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49-1966)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十七年"(1949-1966)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黄金时代,蕴含着丰富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翻译史著、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层面,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不足予以分析和剖释。文章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生产/出版研究、译者文化生态研究、理论融合研究四个方面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空间进行展望。

“‘靠近’‘历史’的可能性”——读《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与建构(1949-1966)》

《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与建构(1949-1966)》一书以在"新历史观"作用之下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的文本实践来对其基本特征及表达诸形式进行探讨,分析其生成的动力、文本实践的形式、编排阐释模式、规范与调整的考察、多元审美建构等方面内容,并作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通过对史料梳理和理论阐释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去审察,表现了作者研究的创新之处以及客观的价值评析尺度,同时增加了一种"靠近""历史"的可能性。

17年时期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审美特征论——以《保卫延安》型战争小说为例

17年时期的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以《保卫延安》为代表 ,形成了对战争要素的单一阐释与历史行程的原向呈示、崇高军人品格的理性颂扬、单一对立的情感维度、宏大叙事与史诗构架等具有时代特质的审美特征 ,不仅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范式 。

身份的印迹——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本文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了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四类作家在17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和解放区来的农村作家以他们同中各异的身份营造了文学别样的景观,国统区作家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由于身份的错置以及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作家身份与世界观、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其创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无一例外地退居历史的深处。

图书馆界的“17年”研究

图书馆界对"17年"的研究十分薄弱。较早将"17年"分阶段研究的是黄宗忠,以后有谢灼华、程焕文、吴仲强、张树华、张久珍等在图书馆史研究中加以阐述;马恒通等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亦有所论述,而概论性著作中通常都有相关内容的阐述。在研究课题方面,有范并思、周文骏、王红元、索传军等相关成果。图书馆界对"17年"的研究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目前已进入"深入研究"的第三阶段。

存史观变: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目前,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重心还是在民国图书馆史领域,对于现代图书馆史,特别是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的历史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1949年以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体现的核心思想是"自由主义",而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逐渐被"苏联式的国家主义"所取代。从保存史料、探究历史演变规律的角度出发,学界应该重视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先验的崇高主体--“十七年”电影中党员形象的审美形态与文化表达

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艺术旨在构建起一套独属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创作的电影新模式,在这一新模式的探索之中,中国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方式成为具有根本意义和决定性的重要能指,承担着先验的崇高主体性身份的功能。这一时期的影片依照马克思主义崇高美学观念体现了“革命悲剧”特点,银幕上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因此扮演着召唤历史个体成为历史主体的启蒙者角色,是革命历史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书写者和诠释者,成为新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开篇定音的崇高符号,对于当下电影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家庭”问题研究

由于农业集体化组织的影响,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家庭"丧失了它原有的身份,开始变得可疑起来:首先,它的现实存在被历史影像遮蔽了,个体将因为其根据家庭物质条件所规定的阶级属性而获得一定的现实社会地位,同时,家庭的现实状态又会被集体按照与其历史面貌所不同的方向加以改造。其次,家庭的职能越来越趋向于单一的生产层面。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劳动能力被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别被忽略不计。再次,个体挣扎并脱离它的行为在集体的背景下合法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分家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的笔下成为了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

“十七年”时期影响较大的农村题材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方法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戏曲剧目,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有一些剧目在问世之时,受到观众的热捧。它们为何能“立得住”且“传得开”?这主要归功于三种创作方法:一是反映农民较为关注的问题,如青年人怎样才能得到幸福的婚姻,如何让分了土地的农民不再返贫,人们怎样才能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当少数干部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之后农民又该怎么办;二是通过所讲的故事完全取材于生活、故事的开展一如生活那样自然、表现出农民的真正品性、让人物说纯粹的乡土语言等手段真实而自然地描写乡村生活和农民;三是表现农民观众信任党和政府、不满无差别的平均分配制度、希望缩小城乡差距的社会心理,同时借鉴、运用大量的传统艺术形式以尊重农民观众的审美定势。

