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乐舞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结构——以青海黄南藏族传统仪式乐舞为例

代表着青海黄南传统文化的藏族乐舞仪式“六月会”,具有跨族群文化内容和多元审美形态。其各类文本中的程式(巫)和程序细节(礼)成为远古神话的符号。其乐舞文化包含三层叙事结构:精神信仰的濡化叙事,涉及乐的语义表述,依托于仪式中的程式与仪式人来进行;文化形态的情境叙事,涉及乐的语境表述,依托于仪式中以乐器为代表的能指来实现;娱情审美的情感叙事,涉及乐的互文表述,依托于音乐语言、音声、表演与受众的行为交互来完成。

宗教文化的身体解读

以人类学、宗教学相关理论对宗教文化中的身体进行发掘和考证。研究认为,宗教文化内含清晰的身体线索:宗教崇拜中的身体偶像经历了从自然灵魂崇拜阶段身体的缺位,向图腾灵物崇拜阶段的身体隐现,再到祖先崇拜阶段的身体显现的演进。宗教仪式曾经对体育活动占据全面的主导地位。体育的世俗化倾向和近代宗教对体育的适应性促进促成了附属于宗教仪式的竞技体育向独立竞技体育的迈进。宗教与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现代体育有"类宗教"回归甚至发展成新的崇拜的趋势。

小臣墙刻辞与商末献俘礼——兼论商代典册问题

小臣墙刻辞是一片性质有别于卜辞的记事辞例,记载了商代末年的献俘礼。商末献俘礼由告俘、献俘、赏赐三个部分组成,与小盂鼎所载西周早期献俘礼完全相同。小臣墙刻辞对献俘礼记载的详尽程度,与单条殷墟甲骨卜辞对商代祭祖礼、射礼的记载相比毫不逊色。另外,小臣墙刻辞具备了"文章"的特征,是与《典宝》《世俘》属于同一类型的文献,由此可以窥见商代典册的概况。

跪拜礼及其在汉代的应用

先秦至秦汉时期,单纯的跪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礼仪行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肢体动作。当跪与其他肢体动作组合所形成的动作才具有礼仪性质,即为跪拜礼。跪拜礼之"跪"已经完全没有"坐"的意义,不是人们为休息身体而采取的一种姿势,而是表现人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表达特定情感的一种体态。先秦时期只有顿首比较多见,九拜之礼真正形成系统是在汉代。秦朝的官僚机器只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而缺少官场礼仪的润滑剂。而两汉的官僚制度与官场礼仪的结合,使各级官员在行政时,明确了自己的职责,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位置,而敬上意识的加强,又使整个官僚机器上下关系更加顺畅。跪拜之礼在培养官僚敬上、位置、职责等意识方面的作用,姑谓之"以礼养官",此可谓是一条成功的政治经验。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论“黄帝”界说与黄帝精神——兼谈陕西黄陵甲申“中华大祭祖”

"黄帝"其称,拥有非常悠久、丰厚的历史底蕴。黄帝既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文明始祖",亦堪称"中华民族祖先"。他开创的"黄帝精神",具有"容、实、创、持"等基本特征。汇入当代"文化自觉"大潮的甲申(2004年)"中华大祭祖",是古今"公祭黄帝"史册中由"政治功利"复归"精神功能"的里程碑。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古代国家仪式在传统危机管理中的作用--以祭祀为研究对象

祭祀是古人通神、祭祖的一种礼俗仪式,常用来祈福求好、禳灾避祸。本文主要讨论了祭祀的起源和存在形式,分析了在自然灾害危机中常祀、非常祀、报祭等不同祭祀仪式在传统危机管理中的价值,以及祭祀在社会性危机中对获取政权合法性、缓和社会矛盾和治理战乱等方面起到的教化作用,以期对现代危机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

裕固族地区祭鄂博仪式中参与者的行为逻辑分析

通过对有关裕固族研究的回顾以及对社会结构与行动理论的梳理,将裕固族祭鄂博仪式中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分析祭鄂博仪式参与者在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互动机制?互动是否遵循一定的逻辑?在现代化进程中,仪式中各参与主体在行动、社会关系、规则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过程,国家话语权在整个社会变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行动者的行为。在祭鄂博仪式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及其代理人,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并遵循一定互动机制而做出选择。

人神之间:胶东渔民祭海仪式的象征意义阐释

海神崇拜是胶东沿海渔民的民间信仰,祭海仪式在海神信仰中最具象征意义,是渔捕文化的特殊形态。它探讨了胶东渔民信仰的四类海神及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祭海仪式且运用仪式与象征理论,以田横祭海仪式为例将渔民的祭海仪式的过程性分析置于人神交叉网络中,阐释祭海仪式这一文化行为的象征意义,对了解胶东区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彝族的山神崇拜

