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

欧亚新航线在16世纪开辟以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西欧,给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在17—18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立足印尼的爪哇尤其是巴达维亚(雅加达)与中国开展贸易,巴达维亚(雅加达)在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贸易承载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开启了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尤其是荷兰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进程。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促进中国与西欧的物质文化交流、把大量茶叶和瓷器输入西欧、影响西欧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介绍当时的中国国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交往性质和方式的局限以及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隔阂,当时荷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精神文化的交流相当有限,尽管荷兰人对中国已有比较多的了解,荷兰在文化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论15-17世纪的英国教育

随着15-17世纪经济社会的进步和转型,英国的教育状况得以发展。一方面,教育机构、教育内容及各阶层的教育观念日益向世俗化转变;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及受教育阶层不断扩大,教育日益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加上科学知识的日益发展,在17世纪,英国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教育思想体系。

论17世纪与18世纪欧洲宫廷服饰的差异及对现代服饰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17、18世纪欧洲宫廷服饰在文化背景、含义及渊源、服饰特点、风格等方面进行差异性比较,指出这一时期服饰风格对现代时装设计及服装审美的影响作用,提出我们研究西方民族服饰文化其意义在于能融合外来文化、洋为中用以提高我们的服装设计及服饰审美水平。

革新与困境:17世纪英国的反决斗运动

17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时期,作为封建文化的决斗与资本主义新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英国政府、教会和社会精英都与之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在17世纪先后掀起了两次反决斗运动。这两次革新运动的性质虽有差别,但都不能扫除英国封建文化残余——私人决斗。这种困境阻碍了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17世纪蒙古史家笔下的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

17世纪蒙古史家以成吉思汗———忽必烈系为正统,而否定异系,即成吉思汗其他子孙后裔、诸弟及其后裔。《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等早期文献记载了不少有关成吉思汗与诸弟哈撒儿、别里古台之间矛盾的史实,为编造类似的故事提供了史实的影子。蒙古史家们虽肯定哈撒儿后裔,强调他们对大汗后裔的三次援救行动,但又揭露和谴责其的不端行为。同样合赤温、别里古台后裔也不例外。

谈17-18世纪荷兰代尔伏特陶的中国风设计

17世纪50年代,在荷兰的代尔伏特,首先出现了模仿中国明代青花瓷的釉陶产品,并大获成功。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代尔伏特陶从纯粹模仿中国的外销瓷,逐渐转变为自己创作中国风格的作品。与此同时,在代尔伏特陶的影响下,欧洲各地的窑场纷纷开始生产蓝白两色的中国风格釉陶,中国风设计从此真正开始。通过对代尔伏特陶典型作品的分析,以明确中国风设计在陶瓷领域中的表现特征。并可以从整体上把握17-18世纪整个欧洲中国风设计的脉络。

论藏传佛教对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影响

16世纪末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 ,其宗教神权思想成为蒙古社会的统治思想 ,对蒙古史书的编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7世纪蒙古编年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黄教影响 。

14～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转型与明代政治发展

文章对明代政治发展的特点作了分析,认为考察明代政治发展进程,必须将其置于14至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背景之上。这一时期,中国逐步由领先于世界走向落后,明代政治的影响不可小觑。

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传教客家原乡汀赣札记

17世纪,艾儒略、刘迪我、聂仲迁等耶稣会士,先后在客家原乡闽西(汀州)、赣南(赣州)开堂布教,使之发展成为西方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布天主教的重要基地之一,从而为今日客家原乡社会和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17～19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居民移居越南问题研究

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在17~19世纪迫于国内多方面的压力移居越南。他们到越南后贡献智慧、辛勤劳作,对越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7世纪中叶土尔扈特与西藏的宗教关系研究

17世纪中叶是土尔扈特部与西藏宗教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本文在简要介绍土尔扈特族源及其西迁的基础上,主要从弘法、布施、礼佛等展现土尔扈特与西藏的宗教关系,展示了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关系嬗变中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宗教文化交流在推动民族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是独特的。

