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三大家”对清初金台诗人群体的影响

活跃于清初顺治时代京城诗坛,被称为"京师三大家"的王铎、薛所蕴、刘正宗三位诗人,对清初京城后进的金台诗人群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顺治末年至康熙初期的"燕台七子""海内八家""金台十子"等新兴金台诗人,多有受其教诲与提携者。

京师大学堂诗人群与近代宋诗运动

清末数年,同光体重要成员陈衍、陈宝琛、郑孝胥活跃于北京,他们身边因亲缘、地缘、学缘关系聚集了一批热爱宋诗的年轻人,随着这批年轻人的加入,同光体重又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这其中尤以京师大学堂诗人群为代表,其主要代表为梁鸿志、黄濬、朱联沅、林庚白、胡先骕、汪辟疆、姚锡钧等。

体变而嗣绝响 心怨而续骚意——初唐四杰赋对楚辞句式的承续和拓展

《楚辞》与《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诗心骚意为后人所取法。这种怨骚之情的表现既取法乎上天入地之骋想,也渊循于婉曲绵韵之殊句异词。本文从初唐四杰对楚辞句式的承续与拓展着眼窥蠡楚辞的衍变之迹。

杜甫诗歌中道家思想的体现

后世读者一直认为杜甫的思想是纯儒家思想,一生积极用世。但细究其诗歌,发现杜甫诗作中也不时流露出道家思想,主要表现为羡慕高隐、崇尚自然、追求及时行乐、藐视权贵等,虽然这些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始终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但透过这种闲寂的外衣,可以一窥诗人壮志难酬、功业无成的苦闷与无奈。

论“国家不幸诗家幸”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许多文学高潮和文学名家的创作高峰都出现于国家的衰败、灭亡时期及其以后一定的时段,赵翼将其总结为"国家不幸诗家幸"。本文指出只有将国家不幸的苦难转化为艺术珍品的诗人才是幸运的,并探讨了实现这种转化的原因及此类文本的特点,揭示其"工"在何处。

高启游仙诗初探

高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 ,一生创作了大量游仙诗。但他的游仙诗的价值至今未被人们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高启游仙诗的分析、研究 。

品初唐“四杰”诗歌魅力价值的时间律

初唐时期,当宫廷诗人用绮靡艳丽诗风点缀风雅之时,诗坛上相继崛起了锐意改革、位卑而名著的青年诗人"四杰"。他们在诗坛上首先树起了改革的大纛,拓宽了诗歌的题材,从市井宫苑走向大漠风光,从咏花草树木走向唱响人生情感的主旋律,使诗歌真正担负起了讴歌现实生活的使命。从"四杰"诗歌魅力价值的现时律、延时律、永时律等三个层面加以诠释,可以窥视其审美价值的传播意义。

李朝末期四大诗人爱国汉诗论析

在李朝末期四大诗人创作的汉文诗歌中,爱国诗歌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所创作爱国汉诗或哀伤国事,抒发悲愤心绪;或讴歌军民抗敌的壮烈事迹,彰显民族气概;或追念古代的民族英雄,寄寓爱国情感;或关注民生疾苦,吐露忧民情怀,及时地展现了突变的时代风貌和忧国忧民的主题。

破立视阈下的初唐诗学建构研究——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中心

太宗晚年齐梁余韵之回潮肇引出初唐诗学必破之格局。“初唐四杰”与陈子昂以“风骨”“兴寄”大旗欲立初唐诗学新面貌。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呼唤刚健诗风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践“风骨”之旨。陈子昂则超越“四杰”,秉承儒家诗教、亲爱风雅,援《诗》立文,以“兴寄”推动初唐诗学继续深入发展。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个身份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究其原因,这和陶渊明隐逸特殊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出"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与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黔东的四个“后现代”——印江四诗人近作简评

末未、朵孩、任敬伟、非飞马等青年诗人被贵州诗歌界称为"印江四诗人",他们的创作明显带有后现代创作倾向,但各自有着自己的创作特点,其创作将黔东诗歌推到一个相对的高峰期。

