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综述

清朝统治268年,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线索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的兴衰,而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本文将海内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加以综述。第一部分是基础研究,梳理研究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包括三个主题:清入关前的满汉关系研究、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满汉关系研究、鸦片战争至辛亥时期的满汉关系研究,附带介绍民国时期满汉关系研究。为推进这项研究,结语从研究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史料挖掘、概念澄清等六个方面略陈己见。

昭通镇营汛分布格局——以《营制总册》为中心

据道光年间红格本《云南昭通镇四营营制总册》的记载,清代昭通镇标下属四营及其汛塘设置、分布格局展受人口分布、交通线走向在昭通境内受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影响。清代昭通镇标下属四营,形成以前、左、右三营拱卫中营的形势,所设汛塘总体呈现出南密北疏的特点,并呈现以中、前二营汛塘分布的“棋盘式”格局和以左、右二营汛塘分布的“干线式”格局,这是雍正改土归流以后清代中央对其地方以“文资治理,武行弹压”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论清代八旗驻防的布局、目的与作用

清代八旗驻防分布格局是在关外惯例的基础上,依战事展开随宜设置,后随战争进程逐步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清代八旗驻防布局与驻防点的统计差异,是由驻防的动态变化及东北与新疆等地驻防的取舍标准不一造成的。康熙至乾隆时期,八旗水师成为战略布局的一个环节。清代八旗驻防的目的是中央王朝通过自己倚信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掌控国家全局。驻防的作用也是全方位的,它与清王朝休戚与共,是王朝盛衰的基石。

清代八旗驻防“事宜”类文献概况及史料价值

在民族史、清史、满学等学科对八旗驻防的研究中,除档案、文书与官、私著作和为数不多的驻防志以外,尚有各地驻防“事宜”类文献,鲜有关注。驻防“事宜”类文献修纂时间早晚不一,虽系官修却无统一名称与体例,内容也不一致。有些仅见于旧籍引文,少量为旧时刻本,大部以抄本、稿本传世,流传不广,部分善本则鲜为人见。从性质上看,或类于条例、则例一类政书,或为记录各地八旗驻防事务专书,或可视为初具雏形的方志文献。由于它大多取材于驻防营的案牍,许多是当地独有的历史记录,可补正史与方志之不足,且多有旧籍与志书所未载者,反映出各地驻防制度的原委与变迁,故不仅可信度高,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论清初八旗汉军词人

自清初开始八旗词坛崛起,并逐渐形成声势,成为清代词坛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八旗词坛兴起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汉军词人,他们是八旗词坛之开先河者,在八旗词坛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些顺康时期重要的汉军词人的词作内容和词风特点颇具特色,尤其是他们在词作中所表现出的旗人所具有的个性特征。

清朝庄浪八旗驻防考述

旗兵驻防是清代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庄浪地区从乾隆二年开始成为西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八旗驻防点。随着西域重入中原版图,庄浪满城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庄浪地区连接青海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地理位置,加之当地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八旗驻防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从而成为清朝稳定甘青局势,支援平定西域和维护边疆安全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从庄浪满城的兴衰,可以明确庄浪地区的地理形胜和军事地位,也可以窥见八旗驻防制度的一些特点。

清入关前满洲乌苏氏家族旗籍演变考证

乌苏氏家族世居于瓦尔喀、讷殷、海兰、长白山等地,是清代著名的满洲军功世家。乌苏氏在归附后金(清)政权后,隶属于不同旗籍。由于八旗制度下旗主与旗人紧密的隶属关系,因而乌苏氏家族成员所属旗籍的变化直接影响家族的政治地位。文章尝试对乌苏氏家族旗籍演变及典型人物事功加以梳理,以期对深入研究乌苏氏家族及清初政治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清代鄂尔多斯左翼后旗扎萨克驻地考