广作牙雕:17-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交流

象牙雕刻与玉雕、景泰蓝、雕漆曾被誉为中国工艺美术“四大名旦”,也是记录人类文明进程的艺术符号之一。17-19世纪期间,广作牙雕是深受西方世界欢迎的中国工艺“国粹”之一,对此,前人已有专著和文章展开过较多的讨论,但是,对于广作牙雕和“海上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关系的探索仍较薄弱。本文通过对广作牙雕原料来源、技艺特征、源头及外销发展历程的梳理,探讨了广作牙雕海外市场拓展与海上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的关系,提出如下认识:(1)广作牙雕的历史很长,其材料来源既有本地也有外域,唐宋以后,特别是17-19世纪中期,外销牙雕制品所用象牙材料主要是通过以南海为起始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交易获得;(2)17-19世纪外销的广作牙雕典型器物包括象牙球、象牙提篮、象牙扇、象牙首饰盒、象牙针线盒、象牙名片盒、象牙信插、象牙胸针等,品类相当丰富,尽管在数量上不及外销瓷器之类的外销品,但其材料价值高、雕刻技艺难度大,在艺术性、观赏性及文化兼容性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是当时重要的外销商品之一;(3)广作牙雕精湛的技艺、式样及装饰纹样既有对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也有对海外创新技艺的吸收,并受到其时欧洲消费文化的强烈影响。17-19世纪外销的广作牙雕实际上是广府工匠参照海外客户的需要,进行工艺设计融合和定制生产的产品(ODM),是中国能工巧匠技艺与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4)17-19世纪广作牙雕对外贸易的成功,显示工艺产品跨文化交流、互鉴,是其可以有效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要素,甚至可能是关键要素之一,为当今我国其它材质的宝玉石产品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典型范式。

试析16~17世纪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16~17世纪的英国面临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双重变革。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财富的积累,英国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旧的社会等级秩序渐渐为新的等级秩序所代替。贵族阶级作为旧的社会秩序中的中坚力量虽然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然其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中等阶级的兴起、教士和自由民社会地位的变化、两极分化的加剧等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本文从英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入手,探析16~17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与影响。

17世纪苏格兰殖民扩张进程与不列颠国家的形成

17世纪是西欧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拥有悠久的海外移民和经商传统的苏格兰也进行了一系列建立殖民地﹑发展殖民贸易的尝试和努力,但始终受到1603年王位联合后英苏王国关系不睦的消极影响。17世纪后期,苏格兰人在殖民扩张活动中既面临来自欧洲主要海上强国的重重阻力,同时也呈现出巨大的潜力,这成为1707年前苏英双方选择议会合并,组建不列颠国家的重要助推因素。

17世纪台湾郑氏海商集团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

17世纪之际,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当时的中国,自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增长最快、最富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而后组成了以其为主干的台湾南明割据政权。他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

17世纪明清鼎革中的广东海盗

17世纪对于广东沿海地区来说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明朝的海禁、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国际贸易结构的调整以及明清两朝的更替,为海盗活动的崛起与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起初,这些靠走私和掠夺为生的海盗群体组织松散,有的向南明皇室寻求庇护,有的投靠新成立的清朝,有的选择效忠越南,有的甚至自立门户。17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全球贸易结构的转变,大部分的广东海盗投靠位于台湾、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郑氏家族商业集团,成为其集团的正规军事部队。在郑氏强大而成熟的政治体系和商业网络的支撑下,这些海盗除了从事大规模海外贸易和提供海上通道的保护外,还开始了一股海外华人移民到东南亚的浪潮。他们在人烟稀少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今越南南部及柬埔寨)建立忠于郑氏政权的根据地。1683年,随着郑氏投降清朝,这些根据地变成了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这些海盗的经历一方面凸显了广东作为中国海外贸易大门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资源丰富的东南亚逐渐成为中国过剩人口从商和移居的地方。

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

1613年英国通商使臣约翰·塞里斯(John Saris)抵达日本,两国互换了国书及相关商贸规定书,开始了双边贸易往来。1623年,平户英国商馆关闭,两国通商关系随之断绝。对于英日两国早期交往这段历史,由于史料匮乏及商贸交往时间短暂,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通商关系断绝的论述上,①对贸易情况及其他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事实上,不仅17世纪初英日两国存在实质性贸易联系,而且两国贸易呈现出显著的特征。

论17-18世纪世界瓷业的国际化潮流

17、18世纪世界瓷业出现了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化趋势,朝鲜、日本和欧洲各国纷纷学习借鉴中国制瓷工艺与艺术,中国也对各国瓷器工艺与艺术进行融合,从而使世界瓷业呈现出显著的国际化潮流。

17-18世纪中国漆作对法国室内装饰的影响

17世纪中后期,采用中国漆作进行室内装饰的新时尚流行于法国。漆作成为法式“中国风”的重要装饰元素,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对法国的室内装饰艺术产生广泛、持续、深远的影响。法国工匠对中国漆作精心改造,努力使之与法国本土装饰艺术相融合。法国本土制漆业在18世纪初逐渐成熟,法国成为欧洲的制漆中心,从而推动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中国风”室内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

17世纪法国王权与教权对立统一的关系分析

17世纪的法国在经历了16世纪连续八次的宗教战争以及在《南特敕令》的颁布后,法国的宗教冲突相对缓和,同时王权也得到了加强。不论是在路易十三时期还是在路易十四时期,掌握神权与掌握政权的两大集团既彼此争夺权势,又相互依赖和利用。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发现17世纪的法国王权与教权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推动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变革,促进了法国社会的发展。通过对此关系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17世纪法国的社会意识形态。