山神崇拜在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是普遍存在的,是彝族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山神观念的形成、对山神的祭祀仪式、山神崇拜的文化内涵几方面对彝族的山神崇拜作探讨。

神明之下的结合:论清代民间的神会——以徽州“神会”文书为线索

神会是人们以祭祀公共神祇为主要目的组成的一种组织共同体,通过神会的运行,来完成对于神明的共同祭祀。神会有经营会产与日常管理两个主要职能。在经营会产方面,有买卖、租佃、典、出借会资等交易方式;在日常管理方面,有处罚违规、调整经营规范、神庙维护、杂务处理、举办迎神赛会、接受捐献等职能。内部关系上,会户是按股出资,按股获得收益,会股可单独交易;外部关系上,相对方视神会为人的组合整体。若神会向大型组织发展,它的财产聚合性显现,独立性增强。

俗民祭祀群体结构特征——基于河北涉县俗民女娲祭祀活动的研究

俗民研究对于民俗学学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故对其研究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本研究更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分析俗民群体祭祀结构,把握俗民信仰生活的组织图式。俗民民间祭祀活动看似芜杂蒙昧却有其秩序性。围绕祭祀活动,一定空间范围的俗民组成了地缘、血缘和神缘三类祭祀单元。由此民间祭祀活动呈现出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基于多层级圈层结构的层叠祭祀、重复祭祀和交叉祭祀并存的局面;二是民间祭祀单元同时具有聚合力与离心力;三是在祭祀单元中,带头人和骨干起到决定作用。

以犬祈雨风俗成因考论

农耕文明讲求风调雨顺,因此对雨水有着极度的关注。每逢干旱,祈雨就成为一个极有代表性的祭祀活动。祈雨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就有以犬祈雨的现象。探寻以犬祈雨的原因有助于丰富祈雨祭祀的研究。本文认为以犬祈雨的原因有三种:一是犬图腾文化的影响,二是交感巫术在祭祀活动中的运用,三是物候。

象山开渔节祭海、开船仪式的传承发展

象山开渔节的祭海、开船等仪式传承了中华传统的“顺时取物”思想,延续了古代以法律法规保证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好材料。未来应重视对象山开渔节仪式历史与内涵的发掘,对其仪式资源的整合将有助于塑造其先进形象,扩大其影响,提升其格调,使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好案例。

牛与灵魂一起回家——黔南苗族砍牛送葬仪式调查与研究

这是关于黔南苗族一梁姓逝者丧葬仪式的调查研究报告,内容分"基本概况""LTP丧葬仪式""问题与反思"三个部分。其中,"砍牛送葬"是本次丧葬仪式的核心活动,也是研究报告的重点内容。笔者运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一是"砍牛送葬"不是某一族系特有的习俗,其区域性大于民族性;二是"砍牛送葬"的文化根源是祖先崇拜信仰。

论历代的刘备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刘备作为蜀汉政权的奠基者,在整个三国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刘备崇拜,始自蜀汉时期的帝王祭祀。南北朝时期,割据纷乱,往往因为政治需要,刘备崇祀地位稍获抬升。而到大一统王朝的隋唐,由于继承曹魏的正统,刘备地位随之下降。宋元以后,蜀汉正统地位确立下来,刘备形象中的"仁德"被彰显突出,这也巩固了蜀汉的正统地位,同样也推动了整个蜀汉人物崇祀与三国文化的发展。

苗族“祭鼓”与布依族“祈愿”中的音乐文化志述

苗族、布依族的原始信仰 ,以多神崇拜为特征。“祭鼓”和“祈愿”仪式中的音乐事象 ,比较典型地反映出这两个民族原始信仰的内涵。研究一个民族原始信仰中的音乐文化 ,其意义与价值 ,是在于探析其古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的演进状态。

道教对藏汉交界地区民间信仰的影响——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自明以降,在藏汉交界的洮州地区形成了以常遇春为首的地域性民间信仰体系——十八龙神信仰。道教在明王朝加强对边地的控制与治理、试图将符合国家意志的民间信仰置于国家信仰体系的大背景下,积极融入到对洮州龙神信仰的改造过程当中,全方位地参与了龙神信仰的构建,使最终定型的十八龙神深深地烙上了道教的印记,龙神日常的祭祀活动亦由道士负责,道教的斋醮科仪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向系统化、组织化发展的龙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与仪式之中,对洮州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祭品的“经权”逻辑——一个仪式解释的本土观点及其扩展讨论

文章以本土儒家"经权"思想对黔中鲍屯祭祖仪式中作为祭品的猪和“素碗”进行了解释。并认为当代汉人社会研究中经学解释的争论,其实是“小经学”与“权”之间的争论,而从“大经学”来看,经学可以有效解释汉人社会。基于这个观点,文章对“经权”思想与"实践"及“意识模型”作了比较,凸显了“经权”思想的解释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