传记在内容安排上有所不同,其差异主要呈现于有关韩愈的生平家世、品性好尚、政治经历、采摭古文、概括评价以及对于传记的整体安排上。通过对二传载文差异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呈现出的韩愈形象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了演变,析其原因也进一步透视出两《唐书》在时代与撰者的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文学史观。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

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释证

温庭筠是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和词家,《旧唐书》本传记载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两句话不仅是对温庭筠行为和创作的描述,而且也是对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本质和音乐功能的揭示。温庭筠对与音乐相关的两种文体——乐府倚曲、词体创作,都做出很大的贡献,新出土的温庭筠所撰的《杨辇墓志》表现的倚声观,更有助于对温庭筠乐府和词作的理解。词是"声"与"诗"逐渐融合而又不断变化而形成的新的音乐文学体式,温庭筠在这一体式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主体角色。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两唐书·唐休璟传》补阙

唐休璟是唐代著名边将和朝中重臣,其战勋政绩,《两唐书.唐璿传》多有阙漏,且叙事时有颠倒,所记年代亦率多模糊不清。本文根据《右仆射太子少师唐璿神道碑》,参稽《册府元龟》等散见资料,复原了唐休璟以安西副都护、检校庭州刺史、西州都督、西州刺史等主政西域时期的重要事迹,及东返后又领灵州都督、灵武道大总管、幽营都督、安东都护等重要军职,出任朝中宰辅时期又先后参加了废周兴唐、唐隆政变时期的禁中密会,及其老年四次致仕、三次复出的事迹。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疑义考辨

武则天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然《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存在诸多差讹,不仅有夺字、衍文、形误等,且不少史实均有出入。在此予以考辨,以求对中华书局组织的正在修订中的"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有所裨益。

安禄山干亲结拜史事考评

安禄山是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他热衷于发展干亲结拜关系,不仅与多人结拜过,还收认多人为义子,包括其八千亲兵,成为史书上收认义子亲兵数量最多者。安禄山发展干亲结拜关系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干亲结拜风俗、唐朝皇帝的干亲结拜倾向、唐朝武将的干亲结拜嗜好等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通过干亲结拜,安禄山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平台,巩固了唐玄宗的宠信,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掌握了朝政动向,从而为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从壮语及壮语派生的文化遗产研究中探索壮族历史的悠久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壮学研究(二)

壮语是壮族的外在标记。壮语中蕴涵着丰富的壮族历史文化内容,与之相关的壮语地名、古壮字和壮族古籍是壮语派生的文化现象,也是壮族先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透过壮语及相关的文化现象,可以探索壮族历史的悠久性。要发掘整理和研究这些文化遗产,弘扬其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来指导。

《旧唐书·地理志》江南、剑南二道勘误若干则

对《旧唐书·地理志》江南、剑南二道记载的讹误缺漏之处进行了勘误订正。

《旧唐书·高祖本纪》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之差异

《旧唐书·高祖本纪》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是记载李渊生平事迹的两部重要史料,然而这两部史书所载的出入甚大。在对两书的具体内容与成书背景进行考察比较之后,《大唐创业起居注》显然更为可信。

点校本《旧唐书》疑义考辨(一)

《旧唐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材料,然因修书时值战乱之后,许多经籍散乱不存,或流落民间,又仓促上马,一蹴而就,客观上造成了修书质量难以提高。书中不仅存在鲁鱼亥豕之讹,张冠李戴也时或有之。其他年代、地名、史实等也有混淆不确之处。在此就疑义予以一一考辨。以冀对中华书局组织的正在修订中的"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有所裨益。

《旧唐书》本传所叙唐人著述《经籍志》未见载者知见录

《旧唐书》中的人物纪传多叙及唐人所著书的状况 ,检之《经籍志》 ,多有失载者 ,或虽有载录 ,亦有不详或矛盾之处。《旧唐书·经籍志》本开元时之目录制成 ,失载者甚多 ,不止中晚唐多有失载 ,初唐亦失载不少。

清末徽州塾师胡廷卿的乡居生活考察——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为中心

《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翔实地再现了一个晚清徽州塾师的生存实态。胡廷卿出身乡村书香门第,秉承家学,一生执教私塾。寓居塾馆之际,胡氏常为四邻排忧解难,且积极参与宗族事务管理。在《账簿》所涉的清末祁门塾师中家庭中,其治生之道仍未出传统的耕读模式。胡氏兼营茶叶种植和销售,其时农村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民间借贷融资活动异常兴盛。

简论《旧唐书》中的唐五代新兴词语[1]

研究汉语新词的方法,主要是依据某种事物或者现象产生于某个时代,从而确定代表它的用语为新词。《旧唐书》中记录的唐五代新生事物所涉及的新词,主要有科举考试用语、新兴的赋税名称、新兴的商业贸易类词语、新兴的职官制度词语、新兴的法制方面的词语等等。作为近代汉语的起点,研究唐五代的新词新语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书名变异考——《唐人著述考》之一

对比《旧唐书》之人物纪传所记与《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 ,得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唐人著述名称与原书名有所变异者 48种。

《旧唐书·太宗本纪(上)》疑义考辨

对《旧唐书·太宗本纪》上卷中存在的疑点,包括夺字、形误、音误、漏句、衍文等方面进行了考辨,提出了20条疑义以及修正意见。

点校本《旧唐书·李百药传》校勘

刘昫的《旧唐书·李百药传》校勘差错较多,差错的类型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标点错误1例、名称错误4例、用词错误6例、脱文多字4例。

漠北回鹘碑铭与汉文回鹘史料比较考证

回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民族,我国古代的史书对其颇有记载。其中关于回鹘起源到744年建立漠北回鹘汗国,直至844年汗国崩溃的记载,又以两唐书中《回纥传》《回鹘传》较为详尽。然对比这两书记载,则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而发现于今蒙古国的几块回鹘汗国时期的碑文却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本文通过材料比对分析,对梅禄官职、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之死、骨力裴罗的去世时间、三姓葛逻禄的西徙时间等重新作了考订。

《旧唐书·郭子仪传》疑义考辨

郭子仪为唐室第一功臣。《旧唐书·郭子仪传》为研究郭子仪生平及"安史之乱"的重要史料,但内中不仅年代、名姓、官职有误,且重要史实均有可商榷之处,举疑义23例予以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