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证治特点探析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证治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北宋时期,心悸病的发展多承晋唐“类分”思想之遗风,医家们注重对前朝医药理论的整理和继承,但又有所发挥。北宋医者新提出时气热毒、热邪两种病因,补入心实热、心中风和肾虚3种脏腑证型,扩充了他病致悸的种类,心悸的通用药物被首次提出,历代效验方在方书中也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整理。南宋时期,医家们受理学影响本经典、重求理,对心悸的病名和分类方式进行规范,发挥火热、脾胃气虚、血虚、气郁、痰浊等病机,并对心悸方剂进行精简,创立诸多名方,同时注重用药的次第问题,丰富了心悸的治法治则。纵观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部分用药存在古今变迁,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病机的理解及治法用药亦与当代不同,值得学习与借鉴。

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著对《诸病源候论》引用研究

本文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收录的古代医籍为研究范围,探析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籍对《诸病源候论》的引用情况,发现《诸病源候论》之成书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伤寒类”医籍发展的历程为《诸病源候论》在后世的流传保留了珍贵有效的史料与语料,给后人探寻古籍原貌提供重要依据。

宋金瓷枕中的艺俗互动探赜

宋金时期,瓷枕中兴,烧造体系完善,产量巨大且使用普遍。宋金瓷枕不仅承载了实用、认知及审美上的多元功能,并且将工艺技术与人文艺术,社会风尚与生活情趣融于一体,化身为传统文化艺术与民间风物习俗交融互动的纽带。文章以瓷枕为窗,管窥宋金时期民生百态,旨在卮议瓷枕维系下艺术与民俗的互生共存关系,探赜两者在适用、美善、认知、寄情等层面的多维互动,以期为当代艺术与民俗的融合发展提供些微启发。

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

陕西宝鸡蟠龙宋金墓葬发掘简报

2014年11月,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在宝鸡市蟠龙镇(今蟠龙新区)发掘清理了1座宋金墓葬。墓室内的砖雕保存相对完好,共发现12幅人物、故事砖雕和5幅花叶纹砖雕,人物、故事砖雕内容包含有二十四孝故事等。这些砖雕刻画精美,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文化风俗、建筑材料及丧葬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进趋势研究

纸币面额由不同数额和货币单位组成,是纸币名义价值最重要的核心标识。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可分为“贯陌”两等制、“贯文”四等制、“两钱分厘”四等制三种类型,主要以既有的金属货币为依据,通过“以钱计值”“兑银计值”“以银计值”三种方式设定。纸币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逐步从铁钱的价值向铜钱和银两的价值转换,单张纸币面额所标识的名义价值量逐步降低。这不仅是纸币流通范围扩大、日益深入基层市场的直观反映,而且体现了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进程中,货币流通格局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的演进。纸币自身的作用,也随之完成了从浓缩大额铁钱(铜钱)的价值,到替代铜(铁)钱、拆零等分银两的转变。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变,是总结中国古代发明纸币的成就和经验,认识中国古代纸币性质和特点的重要切入点。

物见共融:南宋与金境内瓷器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宋金两国在“绍兴和议”之后,进入了长达九十余年的对峙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现紧张态势,但在商贸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交往并未完全中断。事实上,两国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上的沟通与交流不但依然持续,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共融态势。南宋境内的金瓷与金境内的南宋瓷,体现了双方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本文选取宋金境内典型窑址出土的瓷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力图揭示两国瓷器之间的交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瓷器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深层联系。我们希望通过考古学的视角,为宋金时期南北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曾巩之孙曾[旦心]降金事迹考述

曾[旦心]是曾巩长子曾绾第三子,两宋之际任杭州余杭令。建炎三年,他面对金人入侵弃城投降。受此影响,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过去的文献记载及今人研究多有忽略,致使人们至今对曾巩这位孙子的一生及其降金一事模糊不清。有鉴于此,研究结合正史、墓志、族谱、方志等文献,对曾个人及家庭情况、曾[旦心]降金始末及影响、降金之后的曾[旦心]及其遭遇等进行探究,旨在略补曾氏家族研究之空白的同时,能从曾降金事件中获得一些对现实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论太极拳中“太极”理念的形成

太极拳中的“太极”理念和传统哲学范畴的“太极”是不一样的,两者是一种包含关系。但目前的研究直接将两者混为一谈,使“太极”理念变得混淆不清。实际上,太极拳中“太极”理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先秦到魏晋,再到宋明才成型。太极拳中的“太极”融汇了各流派的思想,是一个综合理念,而非单一概念。

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宋金菩萨像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一尊标示为来自河南安阳的石雕菩萨像,应为石窟造像。从该造像的造型、装饰等因素分析,其与现存北宋至金初北方地区同类石窟造像和菩萨塑像有较大相似之处。安阳地区宋金时期石窟营建已经处于衰落期,开凿石窟造像数量较少,加之该造像出处不明,为确定其来源地点增加了一定难度。

宋金时期瓷枕婴戏纹研究

瓷枕是我国传统民间陶瓷工艺产物最具代表性的种类之一,最早发源于隋唐,兴盛于宋金时期。由于宋金时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瓷枕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前提下,对艺术形式的表达有了新要求,这一时期瓷枕装饰内容多绘风俗小品,尤以反映时代文化和艺术审美的婴戏纹较为广泛。笔者以宋金时期瓷枕上的装饰纹样——婴戏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表现形式的分类整理,分析该纹饰在宋金瓷枕盛行的原因,从而探讨其蕴含的装饰语言和审美内涵对后世陶瓷艺术的影响。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宋金时期山西小木作帐龛形制及艺术特征探析

山西作为古代建筑及小木作遗存最多的地区,其小木作类型丰富,形制完善,装饰精美,构思精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独特的木刻漆髹等匠作工艺价值,是研究古代木作艺术与技术的重要标本。以山西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和忻州金洞寺帐龛小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两处建筑遗存的历史背景和形制结构,分析了小木作帐龛的基本形制与艺术特征,并总结了宋金时期山西地区帐龛小木作的营造特点。

宋辽金时期厅堂木构建筑外檐斗拱构造方式浅析

宋辽金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南北交流更加频繁,催生出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的营建过程以及构造特点,文章以外檐斗拱为线索,对现存宋辽金时期厅堂类建筑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对象为辽代建筑独乐寺山门、宋代建筑少林寺初祖庵以及金代建筑晋祠献殿,将这些建筑外檐斗拱的构造方式拆解分析,进行对比,总结此时期建筑构造方式的转变趋势,为同类型同时期建筑的修缮与复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千金要方》药名探析

以《千金要方》宋校本与新雕本版本异文为材料,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所涉药名进行对勘分析,发现宋臣整理该书时注重考辨名实、区分药用部位、对药名进行补充并通改,使该版本的药物分类趋于细化,体现了宋代本草学的发展水平,强化了该书的临床实用性。但宋臣校改本存在理校径改、所据文献不明,与宋代本草学认识存在相违之处,由此提出通行本宋校《千金要方》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值得高度重视,切忌盲信盲从。以此研究为切入点,可深入探讨宋臣校改中医古籍的思想理念及指导原则,以便为宋校医书的当代应用以及传世本草文献的校勘等提供参考。

宋金妇女生活见证:金代郭琮墓志考释

据说发现于河北省临西县的金代郭琮墓志,实际出土地应为山西省长治市,墓志中提及的赤土坡、七里烽两处地名分别位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和长治市。郭氏一门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家破人亡,直到金朝才渐复生计,郭琮死时达到四世同堂的规模。郭母李氏的两次嫁人经历和围绕死后归葬的争端,见证了宋金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的一些事实。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