清代鄂尔多斯左翼后旗扎萨克驻地在何处?至今悬而未决。1650年,沙克扎受封第一代扎萨克时,王府驻地在喀什拉克河下游的巴彦淖尔村一带;1657年,沙克扎长子固噜斯希布袭扎萨克位后不久,将扎萨克驻地迁到今展旦召嘎查境内;1897年,图门巴雅尔袭第十三代扎萨克位后将王府建至树林召南营盘壕。近邻展旦召嘎查的海心圪卜至海子湾这一曾经的水域,是历史上的巴尔哈逊湖。距海子湾不远的大、小土城,即“古城子”,便是历史文献中所称的“巴尔哈逊”(城、城址)。清代鄂尔多斯左翼后旗扎萨克驻展旦召约240年。展旦召作为清代鄂尔多斯左翼后旗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旗赋论

赋是中国文学独立存在的重要文体,在清代取得了重大成就.入清以来八旗赋坛崛起,自清初至清末一直没有间断,其中不乏有影响的八旗赋家.八旗赋家的特殊身份和心理意识使得他们在题材选择、情感抒发、艺术表现方面独具特点,对清赋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清同治八年遵义教案与团练

清末遵义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教案之一。学界一般把遵义教案的两造称为“民教”。文章论述了遵义教案两造中与教民相对的士民应为“团民”,与教会相对的是团练,“遵义教案”从发生到结案的全过程,与主持遵义团务的李蹇臣家族颇有牵连,从而提出“遵义教案”是教会、官府和团练三方势力矛盾激化的结果,也与办团流弊有一定关系。

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

和硕特蒙古与明末清初甘青地区格鲁派寺院势力的扩张

17世纪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并以此作为根据地,通过武力征服,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和硕特蒙古尊奉藏传佛教,支持格鲁派,其对青藏地区的统治,不仅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也促成格鲁派寺院势力在甘青地区的急剧扩张,既大大改变了明末清初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甘青地方社会。

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

有清一代,在祖国东北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了布特哈八旗进行管理,实行这种制度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时间、实行八旗军政制度的原因、布特哈八旗的特点及其对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清代八旗诗人丛考

清代八旗诗歌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尚待加强的学术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诸如《国朝诗的》所收八旗作者,著名作家博明的生卒年及诗集,《戈鲲化集》保存的八旗诗人及诗歌,都值得认真考察。其中某些问题,不仅对八旗诗歌研究,而且对其他类似领域的诗歌研究,都具有启发的意义。

清代归旗制度行废述论

归旗制度是满洲统治者为防止驻防官兵丧失本民族特性、渐染汉习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却在要求归旗的同时,也默许了一些驻防官兵居留驻防地。满洲统治者于此间流露出的无奈之情,乃是时势所限。而归旗制度的废止,却为满族不同社会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分布全国的驻防群体的形成拓平了道路,是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也有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流向那里。所以,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各民族集团间出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几个方面,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入到当地社会的,他们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兼论清代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

清朝满汉文化的矛盾与融合过程,其最典型时期约有150年,即从天命到乾隆中期。八旗汉军不仅是这种矛盾斗争的产物,也是汉人满族化的例证,但仍是"在旗的汉人"。这种特殊身份,反映出汉军社会地位的双重性。汉军本身的改造和复杂的变化,使其成为瓦解八旗制度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汉军人已经成为满族走向汉化的媒介与桥梁,而淹没在广大汉人之中的驻防汉军八旗的重新汉化,不仅是乾隆帝实行汉军出旗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对旗人汉化的无可奈何的一种承认。清朝对汉军人的区别对待,并不具有民族差异的认识,完全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乾隆以后允许部分汉军仍留在旗内,其实只是对汉人仍然采取分化政策的表现。

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八旗科举在满清入关前即已开始举行,入关后时举时停,最终在康熙二十八年(1669年)实行兼试骑射政策之后确立下来。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发展,八旗科举制度日趋完备,逐渐成为八旗士人进身与仕宦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在满洲、蒙古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途径,既促进了八旗满洲、蒙古的"儒士化",也加快了满、汉、蒙多民族的交融以及满、蒙对于中原国家的归属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