批判与体察——直面中国“十七年”文学景观

从1949到1966年,中国"十七年"文学呈现复杂的景观。特殊的政治情势和氛围,使它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苏联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译介,给它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农村题材作品、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社会主义"新悲剧"作品得失相依,很难一概而论。对于中国"十七年"文学持审视历史的批判态度是需要的,但同时必须进行设身处地的"体察",给予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

“十七年”农村小说书写中的“历史疏离”态度研究

"十七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时代,表现出了相当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对于这一时代而言,它与过去的关系不是一种继承的关系,而是一种彻底决裂的关系。"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呈现出的历史态度无疑是对时代氛围的反映,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它并不能与传统完全分道扬镳。在这里,我将抽取两个方面来阐释这一问题:一是农民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自然(土地)无疑是最能反映农民本源的东西;二是乡村传统道德模式的变化,基于个体的道德标准到基于集体的道德标准的转化过程使我们有可能窥见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私人空间的消逝——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乡村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所再现的空间是一种打破了公私界限的空间,或者说是一种几乎没有了私人空间的空间。无论是劳动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占据,还是由于目视所导致的个体私人行为的转变,我们都可以发现乡村社会中公、私空间界线的消逝——公共生活空间的无限延伸侵入了农民私人生活领域,并使后者在一种不合法的名义下自行引退。这反映了个体农民与国家之间更紧密关系的建立,也昭示着一种国家全面掌控个体生活的趋势。

“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情感”问题研究

从"十七年"农村小说中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描写来透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一方面,情感的侧重点集中在了"同志"式的友情上,在公共事业中萌发的友情成为超越亲情和爱情之上唯一可以信赖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公私斗争的严峻现实,这一切情感关系都开始以"阶级"为建立基础。

1949-1966年新中国现实题材连环画创作研究

现实生活题材的连环画是1949-1966年连环画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章以该时期现实生活题材的连环画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一时期连环画繁荣发展的原因及时代历史背景,现实题材连环画的主要类型,及其在表现手法、构图、背景描绘等形式表现上的特点。

创伤与治疗——对读苏联作品看中国十七年战争文学

中国十七年时期,刘真、路翎、王愿坚、赵寻等人独辟蹊径,勇敢地创作了一批反思战争创伤的作品。他们惋惜战争中逝去的生命,揭示战争对美好人生的戕害,并提出修复、治疗战争创伤的良好愿望。但是借助于苏联同时期相关作品的对读,尚可发现这些作品仍有其未能或不敢触及的"伤疤"。

王朝闻对“十七年”文艺的反思

建国后十七年间,王朝闻对文艺进行了一系列反思。他反对人物创作的公式主义,主张文艺要正视人性的复杂性,要重视人物心理描写的具体性;针对文艺界出现的描写生活的概念化现象,他提出要尊重生活细节、矛盾与多样;他认为遵循艺术规律是获得作品政治功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他梳理了文艺的政治功用与艺术规律间的关系。王朝闻的上述理念,反思了"十七年"文艺中的教条主义,维护了艺术的特有属性。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城市劳动就业问题

新中国城市劳动就业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呈现不同的特点。50年代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为主,重点是对众多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进行救助。随着失业救济工作的全面展开,党和政府制定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总方针,多管齐下解决不同人群的就业问题。进入60年代后,解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为此,党和政府提出了"统筹安排,城乡并举,而以上山下乡为主"的工作方针,一方面阻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另一方面安排失业工人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劳动,同时广开就业门路。这两个时期的城市就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讲话》对“十七年”连环画的影响——以早期《连环画报》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十七年”(1949—1966)连环画的题材选择、服务策略、创作路径和艺术批评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的《连环画报》(1951—1960)是“十七年”连环画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本文以《连环画报》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连环画的发展脉络、风格特征及其与《讲话》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