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百年来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研究编年

百年来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共计出土了六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此外还有被鉴定为伪卷的《蜀志.诸葛亮传》。各类著录及研究成果散见于海内外书刊,本文将收集到的资料按年代汇成编年,以方便研究者查找,偶有按语,略辨是非。

《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较论

《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是虚实结合和羽翼信史的典型代表,但学术界很少对两部小说作比较研究,尤其忽视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这与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通过素材与模仿、史实与虚构、艺术结构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三国志演义》的素材不仅来源于三国史料,也接受了列国故事的影响;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虽然仿效《三国志演义》的表现手法,但整体上仅仅是对历史材料作艺术处理,限于"信史"的创作观和历史素材的特点,致使结构松散。

试析陈仁锡《三国志评阅本》

陈仁锡《三国志评阅本》体现了明代后期与保守、空疏史学相背离的两种史学思潮,即针对明代空谈心性,他倡导经世致用,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具体有用的经验,给人们提供借鉴;针对明代学风空疏浮泛,他批评裴松之引神怪小说,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除此之外,陈仁锡还从泛道德化、臧否人物的时风转向形而下的事务关怀,以及注意从文学角度鉴赏《三国志》中的语言。

《三国志》点校本校读劄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是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但在校勘方面仍有可商之处。本文从校改不妥、改而未竟、当改而未改等几方面举例辨析。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三国志·吴志·虞翻传》10行残卷研究

对深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的《三国志·吴志·虞翻传》10行残卷之流传、公布、著录情况进行详细梳理,研究该残卷文字中分属于通假字、虚词和语篇的三处异文,指出其凸显古写本近古存真的价值所在。

《三国志》日译本释疑

《三国志》日译本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范例之一,就是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学风。本文对日译本提出的二百四十处疑问,结合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的辨析工作。文章主要围绕日译本作者提出的、尚未引起国内学者重视的内容展开论述,这之中有些能够解决的,也有尚待方家赐教的疑难问题。

《大汉和辞典》(补卷)所录《三国志》词汇与《汉语大词典》增补刍议

结合日本学者藤井守的《三国志语汇集》和《三国志裴氏注语汇集》,从成词条件等角度对《大汉和辞典》(补卷)中的30个词语进行考察后发现,其中11个词语或因汉语和日语成词标准的不同、或因古代典籍中用例较少而暂且不将其视作为词,其余19个词语可以增补进《汉语大词典》。

《三国志》今注今译的诤臣——《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评介

《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全面搜集相关研究资料,框架合理,重点突出,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微观探索,对已有《三国志》各家今注今译进行了大规模的匡正。以此为基础,作者对古籍今注今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思考,并提出了颇有创意的新见解。

记述三国史的著名史籍——《三国志》述评

《三国志》是魏晋间的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的材料来源,一为魏、蜀、吴三国的现成史书,一为有关记录和多方调查、搜集得来的史料。陈寿以《魏书》前4卷“魏帝纪”作为全书的纲领。另对三国人物作了各种名目的品评。《三国志》取材谨严,剪裁得当,叙事有法,文笔简洁。《三国志》以其突出的成就奠定了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取材于《三国志》的戏曲小说数千计,三国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越出国界,流传到日本与东南亚一带。

陈寿与《三国志》

作为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但由于部分篇章的内容,《三国志》受到众多非议,认为陈寿有曲笔回护之嫌。从陈寿的史识、史德出发以及当时所处环境斟酌,陈氏是比较中肯地记载了历史事实,并未有混淆历史事件,文章依据《三国志》部分章节对陈寿的史识、史德略加推敲,并求教于方家。

《三国志平话》中的“打”类词语及其源流考

《三国志平话》中的“打”类词语丰富,其中的“打”字主要有实义动词、实义动词语素、泛义动词和类前缀四种用法。在对“打”类词语进行历时考察后,我们发现“打”的“殴打”“攻打”“鞭打”“放出”“制作”“举”等实义动词义是由其本义“击打”引申而来;“打”的具体动作义进一步抽象化,发展为泛义动词;泛义动词再逐渐虚化为类前缀“,打”的这些用法大致体现了“打”在近代汉语中的基本用法及其语法化路径。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三国演义》与《春秋》叙事

罗贯中"有志图王",编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图王"的一种方式,虽然《三国演义》"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但却是理想之书,而其中最为理想化的追求,莫过于效法《春秋》叙事,以史演义,"裨益风教"。《三国演义》,以蜀汉正统观叙事,让世人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在直书、虚构中寓褒贬,让世人知"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

再论三国时期的“义”

"义"并不是一个具有主体意义的伦理道德范畴,而是一个附着物,是与其他道德、事物、行为相联系的中介,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人们行为道德的内在规定。在《三国志》中,与"义"有关的词汇则近70个,超过了"忠"、"孝"、"仁"三者词汇的总和。以"春秋之义"来表达时人的道德态度,指导、评价人们的行为和大量以"义"为名的杂号军职的出现是三国"义"伦理的两大时代特色。

从《三国演义》到书院课艺

笔者早年研读通俗小说,从民俗和误读的角度,探究过《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和传播接受。后来用编年的方式研究清代文学,对时间方面的考证尤为留意。近年来主要关注清代书院,试图以课艺为切入点,建构书院的文学图景。兴趣多变,所作难免粗疏;专精之学,仍需俟之异日。

“三国”研究数百年 学术原创谱新篇——读吴直雄先生大著《习凿齿与他的〈汉晋春秋〉》

吴直雄先生大著《习凿齿与他的〈汉晋春秋〉——兼论〈三国演义〉对习凿齿的承继关系》,赓续前贤"接着讲",在五个方面做出了突破。主要体现在:"思想论"方面,将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关联对读,揭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精髓为"百年逐鹿为一统",是出于《汉晋春秋》等习凿齿论著中的"越魏继汉"、"中华民族大一统"论。"立意论"方面,他秉持"实事求是"的史观,对英雄人物曹操等进行了历史还原,将习凿齿、罗贯中等标举的"中华民族大一统"论大旗传承与阐扬。"法度论"方面,他较好地吸收了刘勰《文心雕龙》"纲举目张,举一统万"的思想精华,立足于"渊源研究",交待、阐说写作缘起、问题由来、核心主旨、篇章概要、创新之处等。"史料论"方面,取材详备,旁征博引,重视研究学术争议性问题,对旧史料作出新阐释,对新材料阐发新价值,传承和弘扬了"以史注小说,以史证小说"的史学注疏方法和学术研究理路。"价值论"方面,他批判地检视了习凿齿《汉晋春秋》及《三国演义》的文化思想精华,阐扬了"仁爱"、"忠义"、"崇智"、"贵德"、"和谐"、"诚信"、"友善"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发掘了三国英雄人物的价值操守,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积累历史养分。

论《三国演义》中的音乐描写及其功能

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三国演义》的作者结合自己对音乐的擅长,在战争叙事中穿插上大量有关音乐的情节。在整部小说中,这些富有诗韵的音乐叙述片段具有预叙故事、引出人物、推进情节、舒气杀势等叙事功能。它在衔接故事、凝聚结构的同时,给人以刚柔相济、张弛相间之美感。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