林冲的座次与范伯子的诗坛地位

《水浒传》塑造了众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林冲就是其中一位武艺高强、勇冠三军的草莽英雄;范伯子是晚清诗坛上桐城诗派的拓展光大者,且屡屡被援引为宗宋诗派的一面旗帜。这样两位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似乎永无在一起相提并论的机缘,但在钱仲联先生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这一文学批评体式中,范伯子即被比拟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武艺超群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与贫寒老瘦、手无缚鸡之力的诗坛祭酒到底存在何种程度的内在关联?饥凤悲时、孤麟泣遇的人生遭际或许就是钱仲联先生把林冲与范伯子等而论之的基调,而标格清峻、自拔流俗的胸襟器识又成为连接林冲与范伯子的桥梁与纽带,而林冲的座次与范伯子诗学地位的契合才是钱先生独具只眼论断的着眼点之所在。

唐末周昙、胡曾诗的《史记》渊源解析

《史记》之“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在唐末颇受诗人瞩目 ,尤其是咏史诗 ,更以其“咏以永其言”凝聚了唐末诗人深沉的《史记》情结。周昙、胡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位。他们皆善咏史诗 ,本文通过对他们诗作《史记》渊源的解析 ,探求了唐末诗人的《史记》情结。这种《史记》情结正是对《史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也是《史记》

《河岳英灵集》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盛唐殷瑶《河岳英灵集》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之处极多。从总体来看,殷璠选诗有尊古重《诗》、恶华好朴与禅近旨远三大特征。从范畴而言,风骨与兴象因殷璠吸收三教之旨而增添了庄禅兼融、雅逸备具的诗学内涵。另外,殷璠诗学"三来"之"神来"乃是盛唐释教禅意之悟的极大突显,"气来"是六朝隋唐以来儒家刚健之体的强势复位,"情来"是六朝隋唐以来道家法天贵真之思的大幅回潮。

点校本《旧唐书》“初唐四杰”本传疑义考辨

"初唐四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点校本《旧唐书》"初唐四杰"本传存在不少差讹,包括夺字、形误等,乃至标点、史实都有可商榷之处。以求对中华书局组织的正在修订中的"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有所裨益。

《全宋诗》六位名家“佚诗”小考

对《全宋诗》所辑录的欧阳修、米芾、黄庭坚、朱熹、杨炎正、赵师秀6位名家的佚诗进行了考证,或订其误,或补其缺,或校其失,可为翻检《全宋诗》之一助。

论《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

通过对《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的考察,探究盛唐文学繁荣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对《河岳英灵集》所涉及的文学风格、思想内容、文学形式和情景交融等进行剖析,研究表明,殷璠评判诗歌"雅奇"并重,"兴象""声律"与"风骨"并举,具有开放性特征,在盛唐时代具有代表性。这种感性而客观、开放的审美趋向反映了唐人开放和宽容的时代精神,是诗歌在盛唐形成高峰的内在动力。

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

唐王朝经营西域,西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明迅速碰撞、融合,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时代背景。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有意避开前人所常咏的题目,对旧赋题进行沿袭创新,显示了"尚奇""尚新"的一面;二是对新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大量运用赋序,扩大了赋的表现内容,拓宽了赋的表现领域,题材向纤小化、意象化方向发展,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刍议清诗选本视域中的“江左三大家”

清初诗坛名家众多,既有前代之遗民、贰臣,亦有本朝之新秀、中坚,其中尤以"江左三大家"最为卓著。在这些名家经典化的过程中,清诗选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清诗选家利用选本之载体,选录大量名家之诗作,加速了清初作家作品的传播,进而成就了清初作家的经典化;与此同时,清诗选本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深入观照名家名作的视角,即通过清诗选本的考察,来探究清初作家在其时或其后诗坛中经典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以及声名地位的变化演进轨迹。

高适诗异文考——以《河岳英灵集》为中心

高适作为盛唐时代边塞诗的重要代表,生前未入"文章憎命达"的怪圈,身后虽与岑参齐名,然不若岑氏之多入选家法眼。今仅就《河岳英灵集》所选13首诗,与它本比勘,发现异文若干。前贤时俊多出校记而鲜有按断,现从诗人之际遇,诗歌之意境,古体诗之音韵,近体诗之格律诸方面加以分析,给出"各从其长"的一己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